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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有鴻鵠，王福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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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秦雅君
就王福東的性格而言，只單純做一個創作者，毋寧是個太小的格局。
回顧王福東的生命歷程，宛如一齣充滿波折起伏的電影故事，卻又的確萬分真實。生長在澎湖一個名不見經傳但風光明媚的離島上，由養父母帶大，高中畢業後一心想考師大美術系，隻身北上卻連個落腳的地方也沒有，曾經露宿在公園裡。後來邊打工邊準備考試，考了四年才考上師大美術系，大學期間卻鮮少出現在課堂上，最後甚至沒拿到文憑便隻身赴美，一心要造訪那個心目中匯集現代思潮與藝術的聖地--紐約。
赴美八年，他曾經像個流浪漢般遊蕩在地鐵站與中央公園，卻仍貪婪地狼吞虎嚥著排山倒海而來的生猛藝術思潮，新的名字、名詞、色彩與圖像充塞在飢渴的腦子裡。在紐約，他親眼目睹了彼時紐約新生的藝術重鎮---東村（East Village）的崛起。東村中許多年輕創作者的杜政題材及塗游性格，以及其創作時的直接與自由，都給他很大的衝擊，似乎也影響他後來一直執著於思考，做為一個創作者的時代使命為何？王福東寫下：托爾斯泰曾說「一切藝術莫不植根於本土，與自己的同胞共哀榮」。並在拿到碩士學位後整裝返台--做為一個台灣畫家。
1990年王福東應《雄獅美術》發行人李賢文的邀請，接任《雄獅美術》主編一職，強烈的運動性格促使他積極策劃許多充滿爭議的專題，在沈寂已久的臺灣美術界，投下一顆又一顆的巨石，掀起波濤後仍餘漾不絕。彼時藝壇大老、藝評家、創作者間的論戰，就在《雄獅美術》上此起彼落，殺伐四起。一年下來，王福東的知名度也節節昇高，在《雄獅美術》工作的尾聲，他更以「台灣新生代美術特輯」，點名四十位台灣新生代的創作者，高舉台灣新生代崛起的旗號。這件肯定引發眾多不滿與批評的事兒，王福東說他寧願「多做多錯」，也不選擇鄉愿地「不做不錯」。
離開《雄獅美術》後，王福東轉戰台中，接下臻品畫廊藝術總監的工作，從在媒體上以文字為新生代創作者做嫁，到直接進入市場成為操盤手，王福東更是舞得虎虎生風。當時台灣藝術市場中．前輩畫家的作品在一陣熱潮之後，價格高、作品也少了，市場上亟需新的籌碼，王福東不僅為臻品挑選了十位年輕藝術家，並成為各地畫廊業者選擇藝術家時的諮詢對象。一時間這些以往幾無機曾在商業畫廊展出的新生代作品，不單是疲於奔命地在北中南畫廊輪番上演，並且還都有不錯的銷售成績，不過這陣熱鬧隨著經濟不景氣迅速冷卻下來，王福東也結束了與臻品的合作關係。
離開臻品後，王福東絕少與美術界往來，關起門來專心回到創作。而回溯王福東的創作歷程，似乎讓人很難找出所謂「王福東式」的風格，從學生時代的超現實主義風格，紐約時期受新達達主義啟發的現成物應用，及東村經驗下對社會、政治的反應與訴求，密西根時期對原始主義 Primitivism的認知與應用，返台後1992年以色彩來寫詩的嘗試，1993年對台灣族群間共榮共生的思考與表達，1994年以木雕上繪油彩的嘗試闡述心中的「儒懷」觀。而現在，王福東又同時進行油畫、陶土繪彩及以木材併組而成的立體作品，意欲尋找新本土的定位。不停地思考、不停地改變是王福東難以抗拒的慣性吧！不僅表達的意涵隨心境及外在環境改變，連表達的工具也是率性取捨。
王福東是個閒不下來的人，即便是單純的創作工作，他也像個八爪章魚似的，要耗盡自己的腦力與體力。在這段「解甲歸田」的日子裡，女兒端端的誕生，是王福東與妻子生活上很大的高潮，也讓王福東在教書和創作之外，還花上很多時間和女兒相處。家庭生活之餘，王福東有時會帶瓶酒，到目前唯一還有聯絡的大學同學程代勒家，和老友聊聊心情，或是到一些對藝術很有熱情的年輕朋友開的店裡坐坐。王福東說：「其實還蠻想念台北的」，雖然不再涉足藝文場合，也不再撰寫任何與藝術相關的文章，他其實還是很關心台灣的藝術生態，而台北仍是種種資訊與資源的大本營，那種可以呼吸到新鮮藝術空氣的感覺，是他心之所繫。
在臻品工作時，曾經有一位記者向王福東表示有意為他寫「前傳」，王福東笑笑說：「你太抬舉我了」。事實上，對於渴望見到新生代創作者在台灣畫壇能佔一席之地、渴望見到台灣能有更貼近當下台灣本土的作品等等理想，王福東是感到壯志未酬的。雖然現下的生活讓他能有更多時間和心思創作，但文字與媒體的魅力其實一直令他難以忘懷，而當見到有愈來愈多新的人口和團體投入到為藝術爭取更多的認同和更大的空間時，那顆蟄伏已久的心不禁又蠢蠢欲動起來。
未來的一切難以逆料，但現在的王福東很清楚自己想做的是什麼。若再有機會，將不再像年輕時那般熱血沸騰卻又十分在意別人的看法，而能夠不再憂憂讒畏譏，更有耐心和韌性的去完成自己的理想，或許現在才是王福東真正成熟的時刻。
(原載／《典藏》雜誌 1997年11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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