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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外的中國：全球「中國城」佔領行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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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姚瑞中
1997年筆者得到亞洲文化協會的補助，進駐舊金山「海得嵐藝術中心」，在駐村的這段期間，除了進行工作室內的平面創作外，也不斷思考如何應用該地的環境特色來進行新的創作。由於幾乎每天都會路過金門大橋，經常看到成群的觀光客在此名勝前拍照留念，便萌生一個念頭，也許可以用此手法來談一些問題。但要談什麼問題？每天坐在工作室內枯想仍一無嶄獲，直到在市中心的中國城牌坊前，看見孫中山先生所寫的「天下為公」四個大字之後，突然豁然開朗，便決定開始進行「天下為公行動」這個計劃，來探討後殖民主義的議題。「天下為公行動」(1997~2000)除了探討殖民地情結以及當地人對亞洲人的刻板印象外，最終還是還原到「人」在離鄉背井後，面對自身處境的一種「失落」，也是探討「血統」或者「政治正確性」的一個辯證過程。
由於歷史與社會的因素，中國人播遷至天涯海角的歷程一直不斷上演；近百年來，神州蒼茫的鄉愁一直不絕於縷地呼喚它的子民，但國難接踵，政局變遷，華人移民只有在新的天地開枝散葉，並以「中國城」的建立來紓困他們的鄉愁。這一座座中國城的存在牽動著當地華人的思緒與血脈；而中國城的精神圖騰—牌坊，更是整座中國城民族意識、建築菁萃的所在，因此在正式進行我的行動藝術之前，首先要調查世界上那些城市內有中國城，而這些中國城是否建有牌坊？經過詳細的調查及研究後，先列出一份名單，約有二十幾個城市有中國城牌坊，大部份集中在新興殖民地的北美洲、澳洲，而歐洲相較之下就少了很多；令人驚訝的是，中美洲古巴的首都哈瓦那居然也有一座美輪美奐的中國城牌坊，但因簽證問題，而放棄這個地點的拍攝。
為了儘量避免在同一個國家內拍攝不同的城市，因此在考量經費之後，鎖定了十個較具代表性的城市開始進行拍攝計畫，這十個城市分別是：多倫多、溫哥華、維多利亞、費城、紐約、舊金山、巴黎、倫敦、橫濱、布里斯班。在進行拍攝的過程中，遇到了許多有趣的事，也碰到不少困難，比如在拍攝多倫多的中國城時，在中國城內被偷了三台相機以及護照、機票，幸好底片沒被偷走，後來在補辦護照時才得知台灣護照非常搶手。此外，有時還會碰到政治上的歧視眼光，每次進出海關幾乎都會被詢問旅行的目的，有時還要出示來回機票以確定不會跳機，在海外才深刻體會台灣外交處境的艱難。曾經自己問自己，為何如此大費周章四處拍攝，用電腦合成影像不是來的省事方便？後來回頭思考，反而覺得追溯的過程比呈現的結果更加有趣，旅途中碰到的人及遇見的事，這些不確定性與隨機多變的經驗，加深了我對這個議題的體驗。
雖說世界各地都有華人，但各地的中國城主要仍是以廣東人為主，走在舊金山的中國城內，如果不會說廣東話就只能以英文溝通，因為廣東人大多不會普通話，那是一種非常奇怪的感覺，廣東華僑往往自成一國，自有自己的生活圈，除非你廣東話說的很溜，否則很難打入這個圈子；在紐約則有三個中國城，曼哈頓的中國城像廣州，法拉盛像小台北，皇后區的第八大道充斥著大陸客，各有各的領域，只要你開口說話立刻就知道你大概是從那兒來的，每個區域各自有各自的管理階層，有時連地方政府都無法管轄，好比一個「國中國」。曾經拜訪溫哥華台商的豪宅，台商目不轉睛的盯著第四台關注台灣的選舉新聞，甚至比我還了解台灣的現況，無論是吃的食物、聽的音樂、甚至是室內佈置的風格，不出門其實就跟在台灣沒兩樣，有時甚至以為自己身處台灣；他們拿的是綠卡(通常是雙重國籍)，但當地人視他們為外人，因此很難打入當地的社交圈。他們在心理上其實是很矛盾的，問起為何選擇移民？大部份的答案不外乎：政治不穩定、戰爭的潛在威脅、社會的混亂、對教育體制的失望、自然環境的破壞等，時勢逼著他們做選擇：選擇改變外在環境，或者遠走他鄉。
2000年受邀於日本福岡「MOMA」畫廊發表「天下為公行動-中國外的中國」系列作品，我將十張照片裝置成半圓形的靶場，在靶場中央上置放一把M9空氣手槍，觀眾可拿起這把玩具槍，以槍上的紅外線瞄準器對準照片上的目標(身穿黑衣的不明身份人士)射擊，而此人(作者本人)則高舉雙手做出投降的姿勢，這把空氣手槍的後座力是仿造真槍設計，若扣下板機，強大的後座力會使觀眾有臨場般的感受。中國城給當地民眾的概念，往往是聚集走私、販毒、犯罪的負面印象於一身，也是廉價貨、低下勞工階層的集散地，許多好萊塢電影也藉此題材發揮，將中國城塑造成罪惡的地域，我乾脆就將電影中警察逮捕犯人的情節，挪用到此裝置作品上；觀眾此時的位置，就像是當地警察處理犯罪嫌犯的標準程序，當觀眾成為警察的角色時將面臨一個抉擇，面對一位身份不明的外地人士，是否要檢查其身份證明，或者甚至開槍射擊？旁邊的牆上寫著：「你有權保持緘默，你所說的一切都將成為呈堂證供。」
地點本身所孕涵的意義也加強了這些同類型照片的多義性，比如多倫多的中國城牌坊是中文的「門」字、倫敦的牌坊全是鐵架構成、巴黎的牌坊潔白如玉、溫哥華的牌坊則富麗堂皇；我希望照片與真實環境的搭配，能夠改變空間原本的功能，同時也改變照片本身的涵義，成爲集體記憶與土地、歷史神交的介面，透過空間場域內的裝置，強化虛擬介面(照片)與真實切面(場景)的接點，而這接點各自在各人的現實及回憶中被召喚出來，但卻永遠注定失落；照片不再只是照片，所有的照片最終都將成爲「死亡」的「提醒物」。
美好的生活永遠在它方？
《中央日報》第13版, 2002/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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