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政達
Yu Cheng-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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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話語到視域的「解索」政治:談余政達的「世界中的世界」個展
文 / 王聖閎

兩位來自亞洲的女生,以輕鬆的閒聊方式一邊分享彼此對於各個國家的印象,一邊重構著新的世界地圖(與新的秩序)。在藝術家誘發並且同時參與的這場關於權力∕詮釋散佈的想像遊戲中,流竄的話語不間斷地閃爍著她們各自對於「世界」或深刻或淺薄的理解碎片;這些碎片一方面外顯在影片中逐步排列出的新地理秩序,另一方面也不停向影片的觀眾揭示那些由主觀經驗、偏好、幻想與刻板印象等因素所劃定的文化想像座標軸線。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兩位女生或許是因為共享了稍微接近的文化背景和地緣政治觀,或者是基於和善且愉快的個人情誼,抑或是由於略微有限的詞語表達能力屏蔽了精確而深度的意見溝通,以致於這個看似不斷得在立即交涉過程中取得共識的拼圖遊戲(畢竟是由兩人共同協商、決策),自始至終都未出現意識型態上無可調解的衝突,進而以激烈的爭辯收場。(例如:她們幾乎毫無窒礙地同意,中國與美國必須放置在與其他國家相距甚遠的位置上,而心中嚮往的歐洲則不妨盡量靠近一些。)

當然,我們或許可以說,「遊戲」兩字即是這件作品本身的政治性,因為不涉及實質利害關係(不傷害感情),因此總是能夠順利進行。但是余政達作品的魅力其實不在於逼現基本的文化衝突,而在於它們往往能夠激撞出那些潛藏在幽微差異之下,看似輕鬆幽默實則複雜糾結的文化議題。如果簡單以天文學來比喻余政達創作的思維途徑,那麼他的錄像作品有點類似那些由骯髒的冰塊、灰塵、岩礦所組成的小行星;藝術家將許多既存且參差有別的語言(方言)、經驗、偏見及信念揉捏成混沌曖昧的團塊,以既非直接墜落亦不會快速彈開的軌道,「擦撞」著人們對於國族、身份認同、政治、歷史文化等龐雜議題的認知基礎。在刮擦瞬間不斷生產諸如「滑脫」、「分裂」、「倒錯」、「嚙合」等各種效果,熾熱地照亮出原本瘖闇難明的「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結構。

扼要地說,這件名為:《世界中的世界I:世界地圖》的作品重點並不在於重構某個詮釋學事件,使觀者們親臨見證影片中的被攝者∕參與者如何帶著各自的前理解結構達到「視域交融」(fusion of horizons)。毋寧說,藝術家關注的是另一種「深描」這些視域的可能形式,並探索如何透過多重身份位置的調度,讓這些視域形成相互推擠、交疊的關係;讓它們在看似融合之處顯露層層裂隙,讓理應達成共識∕共謀者暗中保持意義上的「間距」,藉此生產出新的政治性與美學意義。余政達此次個展的問題意識,可說是圍繞著這樣的思維途徑而展開。

一直以來,余政達的作品總是藉由發話者位置的更替,探勘從各種對話關係之調配過程中所產生的語言拉扯。在2008年的《附身【聲】者:介紹》中,其權力關係展現在較為直接的話語引導及調控上。但這些發生在台北校園或街頭的簡短合作關係,並不意味一種從身體到主體性的全然棄讓,繼而締結出絕對且無可撼動的優位關係。黑影人的在場固然使這些外國人無可避免地成為其分裂主體的「化身」(avatar),但他們並不只是操演異國語言並遂行某種虛構身份的單純發聲器。因為在字正腔圓與不精確滑移之間,無法協調一致的意義錯落本身便已構成隱然的政治性抗拒。進而,表面上看似明確的主控關係,卻因為語言不斷的衍異效果,擠壓出一種權力關係的「回滲」;那些在意義與聲調上不斷滑脫的話語,不僅擾動著黑影人所強加的主體性,更是對其(虛構的)主體性的一種「解索」。在2009年的《附身【聲】者:梁美蘭與愛蜜莉蘇》中,藝術家的發話位置不再是躲藏在某個「語言代理人」身影的背後,而是來到這些外籍敘述者的對峙面;透過宛如人類學田調的訪談形式,將實際發生於本地脈絡的多國語境(及其內在紋理),輕盈地攪拌開來。作品所呈現的關懷並不只是那些顯明可讀的社會現實,意即藉由不熟練的發聲與咬字,顯露這些新移民在身份及語言上的多重分裂狀態。影片中以不同顏色區分被混合、交疊使用的國、台、英三種語言,這麼做其實是對這些語言彼此纏結、攀附之結構的初步拆解;而語意含糊的歌聲或走音,則清楚地提示自既有語境中岔離的可能性,換言之,它帶來的是既有語境的「解索」效果。

