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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通「吧台」 分拆與匯聚的難題
無可替代的當代藝術空間─「伊通公園」二十週年誌記
伊通二十歲生日思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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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通「吧台」 分拆與匯聚的難題

文/陳慧嶠2001/9/8

“人類語言的特徵是創造一個經驗的替代品,讓這個替代品在時空之下永無止境地傳遞下去。這就是我們象徵符號的本質,也是語言傳統的基礎。” --E. Benveniste。換言之,「酒」、「咖啡」或「Bar」亦是人與人之間互相溝通聯繫的裝配之一。

談到伊通的「吧台」,必須回到1987,那一年「春之藝廊」結束,「SOCA現代藝術工作室」又告暫停,於是莊普、黃文浩、劉慶堂我們幾人,每週定期游走於忠孝東路上。這次「設計家」,下回「IR」不然就是「統領」的,啤酒屋、茶藝館、咖啡廳及當時流行的Disco Pub(Kiss、華聲戲院改裝的Soho或黎園的Band),反覆輪替著。今天他們家,明天我們家,有時拜訪其他藝術家或設計家的工作室,我們的足跡走遍各處,為的是有個定點談論及學習,理由是藝術及創作。當時,我們個個都是菜鳥,內心充溢著對藝術的迷思與渴望,不同於今日言然已是個藝術家,除了莊普。就這樣不斷地追逐、不斷地翻閱,探尋心中理想的聖境,直到伊通落成…;這算是伊通形成的開端吧。

然而記憶不完全是關於過去的;尋找未來的可能性,其實也是在追溯往昔。我們都抗拒著不願意妥協於時代的現實,企圖以自己的方式去發展藝術的軌跡;哪知道我們可能只不過是一群困頓在玻璃瓶裡的生物,是否可以走出瓶口,或甚至是否知覺自己困在瓶中,已經是可以纏繞許久的問題,更不要奢談去改變瓶外的世界了。還以為自己走在康莊的坦途上,一直進步向前。似乎時光之旅中沒有指南,我們就像在沙漠中迷途的旅人,相信自己正朝著烏托邦的綠洲前進,但我們怎知──也許只有某個自天上俯瞰我們的想像中的人物才可能知道──我們不是在繞一個大圈圈轉?嗯,當代就是不斷變動、不斷派生複雜曖昧的互動關係,互相滲透、交纏重疊地創造了動力和暈眩。「伊通公園」之所以會存在,實因眾多藝術家的自發和聚合所創生的,遂而形成了生活結構中平凡樸質的創作空間,開創著、揭示著一切善美的事物,乃至跨越體制和地方的狹小範圍。而伊通之所以能存活至今,或許就是那份對現實條件不妥協的意念;也更或許是因為那個「吧台」匯聚了各路人馬,讓人可以自由來回地穿梭;溝通並交換信息。無論界內界外,不論來的目的是什麼?都曾豐富了伊通的內容。

