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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作是心情反芻的發表─姚瑞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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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維菁
我後來才知道，關於我是誰這個問題，是永遠不可能被解決的。我本以為只要想得通這個問題，我的孤獨感就可以解決。現在我覺得那一點也不重要，我是不是誰又怎麼樣？
對於過期得青春期喝法，一匙無聊就配一匙沉重，一匙嬉笑就配一匙嚴肅，放多少虛無其實就調加等重的清醒。你說他輕呢，其實他重得已經快死了。
因為無聊，生命真的太無聊了，姚瑞中作過你我都偷偷作過的事。躺在家裡頭，電話鈴從不曾響過。電話是作什麼的？不就是要響。接起來。然後說話嗎？但是。每天躺著用眼睛瞪著床邊的電話。電話鈴從不曾發出聲音。自己對任何人都沒有什麼關係了嗎？姚瑞中找出電話簿。順著上頭的順序幾十個電話一個號碼一個號碼地打過一次。自己彷彿是透明的。台北每天街上都有人在走動忙碌。銀行照樣錢來錢去。世界照樣在運轉。命案照樣發生。我是作什麼的？沒有我這世上也不會有所不同。他騎著摩托車在街上晃，遇到警察臨檢，故意繞過去放慢速度，看看他們會不會攔下自己，叫自己亮出身分證，也許那時候就可以知道自己是誰了。不過，即是他繞得再近，連警察都不曾注意到他的存在，攔下後面的那一輛。
「自己好像總是被什麼籠罩著，反正做什麼都沒用。這個世界就是這麼荒謬，做什麼也改變不了什麼。」姚瑞中說：「就冷眼旁觀吧！」
不管是做什麼。姚瑞中總覺得自己的心中有一種孤寂流離之感。不管是娃娃時代一個人關在家中玩模型或泥巴，還是大了之後為情事種種的落寞，無聊的心情自小就包圍著。「我不知道別人的感受事怎樣的。但是我,總是一直這個樣子。」
小時後，因為無聊，做了模型自言自語後，就會去翻中國名間故事看看七俠五義，國中時候自己跑去書店買了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復興美工悶悶地窩到畢業後，畢業補了一年習，刻意躲進南陽街的升學補習班，考上了國立藝術學院美術系理論組後，那家補習班就倒了。
一九九八年姚瑞中參加雄獅新人獎獲得入選，姚瑞中上了大學後開始意氣風發的日子。活動力相當高的他，大一新鮮人就在學校畫廊主辦展覽，又參加社團活動，在小小的校園中頗是人物。
雖然告別復興時代追求技巧的過程，也進入了國立藝術學院讀書，但是上了大學之後，姚瑞中見到國立藝術學院上課的方式還是相當傳統式的，也還在畫石膏像，心中又悶，而且感到不踏實。當時藝術學院還在蘆洲上課時期，姚瑞中常常一上課就跑到廁所去撇條。一回蹲著的時候，抬頭望上學長在廁所牆壁留下的話：世界在外面等著我們。姚瑞中高興得很，益發不願上課，還與幾位朋友草創了登山社。當時沒想到。登山社造就了他後來受到藝術界關愛眼光的「土地測量系列」。
姚瑞中說。因為登山社的關係。大學五年他們走遍了台灣大小山脈。反正一群不知能量放在哪裡的人，沒事就上山，常常背著三十公斤的登山重裝備，一走便是一兩個禮拜的時間。由於草創成員們在社群裡居領導地位，每每在登山之前，姚瑞中必須面對每一趟旅程的山脈路程、颱風天氣等因素做事先的周全準備，也在這段期間他對台灣的地理有了相當細節的了解。
「在這之前其實我對台灣是很陌生的，因為之前在學校讀的都是大陸地理。」
姚瑞中想起那段登山的日子，曾在玉山上看日出，在陽光乍現時對著于右任的銅像撒尿。他說，尿完了後除了心中感到舒暢無比外，靈感浮現：「我可以在台灣的中部尿。就可以到台灣的東南西北尿。」
下山之後。姚瑞中猛讀台灣歷史。了解台灣在幾百年來被太多外來者統治過。其實，撒尿就動物而言，就是一種佔領的表達。一九九四年姚瑞中啟程進行他的「土地測量」之旅，走遍台灣東西南北的重要景點，也就是當初歷代殖民者印入台灣的地點，脫下褲褲撒尿。他說，這些照片都是與哥兒們一同拍的，一回冬天冷得要命，光著身體的他，裹在大披風中猛喝礦泉水，努力培養尿意。一想尿了，眾家兄弟便趕緊拿起攝影機，對準他，好似浩大工程般地盛大。