由此觀之,我們不妨將余政達在此次個展中提出的「世界的重新部署」策略,視為另外一種對於吾人既定視域的嘗試性「解索」:從極為個人性的角度出發,這些由刻板印象、偏好、經驗與記憶所構成的座標線索,自然而然地將觀者帶向「世界如何可能?」的問題形式。(同時也能導出反向的問題形式:「自我如何可能?」)不過,正如同藝術家僅提供鬆開「線頭」的個別樣本,這種「解索」(unweave)技術旨在更多話語的生產,而不是既有認知∕想像結構的單純批判或摧毀。從一串繩索的頭或尾端逐步將其纖維(或更為纖細的繩線)剝離,進而使之鬆散開來。我用這個意象引伸詮釋余政達作品處置身份、語境及視域的方式。相較於更為抽象或基進的「拆解」、「解構」等用詞,「解索」的用意不在於全然的「解離」,而在於精確捕捉並指引出事物彼此深刻纏繞在一起的糾結狀態。它一方面鬆動既有結構,另一方面仍要觀測者們清楚辨析其交織的紋理脈絡。在影片中,觀眾最終看到的新地理秩序無疑是繩頭已然鬆開的一端,而數條隱形的軸線同時向著影像外部的觀者位置(以及影像的內部)無限延伸——余政達讓觀者自行抽絲剝繭,梳理這些組成個人視域的纖維結構。

在展場另外一側的作品《中華民國頌》同樣有著「重新部署」的操作意圖。不同的是,在此被重組的對象從前述的地理學想像,轉換成具有特定脈絡意義的語音及文本。在這件作品中,余政達透過剪接多位外國人對中文歌詞的片段模仿,從而使一首原本具有強烈政治意涵的歌曲產生「去熟悉化」的效果。這件作品不同於之前的《附身【聲】者:介紹》,《中華民國頌》雖然也展現某種「揣摩」的政治,但是在此,「揣摩」並非導向另外一個調控關係的震盪,或者發聲個體的內在分裂(余政達並未採取黑影人的設置,完全隱匿到鏡頭之後),而是將語音徹底壓縮成一種平滑的面。於是我們便能立即觀測到語境上的錯落,以及因為理解的不同而產生的認知距離。進一步地說,由於不諳中文的發音咬字,更不見得理解文本的任何內容,影片中的所有外國人都只能透過他們對「音」與「字」的既有視域來履踐∕表達(perform);如果說《世界地圖》中兩位亞洲女生的重組方式可視為她們對於「世界」的主觀化理解,那麼語言的滑脫及代換便是這些外國人對「中文」這塊未知地圖的拼接再現。

整體而言,余政達的這些新作都具有一種延伸思考的誘引特性。例如《世界地圖》不免會讓人聯想:若是換成其他人種組合會是如何?例如一位美國人與一位阿富汗人的配對會拼湊出何種「世界新秩序」的面貌?或者《世界中的世界II:外部觀察者》中的提問也不禁令人好奇,若是加入更多關於職業、生長環境、知識水準、宗教信仰等精確的參考變項,擴大考察的範圍與樣本數量,則會呈現何種具有統計學意義的結果?換言之,相較於前幾年的作品,「世界中的世界」展現出更為清晰的問題意識,以及一個似乎可以納入學術建構的可操作程序。儘管探觸這些議題的方式主要是建立在藝術家的個人興趣、私人情誼與主觀選擇之上,卻具備了轉化成其他人文學科研究形式的潛能,例如某種接近社會學∕人類學考察的特質和傾向。

然而,縱使有著如此的可操作性,余政達明顯保有不朝向「客觀」知識轉化的調性(「客觀」似乎同樣是他「解索」的對象。)這個姿態的選擇本身同樣蘊含一種極微妙的政治性。也可以說,藝術家創造的是能夠與其他學術興趣產生對話,但卻相當平行而獨立的創造性文本。其狀態就像是種「晶體」(crystal),從中的確能夠折射出實際可行的操作策略,但它始終是一種「想像性的知識建構」。如此拒絕單純知識化的姿態也顯示在余政達不斷調配、變換的多重發話位置:在影像中,有時他是虛構某種主體性的附身者,有時則是異質性話語的採擷者;有時單純隱沒在鏡頭之後,進而處在一個綜觀整體事件發展的觀測者位置。有時則跨越影像主導者∕設計者之角色,若有似無地與被攝者們互動,而來到一個既不迴避亦不抽離的微妙位置。正是這些曖昧而多變的位置部署,讓余政達保有從各個途徑透析身體、話語及視域之關係的游離身影,並脫離單一敘事或知識類型的講述模式。而藝術家也在這些發話位置的自我「解索」過程中,不斷向我們展示多種(權力)關係可以擁有的豐富生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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