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明弘
Michael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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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明弘:一日之別,人生兩境
文 / 林昱

上海,襄陽路附近的一家再普通不過的雜貨店。店主售賣鍋碗瓢盆、一定還在你的記憶裡的印著花卉圖案的搪瓷尿盆、滅蟑螂老鼠的毒藥、燈泡螺絲和工具、幾種不同的馬桶刷,以及便宜的膠鞋、手套、繩索。一個外來的男人站在店主夫婦面前,正在向他們解釋一件事情,在他的手裡捏著一個不起眼的塑膠袋, 裡面裝著讓店主夫婦難以抗拒的人民幣。正是吃飯的時候,圍觀的街坊聚攏在小店旁邊,有的人手裡還捧著吃了一半的飯碗。人們或嘖嘖稱奇,或心生羨慕,因為這個拎著塑膠袋來到這裡的男人,正在買下整個雜貨店。人生境遇,不可思議,對店主夫婦來說,這是改變他們命運的一天。

一整個雜貨店意味著什麼?700多種日用商品,每種的數量多達數十件到百件。它們被工人一一清點、拍照、編號、裝箱,先送到林明弘的工作室,再送往位處高雅地段的外灘三號滬申畫廊。在那裡,林明弘在他的個展“一日之別”中複製整個小店,參觀者穿過擺滿雜貨的小店進入到滬申畫廊的內部,發現所有那些物品都被擺放在訂製的木箱裡。木箱被做成帶抽屜的格子,內部用紅色絲絨包好,幾塊錢一個的碗、鍋鏟、煙灰缸像名貴的首飾一樣被擺在紅色絲絨上,它們,就像地球上的城市人所擁有的日常生活一樣,當你換一個角度來看它,就會發出一陣嘆息。

對於本地人來說,這是因為太近而被忽略了的日常,對於異鄉人來說,這是易以接近卻難以真正進入的生活,一個名叫“上海的人生”的博物館。林明弘就是那個用好奇的目光打量著這個博物館的異鄉人,他在這裏居住,卻不知道怎麼說上海話,於是,他嘗試去那樣的小店買東西,最後把這個小店和裏面的物品變成了一個作品。

從台灣花布到上海雜貨

這個展覽對於林明弘來說是一個與以往非常不同的東西,一個相當於“All About Shanghai”的作品。在這之前,他的代表作是用傳統的台灣花布圖案在公共空間中做大型裝飾和裝置。

雖說在上海已經定居兩年,林明弘一直在歐洲、台灣和上海三地間跑來跑去。在上海,林明弘努力的尋找一種地方語言──跟上海的觀眾對話的東西。正如他在台灣用當地的花布與當地人對話,林明弘善於借用於當地人沒有陌生感的東西。

實際上,菜市場也好,雜貨店也好,林明弘一直對地方性的東西感興趣。從一個藝術家的角度,他需要問自己:我跟我的環境是什麼關係,我跟我的觀眾是什麼關係。 很多人做的是沒有對象的藝術家,林明弘則需要考慮藝術的對象。“其實我們台灣以前也有很多這種雜貨店,它代表了一種經濟的過程,這些店慢慢地消失了,沒有以前那麼多了。”在林明弘看來,這些雜貨店是非常地方性的存在,襄陽路附近的這個雜貨店,代表的是襄陽路附近的生態特質,甚至跟長寧區的雜貨店也不同。一個家庭去做一個買賣,有些東西已經堆了好幾年。在台灣,這種東西已經被便利商店替代,台北的便利商店和高雄的便利商店完全一樣,沒有地方性的人情不復存在。

林明弘是日本出生的台灣人,從小在美國長大,當他在加州讀完大學回到台灣,人們都把他當作美國人。那是在1993年,台灣社會之急劇變動,比1997年的香港有過之而無不及。就是在這個時候,台灣人開始考慮自己的文化身份,有鄉土文學,還有楊德昌、侯孝賢、吳念真和蔡明亮,用他們的方式在追問和解釋台灣人自己的認同。“那時候在台北市的空氣裡就有一種懷念的氣息,所以我也在問自己。”

如今,在上海這個全新的環境,林明弘決定用同樣的問題再問一次自己。“我是一個外地人,我對這個地方是有距離的,我只能從外往內看。我要怎樣去靠近這個地方,就好像我要怎樣學習上海話……”

林明弘的鄰居都是上海人,然而他並不真的能夠走進他們的生活。直到有一天他在街上走,忽然想到:“我可以通過雜貨店認識上海人。這也是一種進入吧。”

時態流轉與常物情結

“我猜,我這種人為什麼會對日常生活那麼感興趣,是因為我一直沒有日常生活。”從2001年到2007年底,林明弘幾乎每一到兩個星期都要飛一次。他一直在遷徙,每到一個地方就是在工作。“到溫哥華,住在美術館旁邊的旅館,整個星期的路線就是旅館與美術館之間的往返。下一個星期,紐約,再下一個星期,巴黎,然後去比利時,再跑到奧地利……”林明弘已經在巴黎住了五年,卻連一個仙人掌也沒有能夠養活。他沒有頻繁、穩定的日常生活,這或許不能用來解釋林明弘的作品,卻能夠解釋他的生活方式,以及對日常事物的興趣。

《What A Difference A Day Made》是墨西哥作曲Maria Grever在1934年寫成的歌,最初用的是西班牙語,導演王家衛曾在1994年的電影《重慶森林》中用過這首歌,據說,正是由於這部電影的啟發,林眀弘決定用這首歌來命名他在外灘三號的展覽。

