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全球對話：策展人侯瀚如訪談
|
|
文 / 蔡長璜
Q：請問您是什麼時候開始走進獨立策展人（independent curator）這個領域的？
A：我還很年輕時就在藝術圈子活動了，如果沒有記錯的話，大概可以追溯到1984、85年前後。那個時候，我仍在中央美院念碩士班，但已著手撰寫評論，包括翻譯諸多西方現代藝術觀念的著述，時不時也會以創作者身份參加展出。這個時期或者更早之前，在中國大陸，大家試圖從現代與當代藝術中去尋找、去發現突破學術建制和官方話語框限的途徑……也就是說，許多藝術家都追求自我表現，高揚創作自由，及後當然是新的語言之創發。
接踵而至，就在1989年，有一個藝術家以及批評家群體自我組織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中國現代藝術大展，我便是來自上述群體。
Q：究竟是什麼原因使然，讓您突然在翌年便離鄉背井遷居到法國呢？
A：我時常嚮往著從自己的文化語境裡跨越出去，然而能在巴黎落腳卻是機緣巧合的事。當時，我獲邀參與籌備一項在法國南部某個小鎮實施的展覽計劃。就在那個旅程中，我遇到我的女友，她後來也成了我的妻子，所以就決定留下來。
儘管如此，有一點必須說明的是，跟我同代者，即那些經歷了從文化大革命到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之社會轉型的中國人，莫不是共同享有一種極欲融超祖輩經驗的慾望。譬如像同是旅法的黃永砯、陳箴以及去了美國的谷文達等人——對於這些人，我以為就個人抱負而言，與其說我們僅僅代表了中國，毋寧說我們每時每刻皆妄想成為全球環境裡的一分子；這恰恰也顯示了當代藝術正由一種國家的視野邁向全球的視野的現象。
Q：有論者指出說，獨立策展人的興起抑或是藝術雙年展的蓬勃在在跟冷戰的結束息息相關，可否從您的角度談一談這個“專業階級”的興起和發展？
A：的確，我乃是屬於此種特殊社會或者政治轉向所衍生的獨立策展人世代。與此同時包括像奧奎·恩威佐（Okwui Enwezor）、瓦希夫·寇東（Vasif Kortun）和眾多擁有非西方文化背景的同道們，不但聯手充實了當代藝術的話語（discourse），還成功促進世界各地陸陸續續崛起的藝術機構互相掛鉤，舉歐洲為例，她變得更加完整了，東西方雜糅共存。我要講的是，在這之前，我們只有哈羅德·史澤曼（Harold Szeemann）等少數幾個獨立策展人而已，其中大多數均對藝術自身的演變深感興趣。
我相信我們這個世代的策展人清楚知道，其實它並非只是顯示出藝術的差異性，或者依循藝術史的邏輯不停翻新花樣的問題，反觀，它一直都體現為我們所謂的藝術與其定位的關係……
Q：容我打岔一下，您經常提到說策展人的任務無非是提出問題與打破常規，沿著這兩點延伸談開去，可否進一步論述您對策展或者展覽——尤其在全球化語境下的種種思考？
A：這個啊，藝術始終需要跟新的語境進行協調、整合。不過，藝術家卻沒有必要個個都與此社會背景情況扯上關係。不過，如果從宏觀方面來看，我們務須認清，當務之急，在於如何使到藝術在變化之中能夠繼續對世界產生作用。
在我眼裡，展覽所要呈現的大體上已不再是任何現成製品和既定話語，它顯然是為了應對特殊政治／社會／文化語境而創造出新的意義以及互動關係的過程。這是我對於個人實踐的一些體認，或許，這也是驅使我持續不斷地發明再發明的動力。你想必會說：“策展人”這個稱謂已被我注入全新的內涵了。
Q：比較不知好歹的，就說和藝術家的合作方式吧，您會不會把策展人的角色當作自身權利的專斷獨行？
A：啊，我想……你總不能置策展人於不顧吧。策展人腦子裡必然會有一個願景，抑或是一種設想，因而他肯定會費盡心思地將它實現出來。與此同時，策展人的願景往往源自與藝術家的對話，以及從藝術家工作狀況乃至自我審視中學習得之；我的學習對像還包括不同的專業、學科和領域的工作者。一項展覽，約言之，儼如一個學習過程的總結。
