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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錄片／非虛構劇情片：《殺戮重組》的歷史真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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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余素慧
美國導演奧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花了六年時間，訪談1965年屠殺上千名印尼共產分子和華人的準軍組織（Paramillitary）──五戒青年團（Pancasila Youth）於北蘇門答臘首府棉蘭市（Medan）的三名成員安華（Anwar Congo）、赫爾曼（Herman Koto）、阿迪（Adi Zulkadry），回到現場重演當年事件，並在去年底完成紀錄片《殺戮重組》（The Act of Killing）。安華從一開始便強調「讓我們來按部就班說個故事，說我們年輕時做了什麼大事。」自此，劊子手回憶那段輝煌、恐怖、血腥的過往，輪流誇耀並談笑當年的行徑，描述各種他們喜愛的殺人方式，使整部影片彷如變成一部荒謬卻真實的恐怖片／黑幫電影，也讓我們重新思考，以「加害者」為觀點，是否代表著另一個角度的「歷史真實」？
洪子健從哲學的觀點，以齊克果（Søren Kierkegaard）《恐懼與戰慄—辯證的詩歌》（Fear and Trembling-Dialectical Lyric, 1843）的觀念，提出「倫理與道德產生衝突時，是否應該檢視自己的信仰，再去談論倫理？」信仰的絕對激情，超越美感經驗或倫理責任，且因為個人獨特的境遇而建構起的生命經驗，並非基於連續性的邏輯推演所導致的普遍道德認知。《舊約聖經》中亞伯拉罕為了信仰而割捨親情、選擇殺子獻祭，把倫理懸置才能實踐自我的信仰，也說明導演藉由超越／懸置倫理才能揭露隱藏於讓生命被拉向難以承受、難以預期與掌握的懸崖與荒謬角度的真相。
此外，在歐美常被媒體以「平庸之惡」（Banality of Evil）在宣傳《殺戮重組》時下標做為聳動的關鍵字，陳瀅如指出須對此嚴正的勘誤。德國政治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於1963年出版的《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中提到，眾人眼中的劊子手惡魔，其實只是依法行政、並且「只是聽從命令」的平凡人。而《殺戮重組》中的劊子手則表明他們是「流氓」（gangster）、是「自由之人」（free men），甚至連為五戒青年團一員的印尼副總統（權力的擁有者）都伸張：「流氓是一群在體制外工作的人，不是為了政府，而是自由之人。」顯然這些體制外的「流氓」，對於工作、信仰、榮耀的選擇，與「平庸之惡」無思考性只是依循著服從命令的本質有很大不同。
除了紀錄片主軸，安華等人也正在籌拍重現自己歷史的「非虛構」劇情片，除了飾演自身角色的加害者，也扮演受害者，使他們得以從另一個角度回看過去，得以體會被處決者的恐懼心情，因而產生心境上的轉化。遊牧影展（Urban Nomad Film Festival）的策展人大衛．弗雷澤（David Frazier）表示，受到蔡明亮的影響，奧本海默在《殺戮重組》片頭和片尾加入了這部虛擬黑幫電影拍攝想像與幻想交織的歌舞場景，也形成超現實的「戲中戲」交織穿插於其中；奧本海默試著藉由象徵性及隱喻性的方式，從緩慢寫實的畫面，轉換到召喚出角色內心的奇想（fantasy）。
其中一個橋段，安華和赫爾曼與幾個曼妙的美麗女子站在瀑布前跳舞，甚至安排了被殺害者靈魂的角色向他們頒發金牌及道謝，被殺害者說，「不管你們做了什麼，我們都感謝你們，感謝你們讓我升上了天堂……」這也許是導演使用反諷和反差式的手法來呈現暴力和殺戮的可表演性質，也可窺見由五戒青年團及印尼軍政府所建立的幻想，擴大到印尼群體對於共產黨或華人的認知，是荒謬的扭曲。黃明川說明此做為隱喻的對照，顯現出在形式背後，想要傳達異於表面的第二種看法與訊息。
至於此片是否在印尼帶來影響力？弗雷澤說，奧本海默因為其西方白人的身分才得以進入印尼拍攝此片，實際上仍有印尼本土的導演及影像工作者成員以匿名的方式參與《殺戮重組》的製作。但不可諱言地，白人身分在現今仍具有優越位置及觀點來處理此在印尼境內仍不可言說的「亞洲議題」。
(典藏∙今藝術，第255期，頁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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