「那時我一直想解決的，就是我到底是誰？」
姚瑞中說，台灣這個社會不管是誰每天都在吵，每個人只要端了一個本土的牌子就可以站上台去跟人家吵。但本土又是什麼？不過是各種人在爭奪什麼東西時合理化的藉口。「說穿了，台灣就是雜種文化。」
「台灣這個地方很好笑，從小每個人都要被貼標籤，不管是大事小事政治還是家事，大家都習慣先貼上標籤再談。」姚瑞中說，這個模式變成,每個人一遇上什麼事就是先選立場，先選好立場再去和人爭，而不是以後再說些什麼。「爭來爭去，從來沒有人回到人的角度去思考。而為了政治，犧牲了人這件事都可以。」
在姚瑞中二○○○年前的長程創作計畫中，土地測量系列是他的第一部曲。第二部曲則是包括「入伍篇」、「預言篇」與「行動篇」，這也是至今姚瑞中最受矚目的作品。
在「入伍篇」中，姚瑞中的裝置在藍色的空間中，創造了一個瘦長、頭上盤著螺旋槳，漂浮在半空中的人形，沒有五官與身體器官，單薄的人形坐在金馬桶上，陽具延伸而成的釣竿則往藍色閃爍沒有彼端的海峽上，姚瑞中稱這件作品為「Shitory」，就是屎(shit)與歷史(history)的結合。而姚瑞中另外又放了一本本「革命軍」刊物，以及一幅幅運用「菊花」與「肛門」意像的素描。
「反攻大陸行動」的「預言/行動篇」中，姚瑞中到大陸進行一趟漂浮之旅。他在北京歷史博物館、天安門、人民英雄紀念碑、八達嶺長城之前、上海灘前、香港中環銀行前，拍下自己的照片，但這些大陸知名歷史景點前所有的姚瑞中都是像鬼影一般離地漂浮著的。
而在「土地測量」系列(台灣)、「反攻大陸」系列(中國)後，姚瑞中的第三部曲「天下為公」系列，在西元兩千年發表。
姚瑞中發表這些作品後，很快得被選入代表參加一九九七年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的參展藝術家。而在同一輩於九○年代藝壇嶄露頭角的年輕藝術家中，在關注面上有其特殊處。在台灣八○年代解嚴前後藝壇中青輩藝術家中紛紛以社會歷史政治為素材，這股潮流到了九○年代新世代的藝術家並未有所承繼。新一代藝術家也因成長背景的關係，自然而然得轉向地轉向對於消費文化、性別困惑、自我追尋等切身相關的課題投注於創作。在新一代藝術家的精神內涵中，體制與傳統的反叛是屬於八○年代的，大人於經濟奇蹟拼命工作時，新一代的孩子們已經學會在孤獨成長過程中自己發展一套自己求生得邏輯與情感網路，也因此九○年代以後的他們，對於上一代傾注全力遵奉或批判的體制，他們選擇輕笑背離。不需要如同上一世代一般，要直挺挺地向體制去批判、面對面的互相對峙，新一代選擇了直接漠視。姚瑞中相當有趣一點在於，他的創作某種程度地似乎踩在這兩者之間。他某種程度地在新世代中延續了八○年代以來的歷史、政治課題做切入命題，但在內涵上，他又採取年輕一代「以失重的外殼包裹沉重情感」的態度。也就是說八○年代的藝術家在社會鬆動以後，終於放開自己不具風險地挑戰體制的種種亂像問題，而姚瑞中的作品乍看談的也是政治、歷史與社會，但在精神上說起來，他不面對單項問題尋找著既有的規矩加以討論對與錯，反而是一種在對權力機制高唱反調的意味，藉以抒發這一代生存的荒蕪感。
「看起來我多年來的作品乍看之下談的是歷史、政治，佔領、撤出等問題，其實我要談的是這一套政治歷史機制後面的荒謬無力。」姚瑞中說：「可笑的是，就連我們的記憶也都是被運作宰制的。」
他說，像是「大陸國土」這問題，我們從課本上學的就是國土包含了大陸省份，還有蒙古西藏與新疆，於是我們的腦子就被輸入了這樣的古老記憶與深刻鄉愁。但是，到大了以後，我們才學會「現實與回憶是斷裂的」。過去的人將他們未完成的使命，運用一套被建構出來的體制，灌到我們的腦子成為內在，化成法規道德規範我們的行為。而這套體制從最早是為了延續他們為完成的使命而生，逐漸變成他們爭奪權力，合理化自己行為的方法，以及他們逼迫我們加入他們這種大爭鬥所必須選擇的一個立場。「我們被騙了，也被犧牲了。」
「之前八○年代藝術家在涉及政治、社會命題時，其實不脫一種說教態度。只是過去說教的機會在別人手中，他們好不容易拿到機會，趕著換自己說教起來。都是說教，只是說的內容與過去可能不同。」姚瑞中說：「我在處理的，只是生命與一套被荒膠建構起來體制之間的問題，人處在荒謬的處境，以及人在曖昧中的態度。」
