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家／世代

身為一個藝術家，對於本身所處的世代是必須先要考慮清楚的，也就是一個創作著對於自己本身所處的環境要有基本的認識。仔細思考著自己出身於一九六０年代末期的身份，可以發現自己的世代是充滿著矛盾的性格。從自己生長的歷史來觀察自己，驚訝的發現我的意識型態是隨著社會所經歷的大變動做修正的，這也就是變色龍的性格，八０年以前我是"藍色的"，解嚴之後我是"綠色"的，而資訊爆炸的時代我的顏色就成了印表機印出來的"彩色"。我們沒有前輩們悲情式的革命情感，和浪漫的理想主義色彩，但是觀賞"悲情城市"的時候也會感動的流下眼淚來，因為在我們之間又好像冥冥之中有著共享的情感和經驗；我們沒有後輩的激情和灑脫，但也能瞭解他們無俚頭般的趣味。我們就好像螺絲丁，連著兩個世代的主幹，悲哀著身為螺絲釘，也幸運著身為螺絲釘。

符號／藝術語言

檢驗自己的作品，這種妥協的性格，這種兼具懷舊和展望的情感是隨處可見的。我對於情感上沈溺於劇場式的裝置作品不感興趣，但頗能為此種強烈的民族情感所感動，但總是希望在這情感的感動背後加入個人的理性思考，因此我喜歡強調對於自己所製作的物件藝術(Object Art)背後的內含意義(connotation)。我希望我的物體藝術成為一種符號，而這符號的背後是引伸著多重層次的意義的。隨著觀者對相同的符號因有不同的經驗而有不同的解讀。

青蛙／自畫像

在開始創作"遷移"這件作品之前，我一直想做一個自畫像── 一種普遍的模式的自畫像，而每個人都可套上這個模式的。不久我就在舊金山的中國城發現了玩具青蛙，我馬上發現青蛙等於每個人的普遍畫像。看著它在鐵盒子裡游泳就得到了一種領悟──人生不可避免的荒謬。青蛙在那裡不停的機械式的游泳，就象徵著人在無意識的狀態中拼命的想突破困境，但是一切都是枉然的。此外青蛙這符號對我本身也許正式暗示著我的藝術家的身份，對上班族來說就是中產階級的困境，對廣大的台灣人就是政治現實的陰險了，何況台灣曾經是生產這類型玩具最大的國家。使用玩具來作為一種符號，來體現台灣或是普遍人類的認同問題或現實問題的荒謬，是我最喜歡的課題，而我偏好使用幽默的手式去詮釋這種荒謬，可以說是類似於黑色幽默的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