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世勇
Ku Shih-Y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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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世勇:吟遊於「扁平」當下
文 / 李維菁

花瓣、星雨、迷幻、鋼琴‥‥顧世勇近年來的作品彌漫著一種既像是末世又可能世紀原初的純美與詩情。顧世勇是相當矛盾有趣的存在,瀟灑、憤世、純潔、赤子、柔情‥‥等不同的特質都曾經交替出現在他人生的狀態中,他的創作幽默且暴力,有時複雜有時則充滿對於自由、夢幻、快樂的清新憧憬。他充滿複雜犀利世故的思辯能力,對於現實的權力操作與理解有著精準的觀察解讀力,充滿語言才華,卻渴望擺脫這些邏輯限制,要一個沒有干擾的純美「當下」,每一個當下都是他永恆的存在。要怎麼理解顧世勇?
「我最討厭別人叫我的名字!」顧世勇說:「我不是你理解中的我,連我自己也不一定完全掌握我自己,所以不要用你的方法將我分類。」
顧世勇說:「硬要用什麼風格、階段將我分類,是別人強加在我身上的暴力。」這樣也許就能理解為什麼顧世勇的創作中始終有一份疏離但羞澀的詩意:「詩,正是一種超越語言限制的捕捉。」
「它捕捉的是一個片刻的感受,一個令我感受快樂的單純的角落或片段,一種無法用語言、文字、邏輯掌握的片刻的感覺,我要做的只是這樣。」
「我不喜歡人家用時間,或是某種風格硬要加在我身上或來理解我,我不喜歡人家用我的歷史、故事來順理成章我的現在,世界一直變,我也一直變,所有的人與事都一直變。我的過去與我的現在沒有必然性,沒有什麼前後期的關係,一切都是偶然的。」
顧世勇談著他對這個充滿強烈暴力但是語言模糊的世界的不耐,這樣的語言與強加在他人身上的硬性分類飛舞在我們生存的這個世界,從政治、社會、自許為上層或菁英的人們、在角落討生活的人、藝評、藝術家‥‥都一樣,都在自己既有的認知上,想要快速地將他人在自己理解的知識系統或是意識集團中歸類,不能容許他人不被歸類建檔。也就是說,不管你做什麼或是你創作了什麼,人們習慣輕易地要用他們既有的體系去解讀你、定義你,要去歸類「這個行為或這件作品的風格、意義在哪裡」。而身處這個環境就得時刻抵擋這些「意義的入侵」。
「太多事情、太多感覺、太多狀態不能這麼輕易地被解決,但是人們仍舊習慣施行這樣的暴力。」他只是想拒絕這樣的「強加的暴力」,「一旦你接受這樣的暴力,一旦容許自己進入這樣的體系,很快地你就會成為共謀。」
那麼顧世勇的創作要捕捉的「一個令我感到快樂的單純的角落或片段」是什麼?他說:「是風吹過樹梢、街道上一個景象,讓我感到那份快樂的瞬間。」
相較於人們快速地要為某人定型、為某件作品定義「意義」,顧世勇說:「無聊、無意義對我而言很重要。」
顧世勇並不是一直這樣的,或是,回顧顧世勇藉著他創作想掌握的東西,亦轉變相當大。儘管他說「我的歷史也都是當時時空的偶然造成的,我的歷史與現在的我沒有必然性」。
一九六○年顧世勇出生在員林,一九九○年取得法國第八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碩士,一九九六年獲得巴黎第一大學藝術科學造形藝術博士。顧世勇在一九八六年以水管為素材交錯裝置於台北市立美術館的展覽空間,邀請觀眾在水管管口聽聽空間自然發出嗡嗡的聲音。同年他的一件作品《梅雨》則是以含框的畫布放在露天陽台接受梅雨季節風吹雨淋,天候時間造成畫布出現斑駁自然的痕跡與底框遮住的白色畫布部分產生對比。一九八七年顧世勇在台北市立美術館的《藍色步履》,用藍色布條將展覽空間布置成一條通道,觀眾走到藍色通道的盡頭,卻發現走到盡頭放的卻是入口的照片。現實的藍色通道與照片的藍色通道似乎連在一起,發生了延續。