「什麼都是被建構出來的！我覺得在這個社會上無所不在的存著一套權力運作，這套運作中權力的驅使永遠是從上至下。像是教育、媒體，整套都是從上而下來的，它們整體被建構得很好，密不通風的將那套被建構出來的道理、道德與標準滲到社會每個角落，你的細胞裡頭。」他說：「我當然覺得不平，什麼所謂的社會公義還是道德的！」
姚瑞中在某一個方面是相信新馬克思那一套，如果藝術是社會性的產物，作品一定會具備某種社會性的意義。「我說的是社會性的意義。不是革命性的意義，如果是革命性的，就是另一套更積極的作法了。」他說：「所以我的作品從來就不是要再去建構一套與別人不同的東西，我的做法只是想去打破以往既有的建構。」
也許是因為這樣的信念。姚瑞中在藝術創作之外。在其他面向的團體活動上也十分積極，在近六年前姚瑞中與國立藝術學院的同學們組成了劇團「天打那實驗體」，希望結合劇場以及視覺藝術的表現。姚瑞中說，過去的劇場就是一個舞台，分隔了觀眾與演員，它們試圖打破這樣的傳統，在空間裡，演員與觀眾是散落在表演空間的每一個角落，坐在哪一個角落都可以看，都可以加入。在戲劇的同時，也看到空間視覺。
不過，一群人熱血沸騰地做了幾齣戲，天打那也就不了了之了。「當時，大家都是義氣熱血，隨便上來喊一聲，兄弟們就過來了。」他笑說，現在哥兒們有妻有兒，不像自己仍是一個人盪，心情是不一樣了。而解散的另一個理由是，在劇場及藝術界中，大家過去覺得也許靠著藝術我們能改變什麼現實，但是後來大家才醒悟到，只要心態是不改的，現實也是改不了的。
當初以金童的方式被選入參加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藝術界對於姚瑞中的崛起不無有英雄出少年的讚賞，不過，在威尼斯回來後，不少人也開始好奇，姚瑞中接下來能做什麼？當少年英雄長大、變老後，他之後的表現還會不會令人印象深刻？
「我想任何藝術家參加過威尼斯雙年展都會很開心，因為等於是在專業上有某種相對性的肯定。我也知道回來以後，大家一定都會要求你今後的每一次出手都要愈來愈大。」他說：「我不見得有那樣的精神，問題還是又回到與體制相處的原點。」
姚瑞中說，參加威尼斯雙年展回來後推掉不少個展的機會，「如果要愈完愈大，勢必就要投入體制，借重它們的力量。」不管是在籌募經費，與美術館、畫廊等機構打交道，似乎要生存、要玩得大，就要跳入這之中周旋，單憑自己一個人的能力是相當有限的。自己很掙扎，但是回了一圈回繞道最初「反正不管怎樣，還是要創作」的原點，心情就釋然了，於是姚瑞中在威尼斯雙年展後，除了聯展之外，在台灣舉行過的四個個展，全部都是小型的攝影作品個展。姚瑞中說，攝影一直都是自己身邊的手記，走到哪裡，拍到哪裡，像是心情一般。這些展覽其實是自己這些年來心情反芻的發表。
姚瑞中說，自己並未停下來，他的行動三部曲第三部曲「天下為公」系列即將在公元兩千年發表。姚瑞中將到荷蘭、西班牙…等不同國家的不同中國城進行他的「留影」，看看中國人早在不同國家之中建立自己的「小國家」，「天下為公」這個政治理想的悲哀與荒謬在此又被點出。
「也許我停了一下。」他說，其實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希望能靠我自己的力量創作，只靠自己，我才能保持我原有的那種態度。」
「在我這些年的創作過程當中，常有人質疑我是不是知識分子取向，是不是太策略性地在作作品。」他說：「知識分子取向？為什麼不說別人太消費主義傾向？太腦袋是漿糊取向？」姚瑞中說，當人們說這種話時，他認為他們話中的前提是知識無用。「我是知識分子取向，但不是精英分子取向。」他說，精英主義的人背後有著因知識而產生的傲慢，有著對一般人的輕忽，總覺得：「你們這些人是不會懂得啦！」它們是用封閉的心情，用知識去打人的。「我做的其實都是每個人生活中所遭遇的，只是你們選擇去忽略，我選擇去提出思考。」
「要我怎麼去對別人說呢？說這一切都只是表面在玩弄，我其實心理是很嚴謹的嗎？還是要對他們說，你們這些人表面總是很嚴肅，可是心裡卻總是在玩弄呢？」姚瑞中說。
「有時候我也覺得好累，為什麼不和體制好好相處，好好地過日子？至少這樣會安全一些。為了安全，很多東西就會被消化掉，只要表面上幸福美滿，久了也就相信了。」
註：原文刊載於《藝術家雜誌》294期（1999.11新世代藝術家群像II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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