那個「吧台」之所以建成,來自它的前身「露天咖啡」也來自那段游走的曾經;當初要不是這一片天,伊通可能也不會位於現在這個地理位置。記得1988年,劉慶堂要探勘場地成立攝影工作室,期間我們找過無數個空間,都不盡理想。8月的某一天,我們來到公園邊的伊通街41-1號的入口,簡陋的門面散發著腐朽的氣息,「放棄吧,不用看了!」當時我是這樣說著,但既然來了上去看看也無妨,爬上了二樓,觸目眼簾的是陰暗深沉的隔間,更堅定了放棄的念頭,「再上去看看吧!」劉一面爬一面說著,「哇~~有個陽台,三樓不錯耶!」我們高喊著,就這樣二樓做攝影棚,三樓做為藝術切磋的場所,開始一瓦一磚的建構,陽台的一片小綠地當為休憩的空間,而室內小小的台面上,大家開始拿出作品來展示討論。也因此口耳相傳的慢慢聚合了幾位藝術的同好,莊普引領著我們。如此一路摸索著,直到1990年隔壁41號又租了下來,3月伊通才正式對外宣辦展覽。換言之,陽台的腹地更大了。幾場展覽下來,我們觀察來參予的人們,似乎少了轉折的空間,他們對作品充滿好奇驚嘆,卻又有幾分退怯及忐忑不安,也許他們認為闖入了私人場所;也或許我們幾人原本就對空間的改造特別感興趣,發揮空間的想像,常要比製作作品來的更開懷,對空間的營造和藝術的分野,我們向來難以區別。於是9月開始大興土木,將陽台構築成我們嚮往的氛圍,一切一如預期中的大快人心,臨門的藝術家們皆能暢所欲言地陶醉於那股輕快明朗的氣息裡,在那張大木桌上高談闊論展出的議題,然後廣邀大家參展,或在夜間看著幻燈機投射於大樓牆面上的影像,聽藝術家們講述自己的創作經驗。也許是因為陽台中炎熱的地中海風格,有人說是西班牙式,漸漸地留學歸國的藝術家們,自然地匯聚在這裡,於是當時有種傳言,留美的在「二號公寓」,留歐的在「伊通公園」,還有另一種說法是南「阿普」、北「伊通」因為地域的關係。這類分野,與其說是後天的學習環境因素所造成,我倒寧可當它是行星運行的效應,天王的叛逆、海王的幻想、冥王的再造,水星的傳達、木星的擴張、金星的安逸,太陽的溫暖、月亮的不安、土星的責任和火星的行動等,是這種神秘的排列組合,眾星雲集的磁波,使得這群藝術家拗氣相應、臭味相投地契合在一起,當然,這是我個人的成見,向來傾向於簡約自己與外在世界的關聯。事實上藝術家、哲學家或科學家等都是沒有分別的,他們的工作都是創造觀念。政治、時勢、現況、心靈、生活和神話…等等,也都不是獨立自存的事物,而是互相變向改造的分離綜合。它們之間沒有主幹,也沒有中心,純粹是歧路與意識網路的交接匯流,根莖的散播。

如果不是好奇心使然,或許「露天咖啡」就足夠了,但我們開始對這種鄉愿式的景緻感到厭倦和失去耐性,發覺某些事物開始重複,可以結束了。我們決定改變樣貌,「新」總是吸引著我們,而變動是為了彼此而存在,我們相信「吧台」能帶來新的生機和知覺;而感官與心靈的幻覺,使我們再次成為自己的囚徒。但單是理解並不足以感動我們拿本身的靈魂來作冒險的,而是因為在它的裡面有一種發人省思的生命脈動,貫串其間。意在於召喚生活空間之詩意品質,使藝術家建構一屬於主體創造的情境作品,不可複製地根著於地方歷史的世界中。但如何在日常生活與社會結構易於流變的特性中,意識還能保有暢達的活力驅策精神自由?特定性的釋放與流動有其特殊的契悟及必要。而對場所的歸屬覺知──「未知境的究極意義」與「對現實困境的克服」,均是構成藝術家在日常生活中斷此取彼的行動主張;亦是主體記憶中不斷召喚與回溯的根基,更是活性的空間之詩性智慧的來源。於是1994年5月我們幾人使出藝術家的最大本領──窮極智生,除了腦力激盪外就是勞動,刷牆的刷牆,製圖的製圖,整理的整理,改裝的改裝,展場內多出一把樓梯又架設出頂樓的另一片天,在這裡活動的藝術家們幾乎都曾留學,他們回味著求學時代在「吧台」打工的經驗,剛開始時大家都盡情其中。而「吧台」內那堵寶藍色的牆面、地面上的星座符號、猛熱的音樂及酒精的眩目,或歌或舞煙薰瀰漫地不知誘引了多少人的想像,幾年下來空間裡漸漸地冒出一群走在尖端的外星人,藝文界、設計界、演藝界、時裝界、外籍人士或一些從小就飄洋在外的ABC族,他們觀看我們,我們閱讀他們,彼此非想誤視、非驢非馬的,一方面疏離冷漠,一方面又嚮往騷動,相互依融卻也兀自獨立,雖每次的展覽開幕亦帶來相映的人潮,但也就在這樣的氣氛裡,我們看到人際關係的推擠與倚賴。可是,藝術家終究是藝術家,真正專注和關心互動的仍是藝術的發展;另一種危機意識浮現了,有些藝術家無法適應,自閉於一種被動、沉默的反抗,懷念「露天咖啡」的時光。

