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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彭：似真似幻，是人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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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孫曉彤
你身後是台北市車水馬龍的喧囂，沸騰的人聲和呼嘯而過的車輛在你耳膜裡構成了渾濁龐大的音浪，陣陣襲來，勢不可擋。你推開眼前的木門，彷彿遁入什麼可供庇護的空間，闔上的入口稍稍隔絕了門外的紛擾，眼前你走入的是一個超現實的場域，在這個並不算開闊的庭院裡，你看見綠蔭錯落的樹木，腳下踩著石頭砌成的蜿蜒小徑，穿過層疊的過道門牆，回首瞥見安放在一隅的幾座奇石，聯想到的是古人所謂的「橫看成嶺豎成峰」，嶔崎跌宕的造型讓你恍如置身峰嶽之間。不知名的悠悠花香從庭中的花樹散發出來，午後的陽光灑落在裝滿水的大水缸裡，波光瀲灩有如跳躍的玉石，游魚穿梭其間，你聽見前方的屋舍裡，傳來熟悉的人聲：庭院主人身著白色棉麻衣裳，現身於木質窗櫺前，因為習慣晝伏夜出而晏起的藝術家揮手向客人招呼，於是你進入室內──那又是另一個古意盎然的所在。
盤坐在看來已經頗有歲月的榻案上，身旁被各種珍奇有趣的古玩和文房圍繞，頭髮灰白的于彭在這個宛如劇場般的自家空間，顯得怡然自在。泛黃的牆面上貼著幾件于彭自己的水墨畫作，畫畫用的筆墨紙硯就擺在伸手可及之處；這是于彭的生活，也是他的創作。就像他親手布置的居家和庭院，面積雖小，但卻一項不缺，所有古代文人園林裡有的元素他樣樣齊全，借景、穿透、別有洞天、樹木扶疏、潺潺流水、池中遊魚、吟詩作畫……那些古意盎然的符號被他結結實實壓縮在有限的實體空間裡，就和他經常填滿整個紙面的畫作一樣，那些亭閣樓臺、花草鳥獸、紅男綠女，散落交雜在群峰山嶺間，于彭畫中的空間完全不符合中國古代山水畫中可觀、可遊和可居的邏輯，也與人們既定印象中清雅脫俗的文人情調背道而馳，于彭筆下那些奇譎而赤裸的人體與那些自在穿梭於其間的童子形象，彷彿正暗示著創作者兩種看似互相矛盾的心理狀態：成熟和青春、世故和天真、慾望和超凡、人間與化外，就像明明是生活於現代社會的他，卻執意要用這麼極端的方式，強調自己刻意復古的心志。
「什麼是『文人』？文人就是傳承文化的人。」于彭說。
于彭認為，歷史本身就是一種緬懷，而他生活裡的刻意復古，就是一種緬懷歷史的具體行動：「歷史的靈魂一直是活著的，而且是存在於當下的，就好比那些古詩中的情懷，那是千古不變的。對我來說，這種生活方式和風格，是一種選擇；而我也相信，實踐出來的東西，就有一定的說服力—有這樣的生活，生命才有這樣的律動，而我的創作也必然和生活息息相關。」
