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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謀殺之後─顧世勇的「惡惡霸與天堂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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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徐文瑞
顧世勇最近在伊通公園畫廊的展覽「惡惡霸與天堂刀」（4/26至5/17），可以說是一件設計精巧的「謀殺」案，筆者作為事件的在場證人之一，願意在此向社會大眾提供證詞，希望有助於真相的大白，還給當事人真正的公道。
一、場面佈置
當我們通過伊通的大門，我們似乎走進了一個隔絕的世界，一種閱讀的隔絕：因為根據我們法律的規定和一般對於藝術欣賞的瞭解，藝術空間具有特定的解釋邏輯，幻想可以在其中得到真實但替代性的實現，因此到了這裡，我們暫時離開生活世界，雖然生活世界的一切依然像我們放不下的背包一樣，存在於我們體內。我們走上二樓，發現在陰暗的空間中有一個無頭模特兒衣架，靠牆豎立著，模特兒身上穿著一件白色光鮮的襯衫，掛滿許多金色鈴鐺。距離大約六尺左右的地方有一架投影機放在桌子上，對準著模特兒。從它們的關係，我們彷彿看到某種邀請或誘惑，自然而然就去開啟了投影機。投影機射出一道沒有影像的光線，打在模特兒身上，並放出馬鞭連續鞭打的聲音。於是，一個舞臺的表演出現了，我們彷彿置身於性變態俱樂部中。但在這舞臺上，我們看不到任何動作，除了錄音機馬達的轉動和我們自己的動作之外，一切都是靜止的。
利用簡約而乾淨的裝置，造成動靜的張力和虛實的幻覺，乃是顧世勇擅長的手法。對他來說，現實的空間往往是最不實在的，而實在的空間卻在他處，「現場」乃是人從不實在空間走進實在空間的「過程」，因此在他的「現場」中，人會體驗到一種當下的游離性。但在「揮長鞭」這個俱樂部現場中，我們還會感到另一種游離性：「我」到底認同於那個被虐待的模特兒，還是那虐待的投影機的光線和錄音機的鞭打聲音，抑或只是在旁偷窺的觀者？我們在這些角色的疑惑中游離，然後帶著疑惑走上三樓。
相對於二樓幽暗神秘的俱樂部，三樓第一個房間是愛侶狂歡作樂的閨房。三面牆上掛著射影情慾和男女關係的裝置（「愛人的淚水」、「愛人的口紅（一）（二）」、「白翅膀」、「那兩個傢伙」）。房間中央有一個床第間事的裝置，稱為「島嶼煉金術」，天花板掛著一席蚊帳，每隔數分鐘就會張開下垂。蚊帳上掛滿鈴鐺，地上鋪著一張白色絨布床席，上面有許多性器官的象徵物，其中有一條接著玻璃球的長橡皮管，開口在一個小桶中，不時還吐出白霧。值得一提的是一支手把戴上保險套的道士搖鈴，據說可以招魂。表面上，這個房間給人太過露骨的感覺，倒不是因為它鋪張性愛的場面，而是因為它太直接明瞭，缺乏二樓或顧世勇過去作品那種虛實動靜的張力。其次，除了「性」之外，這件作品似乎和二樓的作品沒有其他關聯（當然，我們剛才也還沒仔細閱讀二樓的「揮長鞭」）。看到這裡，這個展覽幾乎令人希望落空（還沒看到「謀殺」），索然無味（除了福爾摩沙寶島的鹹濕味）。
