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政達
Yu Cheng-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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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民國在哪裡?
文 / 王柏偉

當代(資訊)技術終究是以全新的方式作用於社會發展,…解域化因此變成了政治決策範疇。隨之而來的是困難重重的局面,主要因為當時(資訊時代之前)的政治理念建立在主權這種領域(領土)概念上。資訊科技從毛細管滲透整個社會,不可避免地影響了各種權力(政治與經濟的)、知識(理論與實踐的)和記憶(所有文化、社會財產、禮儀、技能),它要求國家在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各個領域制定有膽識的政策。…所以國家就不應當像以往作規劃那樣致力於描繪與實現走向繁榮的規劃(planning),而是應當探詢問題的所在(或者交由「市民社會」探詢問題的所在),以便找到制定專案(project)而非計畫(program)的可能性:國家的認同本身成了實質問題,這意味著迫在眉梢的是國家前途問題,也可以說是國家與時間兩者的關係問題。
—Bernard Stiegler


正在高美館進行的【後民國:沒人共和國(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public without People)】大展,是個從藝術觀點而來的、對「民國(民-國、民/國、民國)」進行「解構固有疆域/再建構新領域」的嘗試。

【事件】
不管是台灣國、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那些確實相信我們就活在某個「國家」之中的大多數人來說,「建國」,或者說,為這個國家從整體上找出個不再依外力所決定的停損點,是個絕對且必要的動作。「建國」意味著:從此以降,這個被宣稱為國家的東西有了它的自主性。它有著自身的元素(在【後民國】中意味著:人民/people),元素之間形成了特定的結構(對【後民國】來說就是:共和/republic),更重要的是,「民國」能夠以內部的人民為基礎,在共和的這種結構下,以「國」為系統性界線,不斷地以調整自身內部狀態的方式來面對其他國家、跨國聯盟、世界性組織、甚至宇宙連線的干擾。就這個意義而言,「建國」是個阿蘭·巴迪烏(Alain Badiou)意義下的「事件」。正如巴迪烏所指出的,「事件」之所以能夠出現,並非基於觀察者間對事件具有「共識」,而是基於觀察者的信仰,藉由「相信某件事真的發生了」,觀察者「介入」地製造了某個可能性空間,使得一組雜多(multiple)被肯認為一個事件,而且更重要的是,「除了那些決定投入情境中的介入者以外,人們永遠可以懷疑到底是否有事件存在」。這很明確地說明了台灣「諸多建國論述並存」的現象: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黃海欣的《小事件》就透過「放大事件情境」給了我們這種「真理-事件」上說明,高雅婷的《千年》再現了建國事件的「介入」時刻,杜珮詩的《玉山迷蹤之五》更是清楚地著力於「象徵-事件」兩者間的結合形態上。

【象徵】
「民國」作為一個象徵,它同時間規定了自己的結構與元素。「中華民國(R. O. C.)」這個象徵在中文上指定了「民」作為它的元素,在英文上給出的卻是「共和(republic)」這種政治體制的結構性特質。如果我們暫且忽略中英文上的不一致所可能代表的、對內與對外宣稱在象徵內涵上的政治操作空間,那麼「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兩者從整體上來說的確有著相同的內涵:以「民」為元素、以「共和」為結構。然而,如果將「民國」這個象徵放在這百年來的近現代史發展中來觀察,我們會發現歷史發展早已讓「民國」的真正內涵與它的象徵性主張分道揚鑣。讓我們先不管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部份,而集中在台灣百年史。就結構而言,縱使最廣義地來理解,「共和」的性命最多也只延續到2005年任務型國代終結國民大會,立法院這種「民主(而非共和)」式的議會全面接管「人民代表權」的那一刻。相應於此,「人民」(人民民主)這種百年前共產主義式的「大眾」想像,從來就不是我國政府體制的常態,而只存在於憲法規定的「創制」與「複決」兩種人民權利之中。然而在2004年有限範圍的公投法施行之後,「國家」這個無法公投改變,只能革命推翻的象徵,就此把暴民式的人民群體排除在外。在這個意義下,我們發現【後民國】的英文標題比中文標題更為激進,它以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的方式指出了:不只是「沒有人」而已,所有在政治上對於people、republic、china的動員都是一種象徵層面上對「實體不存在之『幽靈』」(或者,夏宇所謂的「鬼」)的動員。吳天章《戀戀紅塵》中的「常民」、瓦歷斯·拉拜的《隱形計畫之生活中的影子族系列》中的「原住民」、姚瑞中《分裂式》中的蔣中正、陳界仁《帝國邊界II-西方公司》中的「反共救國軍」都分有了鬼的形體,而梅丁衍的《早安!馬可!》更是清楚地標示出「民國」這個象徵亟欲縫合的缺口之所在。