一九九八年顧世勇到巴黎求學,異鄉的生活時期他畫了不少過去生活的片段,筆觸充滿感情與力量。他在巴黎的時期也曾以平面、立體的空間變化創作,一九九二年、一九九三年在台北市立美術館發表了《方城》、《黝黑方位》等作品,藉著黑色物體與黑色鏡面進行空間與存在的對照,彼此緊張地對應。這些作品常藉物質運用促成實體與虛像的並置,造成空間感的變化與思考。一九九四年顧世勇的《侏儒和他的定位》、《憂鬱烏托邦》是顧世勇在這個時期相當代表性的作品,兩件作品顧世勇都使用人體形象,木刻的侏儒、受傷的人體,對於外在的一切哀傷且無能為力。顧世勇這些作品中有著當時大量自我狀態的投射,他創造一個充滿精神性的場域,一切都充滿著實與虛的辯證,壓迫與困窘、沉鬱與疏離。
當時的顧世勇在一九九二年的《雄獅美術》雜誌中刊登了一份宣言「塵埃」:
「我,顧世勇鄭重宣告自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八日起至我的死亡日止,蒐集每日〈指每日就寢前〉身體自動剝落的新陳代謝物〈不含排泄物〉做為我的藝術表現形式之一。
一、做為生命底層〈心理、精神等〉到外層〈生理現象〉的整體呈現。
二、做為每分每秒的死亡證物。
三、做為象徵生命和塵埃的無止盡飄泊。」

這個宣言或是說這件作品,呈現了顧世勇當時的精神與心理狀態。
很快地在顧世勇的創作中出現了調性的轉換,前述那份抑鬱以及建構在知識性辯證上,還留有文藝性格的詩情,改由一份較為明快調子出現,他擺脫了物質性的裝置手法,創作形式上更為自由揮灑,不過其中仍存在著些許刻薄與幽默之間的憤世意味。
一九九七年伊通公園的「惡惡霸與天堂刀」個展,顧世勇表現得新鮮有力,並有著新鮮人沒有的、成熟運用的古怪幽默。這一年顧世勇從法國回到台灣重新適應這個變化劇烈的環境。
顧世勇大量運用現成物與投影,作品《黑太陽》中顧世勇裝裱了絢麗的夕陽海洋畫面,上頭則是飛刀射出釘住黑色蝴蝶結,突兀與死亡定在悲壯得美麗的餘暉之中。《揮長鞭》的影像中見到顧世勇自己穿著一身有點像葬儀樂隊穿的白衣,白衣上頭掛著金色小鈴噹,腳踏著一雙橘色的鞋。顧世勇手拿著綴有白色羽飾的小刀,動作正經緊張,整個畫面充滿戲劇感與隱在其中的暴力意味。與前期作品比較,同樣對於靈魂的受苦執著,顧世勇卻以完全不同的角度思考以及不同的手法切人。
顧世勇說:「回來的時候充滿焦慮。台灣的環境太黏膩,每個人都強迫自己也強迫別人要進入既有的系統之中,要建立共同的方向、要建立共同的想法,將自己的意識、意志強加在別人身上,這裡的人們對這樣的東西又充滿著激情。對於像我這樣自覺感比較強的人,自然感到比較痛苦。相較出國前的狀況,台灣這個環境的激情愈來愈強烈。」
接下來發生的故事在節奏上不知是快速還是突兀,在這之後的時間序列中,顧世勇的內在不知道經歷了幾次的翻轉與更替,這內在變化也許真如他所說的「不具必然性與脈絡性」,但是外顯的改變卻是相當迷人的。對於精神的抑鬱囈語,對於環境的嘲諷思辯,顧世勇似乎捨棄了,這些似乎糾纏著他無止無境的抑鬱痛苦,一剎那之間消褪了。顧世勇的人、顧世勇的作品,出現了一個沒有這些糾纏的美麗新世界。
顧世勇突然踏入了一個美麗新境。剃刀悲劇、黑色嘲諷消失了,寧靜、純潔、聽覺、觸覺、視覺等感官的放鬆,並且將感官經驗整個伸展出來。草原、樹木、蝴蝶、流水‥‥等斷裂浮游的片段組成一幕幕幻想與狂想的作品,一首首詩句。
顧世勇一九九八年《世紀末之鐘─晨星》、《世紀末之鐘─綠光》出現了樹林與海洋的遼闊,以及一個透明鐘佇立一旁。同年的《我要煎荷包蛋》,顧世勇將一個白與黃的荷包蛋,放置在透明的小小鐘之下。顧世勇展現的是一種體驗,一種純化的藝術元素,零度意義的元素組成,這些元素與既成的、充滿指涉性的、知識可能的「意義」完全脫離,他的作品遂成一首視覺的詩。