可是，當我們進入三樓第二個房間，情況就突然改觀了。「黑太陽」是一個木框加玻璃蓋的台子，框內以夕陽斜照的海邊為背景，黑色的太陽，畫面上多處有刺上紅領結的尖刀插入。框外由天花板垂下一個轉盤，帶動一對以刀為身，白色翅膀的鴿子，盤旋的黑影投射在框內的風景上。另外一面牆上鑲著同樣形式但較小的框台，名為「惡惡霸與天堂刀」，框內也是以海邊風景為背景，畫面上多處有刺著黃菊花的尖刀插入，海面地平線的中央嵌上「二二八」（諧音為「惡惡霸」）字樣的霓虹燈。由於展覽的主題「惡惡霸與天堂刀」正好是這一件作品的名稱，所以我們很容易猜到，藝術家的用意是讓整個展覽的意義在這一刻揭曉，就像偵探小說一樣，在結尾出現峰迴路轉，使讀者驚訝之餘，佩嘆造化的神奇。海邊風景的照片本身無法告訴我們它所記錄的是哪一個地方的海邊，但由二二八的聯想，我們發現那個風景象徵著台灣，黑色的太陽暗指島上的政治、司法、甚至社會本身，菊花影射死亡、日本殖民經驗等。在極端簡約的媒材和形式中，我們彷彿和集體記憶、極限、未來、過去等問題直接面對面。然後就是數把尖刀的刺入，一種暴力、憤怒、狂喜、絕望、解脫的面對方式。
這兩件肅殺暴力氣氛濃厚的作品，讓第一間以「性」為主題的兩件作品意義產生了變化。暴力和越軌的刺激所產生的痛，往往超乎語言的表達能力，而它們最恰當的反映通常是「情慾」。史東（Oliver Stone）的電影「天生殺手」（ “Natural Born Killers”，坊間譯為「閃靈殺手」）中描述一對男女殺手在旅館的床上，女的必須瞪著電視的暴力場面才會興奮起來，男的必須看著他們綁架來的女子才有辦法硬挺。電影開始時，他們瘋狂地屠殺了企圖強暴女主角的幾個惡徒之後，兩人立即陷入高漲的情慾之中，反而當他們赤裸裸躺在床上時，彼此卻引不起任何性趣。
在這對照下，三樓第一間的性慾場面便不再顯得直接露骨，因為，根據顧世勇的處理手法，現實的空間是虛的，它並沒有提供我們神經末梢足夠的刺激，我們必須在他處，尤其在越軌的感覺中，才能找到「現場」。可是，即使在剛才偵探小說謎底揭曉時，我們也還沒有接觸到這個現場，簡單地說，我們甚至還不知道「誰謀殺了誰」，以及「如何謀殺」。為了要尋找這個現場，我們必須從暴力與情慾的一個獨特關係「被虐待狂」入手。
二、作品分析
一般的觀念多少受心理分析的影響，被虐待狂往往和虐待狂被當作是同一個疾病的兩個互補面向，合稱為「虐待/被虐待狂」（sadomasochism，S/M），因此，對於被虐待狂，我們可以很容易用虐待狂的反面來瞭解。可是，在此我想借用德勒茲（Gilles Deleuze）的被虐待狂理論（參見氏著《被虐待狂：冷酷與殘酷》Masochism： Coldness and Cruelty，New York：Zone Books，1989），來剖析顧世勇的作品。（這種借用應該是恰當的，因為德勒茲是顧世勇頗為喜愛的一位法國哲學家。）
德勒茲反對傳統所謂「一體兩面」的解釋。他認為被虐待狂在很多方面平行對應於虐待狂，但卻是完全不同的一種變態。他分析薩德（Marquis de Sade，虐待狂sadism一詞的來源）和馬若賀（Leopold von Sacher-Masoch，被虐待狂masochism一詞的來源）的作品，指出他們都面臨語言的極限（暴力和性），而在使用施虐和受虐的色情命令句與描述句時，他們的語言都非個人的，好像這些語句的對象是客觀的現實世界，而與他們自己無關。但兩人的語言風格卻又不同，薩德是一種純粹論證式的、理性的語言，反之，馬若賀是一種辯證的、神秘的、誘導式的語言。薩德對身體的描述近乎幾何的圖形，而施虐者用來命令性奴隸的語句就像從數理公設導出定理一樣的理性推理過程。藉著這種理性的假象，薩德把現實加以破壞或理想化，企圖將理想強加在現實世界中。馬若賀的被虐待狂也追求理想的烏托邦世界，但他並不將現實加以理想化，而是拒絕承認現實的實在性，使現實產生游離或錯置，從而讓理想能夠在這種游離錯置的狀態中與現實並存。也因此，他的語言往往是婉轉的誘導，使受虐者和施虐者的互動成為辯證式的，例如他不會直接利用說理的方式，命令他的施虐者（通常為理想化的女性）對他施虐，相反的，他委婉教導或誘惑對方，將其訓練成施虐者。也因為他的理想必須處在游離的狀態中，所以一種純粹的「等待」就成為合適處境，在等待中享受痛苦和快樂的不斷對流。例如受虐者往往被綁起來或懸掛在柱上或牆上，而施虐者的動作和姿態常常顯出遲疑，甚至靜止克制。