但伊通無論在空間上如何去更動它的屬性,終究是以藝術家們的思維為主軸,從不是以現實營運為考量。再說空間對我們來說永遠不敷使用,展場內的硬體功能總嫌不足,總是少了隱蔽的討論空間,或儲藏室或辦公室的,有時我們甚至連伊通唯一贍養的經濟來源,二樓的商業攝影棚都佔領,這些年來空間不知調整了多少回,但經濟太慘澹,我們總是只能挪用最微薄的資金,去做大幅的整頓。人事上的調配實則是一大難題,這裡的財務非常竭蹶,如果一切要正常運作至少要三位工作人員,外頭的Bartender、展場內的藝術行政和助理,再加上房租、基本雜支、水電、印刷品、郵資和酒材損耗等,每個月的營運開支少說也要17萬,這筆開銷要從何而來?這裡展出的作品眾所皆知難以交易,原因是因為實驗、裝置和非商業,或者說是少了個專業的行銷人才,我寧願說是整個社會的藝術體制並不健全,美術館、畫廊、收藏家和藝術家之間,並沒有一套健全可信的倫理,也許這就是所有的「替代空間」或「另類空間」的宿命。要如何獲得精神昂揚的調劑?如何智取於現實,才不會使耗費的努力盡付徒然?我們或多或少的期望「吧台」有些收入添補支出,但這不是一個專業的Bar,或許有人認為這就是伊通「吧台」的特色。且想想這緩慢而艱困、持續不歇而模糊不定的過程,不勝枚舉的空間及新生的參與者,個個無疑地均亟私自他個人未獲禮讚的平凡存在中,創造他自己的舞台,他自己的劇本和場景──當中卻鮮少有人能夠甘於務實,雖渴求上場、渴求特寫、渴求目的、渴求特權卻不渴求內容,在猝來的災難中,暢飲及時行樂;既擴充又腐蝕,教育我們此消彼長的道理。

的確「吧台」是伊通的奇景之一,但矛盾的是它讓我們的精神狀態疲憊不堪,整個空間的作業時間必須因為它而延長至凌晨2點以後(最辛苦的莫過於劉慶堂,從上午9點攝影開張到凌晨畫廊關閉,全年無休。),週末人潮一多,畫廊內的工作人員都必須出來支援,而它的經濟效應卻只足夠支付「吧台」那一小塊天地的開銷,「吧台」的喧嘯和吵雜,實則干擾了展場的正常作業,因為入口只有一個。「吧台」的成立原本就不是為了要營業,而是為了要縫合談論的缺口,我們深信潛談能使藝術有多種可能的發展。而「吧台」裡真的是在對話嗎?“如果這是一場對話,但這真是一場對話嗎?或者每個人都只是為自己說話,而非為了彼此?也許,「吧台」的價值在於被另一類族群所繁殖,在於它不會在藝術缺席或沉默的間斷時被遺忘,在於生活不只是為了藝術,而藝術卻豐富了我們的生命,都有可能;但問題是相互理解。也許沒有人可以理解任何人,每個人都相信已經在聲音裡放進了對他很重要的意義,但是只有他能理解;另一個人給他回答,但是這和他所談的沒有關聯。那是聾子之間的對話,沒有頭尾的對話。”──這或許只有同樣心境的人能了解。每每看到來這展場的人,遇見作品只是經過,甚至視若無睹,十幾年下來還是有人會問:「作品在哪裡?」「這裡好好玩喔~~」天啊!我們所付出的心力和時間,所負下的龐大債務,無論是人情債或是財力,只是為了好好玩或讓人覺得這只是個遊戲!這絕不是挑釁,這是事實,或許他們來的因素真是因為伊通裡面有個「吧台」。