【物】
為了能夠讓虛無飄渺的「民國」這個「象徵物」更為容易地動員被它指稱為元素的個體,並將這些「個體」整備為「國民」,國家動用了「命名」這個手法來宣告某些客體的獨特性:國歌、國旗、國花、國文、國父/母、國語(甚至是國恥、國罵、國家的敵人)。然而,象徵物的「堅挺」與否端視因命名而納入「民國」的代表「物」是否夠「硬」(如同邱昭財《疲軟世界-M16 & AK47》所提示的),是否能夠在這些佔據象徵位置之物所具有的、對日常生活強烈穿透性(楊茂林《領袖很大》)的背景下,抵擋住這些客體的淫蕩反噬(就像斯拉維·紀傑克(Slavoj Žižek)與陳敬元的《NOWORLD》告訴我們的那樣)。余政達《中華民國頌》中外國人的歪中文、周育正《我國》裡不中不我的「歪國人」、涂維政《情人節快樂》中包藏禍心的甜膩感、陳浚豪《一江山》中從大陳島進入基隆港的「歪」水道、陳萬仁《關心千萬人》的歪重製、陳擎耀《流浪漢計畫-總統府》中的歪總統/歪府、葉廷皓《孩子的教育不能等》中涂鴉對文字與語音的背叛、蘇匯宇《生日快樂:來自解放軍與第七艦隊的兩個祝賀》中的歪國歌、饒加恩《30旗幟提案》中的歪國徽/歪國旗、朱駿騰《台灣台灣》中不斷扭動著的身體,這些被「民國」這個象徵所徵用來動員我們愛國情操的客體,都在崔廣宇《隱形城市:台巴黎·約克》所提出的「傾斜觀看」之下暴露出它的幻見特質。或許,萬德男孩的《萬德畫會》作品中那些「願意愉悅」的分裂性精神病主體(psychotic subject),是我們目前所擁有的、唯一能夠通往行動且能穿越「民國」幻見的主體性提案。

【近未來】
或許就在王俊傑的《終曲:克里南特星》中,我們見到最激進的時間政治性提案。這個「微生物學協會」的專案,以我們手邊現有的客體為基礎,將「後民國」的時間向量投向未來。換句話說,不同於多數的民國想像將「共同體」視為已經存在之物,並且探問這樣的「物」在什麼客體上被實現,「微生物學協會」以「未實現、卻可想像之未來共同體」作為「專案」所欲達成的終點,在這種觀點下,相對於其他現在尚未成為共同體之「雜多」這類事物,唯一從「未來」前來「當下」指引方向的「物」就是「時間」。所有願意企求「未來之共同體」,並願意在未來之共同體中充當共同體「元素」的人與物,都能夠在當下獲得一個屬於當下的、未來共同體之中的位置。這樣一種非遺傳式的共同體塑造情境也就是阿蘭·巴迪烏所謂「要求秩序的決斷(Decision for Order)」,這種決斷因而不以過去的方式、不以記憶的方式來分類當下的身分,而是指向一個新型關係網絡的塑造。這是一個建立在現有媒介之上、有可能實現的「近未來」專案,而不是一個宣稱過去之正統的偉大「藍圖」。我們或許能這麼說:這就是【後民國】最激進的所在。無怪乎【後民國】元年建國大典上的宣稱卻是:後民國近了!

(全文首發於國藝會藝評台,並收於後民國展覽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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