“一天能有多大變化,不過是24個小時”,林明弘自己說,其實就是這首歌的第一句話,給了人很多的想像。

1994年,林明弘就開始使用台灣的老土花布。 那時,那些花布早已退出了時尚,人家都問:林明弘,你怎麼那麼土,那麼三八。然而林明弘看中的正是那種布給人帶來的親密的、貼身的感覺:台灣人曾經把它綁在頭上、蓋在身上、穿在身上。“我們對它的記憶不是知識上的,而是肉體上的。那種花布引起人們對祖母那個年代的懷念的感覺,這小小的傷感,是對過去的東西的懷念。”

就和那些艷麗依然卻已不再流行的台灣花布一樣,來自街邊雜貨店的日常物品,也在提醒人們時間的流逝。而那些去到外灘三號看展覽的人,當他們看到展廳大屏幕上的影像──一些穿著表演服裝的雜技演員正在使用雜貨店裡的日常用品玩雜耍,即使並不知道那是開幕日的演出錄像,也會忽然意識到:我是不是錯過了什麼?

所以林明弘做藝術家,就是在用工作的方式碰觸某一種人的集體記憶。他發現和收集他人的記憶,並且用自己的方式將這記憶帶回當下的環境,讓人思考、唏噓、默默的回想。對於被完整的複製到滬申畫廊的那個雜貨店,林明弘感到很高興:作為上海人在21世紀初的生活的集合與收藏,這個店將會被保存下來。

住在現實的樓上

頻繁移動的生活令林明弘一直都不知道怎樣才叫做“我的家”。他在每個城市居住,但在每個城市都待不久。在歐洲,他只住老房子。他不喜歡塔樓式的公寓,因為那裡的一切設計都經過了經濟的考量,剪掉了很多人性的東西。“我不是浪漫主義的藝術家”,林明弘這麼描述自己,所以他不會住到山上、海邊,與生活保持距離。“我這種藝術家,我沒有在創作,我只是一個工作者。所以我需要存在在都市的環境裡,參與在社會裡。所以我會喜歡住老房子,我住在老區,才能夠跟路上的人、和鄰居的生活發生關係,體驗到當代的、一般人的生活。”

在林明弘頻繁遷徙的人生中,上海是一個相對穩定的“停留地”。來到這裡完全是因為偶然的機緣,最初的設想是“其實我也可以來住一住”,因為這個設想符合所有身邊人的心意,他就從北京飛到上海,在一天之內看了十三棟房子,看到了第十四棟,就是它了。對於林明弘,這也是他個人生命流轉旅程中的“一天之別”。

不管朋友們怎麼嘲笑他像個“外國人”,林明弘住到了一間典型的72家房客式樣的老房子的三樓。鄰居都是普通上海老百姓,進出家門的時候,他需要穿過被鄰居堆滿了雜物與生活的樓梯和走廊。“我們用來吃飯的那個廳的位置,在樓下就是一個公用的廚房,浴室好像也是公用的。所以,我馬上可以感受到這裡的人的現在的、甚至是過去的生活。”他從沒有見過公用的廚房,講給日本的建築師朋友聽,後者大呼“好理想”,他卻笑:“你們真是太浪漫了,其實看起來也不太好,鄰居跟鄰居,有時候是非常不好的。”

他也曾感嘆:“上海人好會享受啊,吃飯啊、聊天啊、小朋友做功課啊,都是在露天,好浪漫啊。像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小村子一樣。”後來終於明白到,為什麼這些人在街上,是因為他們回到家也只有一個狹小的空間,只能面對面而已。 “很多東西形容出來很理想、很有意思,真的住到了裡面,就知道其實不是那個樣子。”

“我是外來的,所以我還是會有距離,我的距離不是鄉村與城市的距離,而是城市與城市的距離,也就是文化與文化的距離。”

林明弘自述:從BARTENDER到藝術家

我的夢想是擁有自己的圖書館,所以我會買很多書,當然是藝術的書。 另外對我來說比較重要的就是運動,我是在加州的海灘長大的,喜歡游泳、衝浪,在台灣就會爬山、去海邊。 我想這是被加州的文化熏陶出來的,對外表的健康和運動的重視。

回到台灣對我是一個比較重要的階段,因為那個時候,我受了那個環境的很大的刺激,在台北參與了一個叫做伊通公園(IT PARK)的藝術空間,一個專門做所謂裝置的空間。那是一些跟我年紀差不多的、出國留學回來的人一起,把一個每星期聚會的地方變成了一個形式固定、有展覽的空間。我參與到他們的活動裡,1994年在那裏辦了第一個個展。那時候他們做了一個吧台出來,卻沒有人會調酒,然後既然是我的個展,他們也知道我在加州打過很多工,做過酒吧,就說林明弘過來幫我們調酒。

於是在展覽的那一個月裡,我成了伊通的bar tender,後來又留了下來,搞行政、做請柬、刷牆、清潔,什麼都做……對我來講這是一個影響深遠的經歷。我在美國從沒有在一個畫廊裡一邊喝酒、一邊看作品,要看不看都可以。這時候我開始一邊是一個藝術家,一邊扮演畫廊的角色。我天天在那裡看作品,有人來了,還要負責解說,燒咖啡給他們喝。我開始意識到藝術是這樣一種生活化的東西。

那時候,還經常有人問我:“先生,對不起,作品在哪裡?”要知道我們的客人有很多都是建築師、設計師。那時候我就感覺到,其實我們的藝術家都不知道自己做出來的東西要給誰看,我們做的東西是跟我們的鄰居、環境、和我們的觀眾無關的。在美國住了20年以後回到台灣,我對這樣的情況特別敏感。再加上當時整個台灣在尋找自己的身份的大環境,我就開始用自己的方式開始工作。

週末畫報,20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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