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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藝術之名：藝術家訪談王俊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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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王俊傑
1989年，留德前的影像實驗
--解嚴前後台灣只有三家電視台，分別被這個黨政軍控制，當然知識分子對所謂的主流的媒體、就所謂的三家電視台其實非常反感，尤其之前發生了五二０暴動，後來又發生北京六四天安門事件，正好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的政治立場不同，可是播報新聞的態度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後來我們在「歷史如何成為傷口」那個紀錄片裡，就把兩個事件的新聞片段剪接在一起，對照它本身是非常意識型態化、極權式的，那種極權當然是吸收美式新聞霸權的概念。我特別有興趣就是在媒體的部分。
--「Face TV」這個錄像是我早期在台灣做的錄像作品之一，那之前我已經做過很多件了，其實它的議題是延續的，那對媒體的批判比較希望從戲謔的，就是開玩笑、有點諷刺的角度，所以就會運用一些所謂錄像藝術的手法在裡面，會穿插一些好像不太相干、開玩笑性質的段落，把它對比出來。
我們去做很多影像跟聲音的實驗，再加上我們當時受到譬如法國新浪潮導演高達的影響，就對聲音跟影像之間的辯證特別有興趣。
--它就是講電視呈現在我們面前，跟我們實際在電視裡看到的那張臉或那個人到底是不是同一個東西？
我用戲謔的方式，在播報員的背後暗藏了另一個人，他做出的動作跟前面那個播報員完全相反，譬如他做出來的動作完全是搞笑的，或是他在吃香蕉或蘋果，然後 in進來的畫面跟我們預期看到的美好畫面完全相反，可能是一個爆破場景，或者是戰爭的聲音。
政治、飲食與影像
--我從台灣到德國唸書是經過一個長期的思考，主要想轉換一個完全不同的學習環境，因為在台灣你完全被整個環境的激情淹?了，你會一直不斷地投入到那個事件裡面。台灣非常小，每一個人都做非常多的事情，所以你只能夠去做，但幾乎沒有時間去思考為什麼這樣做，所以只有跳離那個環境，從另外一個角度，而且是非常中性、非常安靜的環境之下，從頭再看台灣的整個歷史現實，或者我們曾經做過的事情，你才能夠真正去反省到底你為什麼這樣子做。
--去德國是1989年七、八月的時候，柏林圍牆在年底十一月打開，我大概有半年的時間去經歷柏林圍牆打開前後那種非常巨大轉變的感覺，這給我的衝擊非常大，因為你從台灣，也是所謂這種分裂國家到德國，然後你發現柏林圍牆為什麼打開了，這個打開背後有很多意義，譬如說經濟、政治上面的那種操控，而跟自由民主其實是沒有關係的，所以給我的衝擊反而是跟台灣的一個對比，這直接影響到我後來的作品，就是我第一個比較大型的錄像裝置，「十三日羊肉小饅頭」就是那之後開始發展的。
--我去思考政治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那其實很明顯的就是整個東德經濟的破產，所以它等於是被西德用金錢給統一了。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重新去思考政治的真義是什麼？它是不是只是一個階級跟權力的遊戲？
--我在形式上用了隱喻的手法，但內容上其實還是在談我關心的權力跟政治分配的問題，所以我用了中國飲食去做一種隱喻，它可以隱喻愛情，也可以隱喻政治，所以我把「中國宮廷菜」當成是談政治裡的階級概念。
從唐朝、元朝、明朝皇帝吃的菜，然後透過現代科技大量的複製，讓它變成一個教人家做菜的錄影帶，然後你用很低的價錢就可以購買，按照菜單做了之後，好像覺得自己在享受以前皇帝的權力。
--創作的形式還是在模擬現實社會裡的行銷廣告或是媒體的手法，它強迫讓你接收影像，而且是非常快速變化的影像，所以必須要有相當程度的擬真性，就是說它完全模仿商業廣告的拍攝跟剪接手法，讓觀眾認為他又回到了熟悉的生活影像語言，再帶到我希望談論的一些不一樣的議題。