二○○○年國際科技藝術節「城市之光」中,顧世勇的《輕,如何使自己更輕》是一部動畫短片。顧世勇在片中不斷地像兒童一樣吹氣泡,氣泡愈吹愈大,氣泡跑入了身體,身體也愈脹愈大,身體愉悅地輕飄了起來,身體大到包含了無限的宇宙,然後身體爆炸了回到地面,他又重複開始吹起泡泡。
這個情節和許多宗教靜坐觀想之法中,所提到的神秘經驗相當類似。人進入了意識與無意識之間的中間境地,靈魂無限擴張,自我與外界的界限模糊,靈魂與宇宙自然脈動統一,將整個城市宇宙放在自己眼前觀想,或是包含在自己體內共存嬉遊。
二○○一年鹿港「歷史之心」裝置藝術節中,顧世勇的《二○○一年一月一日》創造了一個彷彿外星人登陸地球的未來世界場景。在鹿港的戶外廣場播放動畫,一群飛行金球出現,從外太空飛人地球、進人鹿港的民俗節慶。
奇想與溫柔,還包括他在一九九九年帝門基金會發表的《新台灣「狼」》。鋼琴、蝴蝶、公雞、彩色藥物膠囊、衛星雲圖‥‥。這些顧世勇帶來美麗、豐富且無關聯的元素塑造了一個狂想的空間,創造一個視覺直接帶來的興奮感。展場同時播放著一支短片,穿著白衣的男男女女來回走在遺世的桃花之境。
「關鍵點是什麼呢?發生了什麼事情促成了我的改變?我其實不知道,總之,就是一下子我發現我變了。現在想起來,我意識到自己的轉變,是在一九九九年。」在廿世紀的最後一年,他忽然覺得時代不一樣了。「沒搭上這列車,一輩子就不會上車了」他說:「我變成了一個Contemporary (當代) 的人。」
要怎麼定義「當代」?他說到現在仍舊無法確切解釋,但是能確認當代掌握的是一個「扁平的當下」。「我十分慶幸我能真正體驗當代感。我沒有過去的焦慮、痛苦,因為活在每一個當下,所以也不會有時不我予之感。」
他以「發條橘子」和「追殺比爾」兩部電影比較:「發條橘子」是古典,「追殺比爾」是當代。對我而言這就像兩個時代。前者追問真的、假的,我的狀態屬於「追殺比爾J的情形,在這電影裡頭噴血噴得爽快、美,沒有結局,真假也不重要。就是對當下片刻很有感覺。我的感受就是這樣,不想要去承繼或是對抗 (這也是另一種承繼) 過去的意義。」
「所謂過去,他人的環境,他人要賦予你自身的定義或是藝術創作的意義等等,其實背後都是一個權力的問題。我拒絕他人的權力施加在我身上。」他說,沒錯,人活到現在,每個人都可以是部歷史。但他認為這一切都是偶然,過去發生的事情都是基於過去的種種因素碰在一起偶然發生的,時空不斷變化,現在的一切也都在變化之中。「我覺得有意義的東西很煩,我不喜歡過去成為包袱。」
他見到許多藝術裡頭積極展現的那種抗爭性,那種強烈、嚴肅,一定要在藝術上展現某種終極關懷,他覺得無謂。他說,過去的自己始終以「彼在」來覆蓋「此在」,「現在的我可以將過去思考的『彼在』拉回我所處的當下」。
對他而言這是很大的轉變。他說自己卅幾歲創作的詩意仍舊處在一種「知識份子的情調與優越姿態」中,談的是那種菁英的情感與詩意。「剛剛說台灣環境的那份黏膩,黏膩就是建立在『有意義的重複』之上,我現在要的是一份無意義的愉快。」「更重要的是,我說的無意義,並不是相對於有意義的一份無意義。我說的無意義,是不刻意去描繪意義。」
「我否定自己的歷史,我否定自己是個有歷史感的人。」他說:「活在當下是要付出代價的,那一份無依無恃的感覺,需要很大的勇敢。」
「我喜歡當一個扁平的人,至少,這樣子我覺得愉快。」

註:原文刊載於《藝術家雜誌》347期(2004.04台灣中堅畫家映像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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