經由這個簡單的介紹，我們終於可以更瞭解二樓「揮長鞭」的被虐待狂運作邏輯。衣架上模特兒的靜止不動，面對著投影機的那種等待姿態。除了機械的轉動之外，舞臺上沒有任何動作發生。鞭打的聲音比實際的鞭打更具有力量。投影機和錄音機比起另一具狀似施虐的模特兒，更能夠產生痛苦與快樂的交流效果。一旦我們瞭解其中的意圖之後，甚至連機器都不必開動，我們就可以感受到那種性變態的舞臺效應，因為一切就靜止在那兒，等待著，等待著。顧世勇一貫的動靜虛實手法，在此獲得了最充分的發揮。
然而，這和「謀殺」有何關係？德勒茲認為，在被虐待狂中，母親取得了權威，和兒子聯手侮辱並摧毀父親，將兒子心中所內在化的父親清除乾淨，從而使兒子重新自母胎中誕生，變成真正成熟的男人。但這內化的父親還象徵著世間一切規範或「法」的權威性。德勒茲指出，被虐待狂的法乃是一個卡夫卡式的法，神秘、遙不可及，但卻可以藉由重重疊疊如迷宮般的官僚體系，顯現它的制裁威力。被虐待狂一方面幻想母子的亂倫結合，並願意承受「法」對於亂倫的懲罰，以鞭打或期望的故意落空等手段施加痛苦於自己身上。另一方面卻又將這痛苦轉化成享樂，顛覆了懲罰的遏阻或報復意圖，「謀殺」了法的權威性。
這種懲罰、顛覆的面向，在「揮長鞭」中是付諸缺如的，或不明顯的。我們必須在「黑太陽」和「惡惡霸與天堂刀」兩件作品中尋找線索。我們看到在規範是非對錯的地平線上，有一個神秘而邪惡的太陽，或一個被鮮血染紅而變成霸權象徵的二二八霓虹燈。也看到尖刀對這個系統空間的直接挑戰和抗議，以及暗示情慾、女性、和平的鴿子翅膀繫在刀上，盤桓於「法」的空間之外，透露逃逸的陰謀。
就在這對於「法」系統與權威性的直接挑釁和預期的懲罰與報復下，我們才有辦法體會「島嶼煉金術」和「愛人系列」的情慾歡愉。對於這些作品，我們一方面可以瞭解為被虐待狂痛苦轉變為狂喜的結果，另一方面也可以當作被虐待狂對重獲新生，變為成熟，直接在性愛中享受如「禪」般樂趣的期望。
在「揮長鞭」中，顧世勇相當程度繼續著過去的創作路線，利用簡潔內斂的手法，含蓄地追求他的烏托邦的實現。但是被虐待狂題材的開發，讓他找到更多更開闊的逃逸路線，「島嶼煉金術」、「愛人系列」、「黑太陽」，和「惡惡霸與天堂刀」四件作品比較不同於過去，似乎意味著他處理更複雜主題和風格的新轉向，也多少反映他現實生活態度與處境的變易。在這次展覽中，他能夠將新舊風格以極大的張力結合在一起，讓伊通二、三樓的三個空間整合成一件大作品，足見他擁有不凡的功力。
筆者不勝其煩地剖析了這「謀殺」事件的現場，可是到底「誰」謀殺了那個受害者？是創作的藝術家嗎？他似乎有不在場證明，因為他並沒有出現在作品當中。反而是從那些作品的現實空間之外尋找「現場」的觀眾，嫌疑最大，因為作品的意義和「現場」是觀眾的參與和解讀所創造出來的，觀眾應該不只是「現場」的目擊者，而是犯案的元凶。當然，藝術家本人也脫不了干係，至少他有「引誘入罪」的嫌疑，因為我們收到了他寄來的明信片邀請卡，卡上正好就是他穿著那件掛滿鈴鐺的白色襯衫，紅色領結，白色長褲，橘紅靴子，左右手各持一把繫著白鴿翅膀的尖刀，一副充滿自信和性感的樣子。
視覺藝術和寫作一樣，畢竟是「奢靡的實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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