消費或者媒體、媒介，它其實是跟我們生活最接近的一個層面，所以我將它跟食物、還有對政治的探討連結在一起，然後透過虛擬商品的概念去發展大型裝置，這幾乎是我整個九○年代創作的主軸。
--其實當高達在談，就讓影像流動得比金錢還要快吧，其實就是談全球化底下、知識份子憂慮的非常好的注解。其實他主要談的就是好萊塢的影像霸權怎麼深入到每個角落，讓所謂純粹藝術創作的語言或表現影像本質的創作手法幾乎沒有了生存空間。
真實與虛幻的辯證
--「極樂世界螢光之旅」在探討人跟現實還有幻想之間的距離，他怎麼樣在現實之中生活？可是常常又進入到幻想的空間裡面，就是說遊移在這個幻想跟現實之間，那包括後來我做的返老還童仙丹也是類似的，就說大家都想要變年輕，可是如果真正有一個可以變年輕的藥的話，到底我們應該高興還是傷心？
--人們真正的生活過程常常介於真實跟虛幻之間，這個時空或生活本身就充滿了荒謬性，所以我在拍攝這三段影片時其實用到了演員，裡面的很多場景事實上都是假造的，就說我可能做一個很小的模型拍攝，讓它看起來具有俗媚的感覺，就是一般大眾喜歡的那種浪漫或者驚險刺激。
我把這種一般人生活裡驚奇的東西當作自己的特殊生活經驗，把它擴大，這個擴大的部分就是所謂超現實的部分，它其實並不存在於我們真正的生活裡面，只是我們的一個想像，它給我們的刺激其實只是一個過眼雲煙而已，跟真實生活其實完全沒有關連，我就要突顯這個荒謬性，所以在裡面用了很多對比的手法。
--我製作的一系列照片（如「聖光」系列），乍看之下會覺得它是真實景物拍攝的畫面，可是透過我對場景的設計或者電腦修改，讓真實的場景裡也有一部分的不真實，那這個部分其實就在反應我們的生活狀態。
千禧年後的文明危機
--面臨千禧年，人類給自己設定了很多危機感，就是千禧年之後，人類生活會有什麼改變？
--我在兩千年發展了另外一系列的作品，它有一個主要標題叫做「微生物學協會」，從某種程度來講它是一個延續性的project，可是討論的議題跟前面不太一樣，它比較針對人們進入一個新的世紀、怎麼去看待自己的未來，怎麼樣試圖尋求解決？它裡面當然有幻想的成份，但是我把它包裝成一個虛構的學術性組織，可以賣東西、發表學術報告，也可以是一種趨勢預測，甚至提出實際的科學的研究，解決人類未來的問題。
--我假設人跟衣服的關係已經變成人跟某種特定介面的關係，所以它就好像是一種模組，透過模組的組合，人們可以解決未來生存的問題，所以我就設計了幾種特殊布料做成的衣服，跟傳統的衣服不一樣，譬如它可以幫你睡眠或治病等等。透過這樣一個新的介面，我們才可以應付未來險惡的環境，所以這個作品其實強調了兩個面向，第一個就是人跟模組化的關係可能基於未來環境的需要，當然透過科技才能達到這樣的可能性。
--微生物學協會這個系列計畫的背面其實存在對未來的悲觀，就是說人到了未來，就像是機械人一樣在執行不同的工作，可是他的靈魂跟肉體可能是分離的。當然人為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可能會一直努力希望改變現況，可是改變現狀的結果很可能徒勞無功。
整個微生物學協會的計畫都偏向未來感，一方面是科技的展現，另外一方面又是人類未知的世界，呈現一種很疏離的風格。
其實反應了人們在兩千年以後、面對這個生存世界，好像就是瀕臨崩潰或者精神分裂的狀態。
如夢的潛意識狀態
--我們跟這個環境的關連不只是一個物質化的介入，反而更是精神層面上的改變，所以「狀態計畫一」試圖探討人怎麼像行屍走肉般的在城市間移動。
有兩個主角，一個男性、一個女性，他們是完全沒有交集的兩個個體，同時在這個城市裡生活，他們同時具有雙重人格，其實就是反應我們怎麼在虛幻跟真實之間不斷交換自己的身份。
--那到了「狀態計畫二」的時候，它可能更純粹的轉換到人的本質部分，呈現更加抽離的社會現實，更像是一種夢境、片斷的狀態。
它的表現手法更低限，會用非常不經意的片斷，去呈現人存活在世界上、很多不經意的微小片斷。
--透過很多後期製作把它調到介於真實但又像超現實的境界，就是說事實上我透過這種影像風格的處理，談我們人在當下這種活動的狀態，其實他最後終究要面臨自己的存在問題，那這個問題就是介於現實跟超現實的混合狀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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