「吧台」要不要拆?我們自己內部起了很大的爭議,心理也都非常矛盾和猶豫不決。這問題困惑了我們兩年,我們雖培養出一種對幻想世界的敏感能力,尤其是認知我們自己的意願和處境。如果大環境在藝術這方面能予以刺激,或我們懂得與社會體制建立較良好的關係,也許就不會有這種對峙的矛盾。我們懷念早先「吧台」的那段時光,每個藝術家或哲學家們在「吧台」內發表高見,甚至充當Bartender,每當興致一起,我們一群人總會坐在「吧台」外唏噓起鬨,不管什麼人物來,藝術家、策展人或藝評家等,先喝一杯再說,直到頻率調對了,每個人對藝術的爭辯總能帶來高潮──感覺從一個時刻走向另一個時刻,從一個層次伸延到另一個層次地擴大了機遇的不確定性,然後,大家帶著疑問離去,隔日再續…;每個人的背後都有一段精采的故事在這期間串聯著。漸漸地聞聲而來的人日益增多,但多是為了「吧台」而來,或許因為它的廉價,或許因為它的開放及有趣,佔領「吧台」的不再是藝術家,而是酒客或浪人,要談論藝術總要等到曲終人散或另闢場地才行,藝術家們在那空間裡不再自在,不再輕鬆,因為藝術不再是話題。對伊通來說「吧台」建立的初衷是為了藝術,不是為了服務人群或矯情,過度的喧嘩亦帶來困擾,這一帶是住宅區,喧鬧總是讓鄰居嗤之以鼻,管區不時到此拜訪,雖知道這裡是藝文空間,亦警示真要檢舉我們,就算這裡真要去多登記一個營業項目:餐飲,空間結構亦不符合條件。既然這裡開放,就難以過濾人群,什麼樣的人都有可能出現,帶來的弊病多過於正面;如果負面也算是一種學習!我們的神經總處在備戰狀態,永遠無法預知下一秒將又要發生什麼…,我們分身乏術、疲於應付,有些應對上的疏忽,令我們心神不寧也失去了耐心。當這飄渺的夢想成真,我們這才懂得,要能勝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一切是用靈魂換來的,就算再超強的靈魂也注定要萎謝。我們心理明白沒有兩全其美的事,「吧台」愈是要專業化的經營,就會愈失去它原有的純真,我們的現實條件亦無法將我們的心力投注於兩個方向,我們只能朝我們所關注和擅長的部分去努力和發展。

終於,2000年底決定拆除「吧台」,今年5月再度以新的樣貌呈現。也許有人感到挽惜,因為伊通最有趣的就是那個「吧台」,甚至有人擔憂來此參與的人潮會因此減少,換句話說,不是裡面展出的作品叫人來此喝采,我們不知道是該扼腕,或是該高興,或許這亦是廢除「吧台」的潛在因素之一。如果夢想是願望的達成,那麼,那個「吧台」已經階段性的達成它的任務,一種認知的過程,至少我們對它的好奇早就煙消雲散,至少解除了我們心中的地雷,尋回原先的自主和展覽空間上的完整,讓我們再度返回原點,完成一個週期,但這個帶領著我們──或經由災難和混亂,或在心靈欲想中回到原點的東西,究竟是什麼?是一種修正,一種抗拒腐化、虛偽和對純淨的再肯定,一種回到原點的再出發,「新」永遠為我們帶來了希望和張力,帶來更上一層的雀躍,帶來了無限的發展和更多的可能。雖然,有些人又開始懷念起那個「吧台」,那個對我們來說早已疲態老化的位置。而新空間的純淨,那…是一種美,我們不曾離開,我們舉足輕重,我們或可擺脫被動的卒子之姿成為未來的創造者,但這也許言之過早──儘管文化政策同仇敵愾、昂首闊步的對自己講求實際的智性,平庸及理所當然的烏合大眾精神,已經到了令人擔心的輕蔑程度了,風馬牛不相及的事物,毫無章法地一個接一個迸出來,狂妄虛浮、自吹自擂、肆無忌憚的就算表達再自由、資訊再發達,也不過僅是用電腦整合出一堆無義的資料;但是一個人判斷能力的形成仍需要時間。一切是這樣的清晰、沉重和遙遠,要趨近世界,我們唯一的轉圜除了自覺,還是自覺,這不是封閉,是要朝發掘更大的真相而努力。政治與文化的關係不是意識形態、性情迴異或高調唬人的狹隘作為而已,或許真正的自由,是要懂得取捨,不是擱置、敷衍或混淆視聽,否則大家只能保持距離,非禮勿視,我們永遠只尊敬受我們尊敬或尊重我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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