熟識于彭的人，都一定造訪過他位於士林的家，入口處就在大馬路邊，窄小不起眼的木門就夾在街邊商鋪間，這裡是于彭從6歲開始就居住的地方，原本是平房建築，1985年開始陸續被于彭改造，成為了現在古色古香的風貌。出生於1955年，于彭的本名是巫坤任，祖籍廣東梅縣，「于彭」這個名字是他在20出頭歲時取的，因為知道自己的祖上名叫「巫彭」，因而取其名，而「于」則有「我」的意思，因此「于彭」這個名字對他來說帶有緬懷祖先、不忘根本的意涵。于彭的祖父是北管藝人，父母早年在外雙溪務農為生，于彭笑說自己小的時候就像《紅樓夢》裡的賈寶玉，家裡除了他是男丁，同住的還有四個姊妹和三位表姊妹；也許真的就像賈寶玉一樣細膩易感，抑或承襲了祖父的藝術細胞，于彭從小就對藝術情有獨鍾，美術、工藝、音樂、表演樣樣難不倒他，唯獨不愛念書，高中還沒畢業就放棄升學，決心要當藝術家的他於是天天到老師陳亦耕家當學徒，也是在恩師的循循善誘下，于彭發現自己並非對「讀書」這件事沒天分，而是學校裡的教科書，並不適合自己的性情。服完兵役後，父母建議這個熱愛藝術的兒子到日本去學建築，于彭也因此認真學了一段時間的日文。「我心想，日本的建築系得念個六到七年，留學一年至少要花幾百萬台幣，這個負擔對父母來說實在太大。」因為不忍雙親負擔沉重的家計，于彭毅然決定放棄留學，成為街頭畫家。我問他，身為獨子，當時父母對你這樣的決定接受嗎？只見于彭淡然一笑，說道：「他們最後也只能由你去，慢慢的也就支持了。」
在當時台北的新公園（現為二二八公園）擔任街頭畫家的期間，可說是于彭鍛鍊眼力和手上功夫的精華時光，來往穿梭的人群成為他畫中的眾生像，而那些瀰漫在城市角落的繁忙、喧嘩、寂寥和淡漠，後來也都在于彭的慾望山水中若隱若現，那些羸弱而憂慮的人群，反映的正是現代人們無可迴避的疏離和孤絕。在街頭徘徊的三年，于彭感覺創作和生命都面臨一種停滯的困境；1981年，于彭當時的未婚妻、也是後來的太太決定赴美念書，于彭於是也跟著出國散心，卻因緣際會之下，被一家希臘畫廊看中，邀請他到雅典駐地創作。「對方招待很周到，在雅典的日子也過得很舒適愜意，但我就是覺得哪裡不對勁。」于彭說過去在台灣，對西方文化和藝術總是帶有些許傾慕之心，然而一個東方人到了西方，才真正發現，在他者的眼裡，自己始終是個外人。在雅典待了近一個月後，于彭在一個特殊的機緣下，拿到了一張可以進入中國的特殊通行證，在那個兩岸尚未開放的年代，于彭認為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於是立刻啟程前往中國──那是祖輩口中所謂的原鄉，同時也是孕育了數千年中國文化的所在。在這段歷時三個半月的壯遊之旅中，于彭的足跡踏遍了敦煌、雲岡、西安、蘇州、桂林、杭州、景德鎮、北京、上海，在幅原廣闊的土地上，于彭感受到前所未有的震撼，那些曾經出現在書本和想像中的情景，如此真實地在他眼前鋪展開來，歷史和當下幾乎沒有距離，文化的脈絡也獲得了驗證和連接。那些所見所聞的山川江河，跨越了亙古的隔閡而靜定存在，遙想中的古風和詩情顯得如此貼近──站立在黃山的山巔，望向遠峰，數千年前，無數造訪過此地的騷人墨客，也和你一樣佇立於此處，眺望著你眼前看見的風景。至此，于彭奠定了自己在藝術和生命上的信念，也理解了那些仰望遊觀並非只是走馬看花，而是動用全數感官深刻記憶那些過眼雲煙，而後在靜定時，將之重新演繹，並且轉化成來自真我面目的胸中丘壑。