另外，相對重要的，它不僅僅是形同有關學習的展示罷了，它更像是一個由此學習過程的轉化，即為了支援新的創作而開拓、衍化出新的語境。對我來講，藝術活動乃是一個探討社會的議題甚至是改造世界的方式的交流平台，透過特殊的觀點，憑藉特殊的語言，一如面對社會的變遷而開發出新的實驗室。換個方式說，你只需給它設定一個基本框架，然後將藝術家——或者物質條件——臨時組織起來，讓他／她們在這裡生產新的作品。
有鑑於此，這種（平等的）動力：需要慎重思考的，莫過於應該把統籌與組織創意製品、審美接受、話語結構等一切相關事物之間的關係視為一個長期、多向互動下的動態系統（dynamic system）。策展人的任務不是去到展場，並將一大堆作品相繼掛起來就算完事了，它絕非如此兒戲。
Q：您是其中最早檢驗諸如游牧身份、混種文化、全球流動、離散經驗……等等生存狀態之下的藝術家的策展人和批評家之一。請問您自己的境遇對於個人的策展傾向有沒有產生影響？
A：一個來自所謂非西方文化背景的移居者，你的身份屬性常常會被人一再地挑起。這樣關鍵的議題，隨後竟也造成我拒絕採以那種固定的、制式的以及再現的他者表述。當我初到巴黎，面對周遭的事物，我發現自己陷入一種無所適從的窘境。所以說，對我來講，提出與認同性、全球化攸關的種種課題乃是自然而然的事。
個人所經歷的文化衝擊固然微不足道。但是，從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期間，世局出現了歷史性變化：冷戰的終結。大家發現彼此業已生存在一個新的典範之中。而新的世界秩序衍生出諸多問題，比方說，經濟全球化、後殖民移民、西方世界以外的現代化，等等，你可以把它當作是危機，抑或是轉機，完全取決於個人的視野。與此同時，後殖民理論也形成文化革新的驅動力了。當你面對所有這些問題時，能夠洞見全球化並非那種盛行於美國或者歐美地區的同一模式，尤其顯得迫切、重要。事實上，世界各地流通著諸多現代化的可能性，哪怕今天已紛紛調轉過來影響西方了。
我確信由我策劃的展覽都能夠跟個人生活經驗聯繫起來。再說，我也希望這些計劃足以呈現出一種有別於主流藝術世界的類型。可是我沒有重構主流的意思，反而矢志將那些把平常與異常區隔開來的障礙除去，要不是這樣，不同的主體便無法獲得“平起平坐”（equal existence）的機會了……可想而知，我主動參與全球對話的過程，怎麼可能說跟這個選擇、傾向和策略毫不相干呢！
侯瀚如，國際著名策展人，1963年生於廣州，1981年考入中央美術學院，1988年碩士畢業。 1990年後定居巴黎，現為美國舊金山藝術學院展覽與推廣課程主任，也是歐洲、亞洲以及美國多個藝術基金會的委員和評委。曾參與策劃展覽項目包括：“運動中的城市”（1997年至2000年間巡迴全球七個城市），2000年中國上海雙年展，2002年韓國光州雙年展， 2003年意大利威尼斯雙年展（策劃“緊急地帶”單元），2005年中國廣州三年展，2007年土耳其伊斯坦堡雙年展以及意大利威尼斯雙年展（中國館策展人），等等，今年又再出任本屆法國里昂雙年展的藝術總監之一。
注：本文編譯和改寫自下列專訪文章：1. Johan Lundh (2008), From Beijing to Paris to San Francisco: Hou Hanru in Conversation, International Contemporary Art, http://www.findarticles.com/; 2. Matthew Schum (2008), “Global Warming”: Interview with Curator Hou Hanru, http://www.haudenschildgarage.com/
原載《光華日報·異言堂》作者專欄“肉身思考”（2009年5月5日及6日）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