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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通公園 臺北市立美術館聯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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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顧世勇
關於伊通公園這次的展演，從表象看來，所使用的媒材以乎是某種對科技的預示，可是仔細探究之下，才發現那只不過是一種再簡單不過的電話網路和影像數位化的視訊原理，並無新奇之處。而展場即將陳列擺設的一些「物」也讓人容易聯想到「既成物」的概念延伸，不過除此之外難道沒有其他的指涉嗎？
其實這樣的展出形式，伊通所有的人可真的是費盡口舌，幾經數次的討論才決定的，不過直至目前為止仍有持不同意見或不想參與意見，一切緣起緣滅順勢而行。像這般的討論無非是彼此後設概念的爭論，而忽略了藝術實踐創作上，直觀本能的先行性乃針對概念停格的逃逸。
這個展覽大體上提供了「在場」和「不在場」的問題；換句話說，無所不在場的「影像」和總在場的「物」之間的對話，甚至無任何對話的對話也被允許。這種以「物」證「物」、以「人」證「人」，以「物」證「場」、以「場」證「物」，以「人」證「場」、以「場」證「人」或以「人」證「物」、以「物」證「人」的追蹤，可謂是以「關係存有」溢出「存有關係」的群性意義。
不可諱言，這樣的以擦拭去個人性或整體匿名的群體展覽，並非伊通這次展覽首創，再說伊通所有藝術家也不是一個具共同創作理念的團體，為什麼要以這種聚合命名的方式來實現這次的展出？而展出的「物」和數位化後的終端影像又如何產生聯繫等等....這一連串的問題，卻可能成為質疑的焦點。不過以上所提的問題，也都被仔細討論過，最後仍出現伊通慣性的包容力和一切在不確定中讓意義無盡漂泊。
我想伊通原本就拒斥一切結構性的命名，人類結構學家李維史陀（CLAUDE Levi-Strauss）曾描述結構這個東西大概是這樣子：就像丟骰子，每一次的拋擲會出現不同的結構，結構並非是預設的幻覺，而是在偶然際遇的時間流變中成形。的確伊通九年來未曾有過固定的結構模式或預設性的疆界，完全反映在這次的展出上，三個碩大的展出空間（北美館B01、B02、B03）將共同討論出的「物體」以非邏輯的即興方式散置在三個空間中，而穿梭其間的電視螢幕透過電話網路和數位針眼聯繫了不在場（或在場）的藝術家和在場觀眾的關係。廖仁義博士曾比喻，極真實的「物件」置於展場和擬象的電視視窗的對質，容易讓人聯想到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的「擬象」（Simulation）、符號（Signe）和超真實（Hyperreel）的問題。或者說資訊已將物、意義、人瓦解成為一種星雲散佈的狀態。
也許伊通這次展出過於慎重並於老早三個月前即進行激烈的討論，而導致的絕不是過多的創新，而是正好相反，是疲憊的懸疑困境和全然的能趨疲（entropy）。這樣的預設和討論又再度證明了於伊通出沒的藝術家們的曖昧態度，一方面要求認同的遺補作用並與之同時又自我疏離或顛覆成為個體戶的邊陲性格，這樣的態度，不也反映出他們在台灣藝術生態上的處境。
在台灣藝術生態和發展上，伊通正處於「無所在」和「無所不在」的窘態，此次的展出，多少反應出他們對環境的看法，並以不著痕跡的痕跡刻劃出藝術自身的內在邏輯，並穿越客觀世界的特定時空限制，或界內（本土）、界外（非本土）的籓籬，朝向藝術本體論的道路邁盡。
(1997.11.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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