于彭當時的最後一站是敦煌，因為生了一場幾乎要了他的命的大病，中國之行被迫畫上句點，等到好不容易痊癒，回到台灣又因為曾進入中國，而面臨警察總部疲勞轟炸式的監視和盤問。于彭回憶，從1981年到1989年的九年間，他因驚恐而長期失眠，然而這似乎並沒有消磨掉他對生命的各種實踐；1985年，他展開了對住家空間的復古工程，之後也陸續在家裡開設茶藝館、皮影戲劇場、陶藝教室及專賣私房菜的飯館。結婚後，于彭暱稱為「小魚兒」和「小柱子」的兩個兒子接連出生，因為妻子白天上班，于彭便成了名符其實的奶爸──他把兩個兒子剃成平頭，只留下頭頂一撮髮髻，看上去就像歷史劇裡的童子造型，而這兩個夏天時經常赤身裸體的小男孩，也成為于彭畫中經常神遊出沒的固定班底，對比於慾望人間的形形色色，他們就像超然化外的精靈，延展了于彭作品中的時空感覺。時至今日，現實生活中的童子早已長大成人，然而于彭畫裡的童子卻依舊稚嫩。我問于彭，在兒子成長的過程中，是否曾因自己的老爸生活習性與眾不同，而有過矛盾？「父子之間的想法不可能完全一致，但等他們漸漸長大，就會明白其中的道理。」于彭盤坐在席榻上，面前茶几桌案上的香爐正裊裊飄出濃郁的煙霧，滿室彷彿籠罩在飄渺煙嵐間。「我家裡一直沒有空調設備。有一次，家人趁我不在，找了人來裝冷氣，結果因為窗戶尺寸不合，只好作罷。」于彭說自己生活在現代，但卻不代表要對所有現代事物全盤接受：「夏天很熱，但除了冷氣，你還可以搧扇子、多沖涼、穿布料輕薄的衣服……人有很多選擇的。」言談之間，兩個看上去和一般年輕人沒什麼兩樣的時髦男孩自在地從前廳側邊經過，他們就是傳說中的小魚兒和小柱子。只見正要出門的他們搬著自行車或包裹，熟練地在蜿蜒起伏的園林庭院間來去，簡單和置身古意中的父親和訪客打過招呼後，瀟灑地穿過迴廊和木門離去。恍然之間，我有種目睹超現實空間的幻覺，古今中外的交錯紛呈，于彭畫裡那些彼此格格不入的山水和男女，你以為是出自於藝術家臆測的編造和竄改，其實卻是他生活裡最真實不過的場景，看似荒謬、實則合理，于彭打造了他戲劇般的社會形象和生命經驗，而此亦反饋在他的創作中，那些貌似玄之又玄、虛幻成魔的光怪陸離，不過只是一齣齣真實上演的人生情節。
「我存在的價值，就是讓自己開心就好。」成名得早，于彭的繪畫一直深受海內外藏家的喜愛，性情隨和的他也不乏到各處展覽和遊歷的機會，儘管1997年曾經短暫客居上海，但念舊的于彭最終還是選擇回到故鄉台灣。「中國經驗對我來說就是交朋友，那不是你的地盤、也不屬於你。」于彭說：「台灣畫家，就是要待在台灣。」
「藝術家沒有成名很苦，但成名後又是另一種苦。1990年代時，我的作品在拍賣場上屢創新高，當時我就覺悟了—我選擇低調的活著，就不受盛名之累了。」于彭說。天色漸暗、華燈初上，于彭收拾整裝，就在夜幕低垂的時分，他準備出門，展開他常規的一日行程：通常是先赴某個朋友的飯局，吃過晚餐後再到永康街一帶的古董店或酒館續攤，說不準會在哪裡遇到某個故舊或是新知，總之談天說地、把酒言歡，酒酣耳熱之際，你也許還會看見于彭默默取出他隨身攜帶的速寫工具，上一秒鐘還與眾人嬉笑怒罵，下一秒鐘他就彷彿瞬間抽離，冷眼旁觀或是直接遁入他筆下的大千世界。
長夜漫漫，暗瞑裡閃爍的燈火依舊燦爛，這眼前似真似幻的迷離場景，編織出的正是最真切的人間百態。聖賢寂寞，飲者留名，或許對于彭而言，生活和創作其實是同一件事：得意盡歡，一銷長愁。
藝外雜誌2013年6月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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