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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行列，想像著一種偏行的可能：關於「向日葵反核遊行」的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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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陳泰松
難道要這樣正規地走—遊行的走，跟著遊行隊伍走？就以藝術參與社會的姿態來說，若是藝術以其團體名義現身於反核遊行隊伍當中，那麼這種符合活動規制的行動似乎就顯得有些創意不足，即使我們在這場活動裡看到有些演出劇目的巧思。
或許，我們不應吹毛求疵，當代藝術以其社群之名加入「向日葵反核遊行」純屬公民社會的表達自由，理由正當，其所代表的生態意識也無須置喙，不過正因為在陳述意見的名分上，這樣的社群根本上被台灣政媒社會所藐視，或視為無足輕重，所謂遊行的代表性不過是舉牌式的民主，一種被盤算過的代表性，也就是說，當代藝術的聲音在此是陪襯角色；它是額外的，成就的充其量只是一種入贅式的遊行政治性。這不是要去反對遊行，而是要說出藝術社群被編入制式遊行中所呈現的是瑣碎事件與花絮新聞。這不是說藝術得躲在雲端，自鳴清高，而是它本身就是雲端，是落在現實裡的雲端，在此營造異托邦，正如陳界仁在《路徑圖》（2006年）擬造的示威，提供藝術涉入社會的一個範例。
必須解構遊行！這不是說要廢除它，而是從後設語言（meta-language）的視角給予去自然化，剔除其記號透明、自明之理的迷思，使其構成要件得到檢視，另創一種操作的可能。這是說，我們不能只在內容上發想，因為主導意義生產的是操作模式，是它決定了前者的解釋框架與價值定位。再強調一次，不反對遊行，而是去設想遊行可以有的各種差異表述，去構思另一種序列化的行動事件；譬如說，何不以核電廠為目標去進行諸般形式的干預，如塗鴉（肉搏式的手繪或遠距的雷射投影），何不把核電廠變不見的大衛魔術表演，宣布該處為藝術展場或林林總總等意想不到的活動，無論是真實的或擬造的。
即使要遊行，作法也可別具一格，例如身在中國上海的林明弘於2008年5月20日台灣總統就職日，特別從工作室走回家的行程便被視為一種遊行，該行動並結合他對「上海書報攤」的系列攝影，顯示就職新聞遭到封鎖，且於2009年5月以「我是太陽」為展題在誠品畫廊展出，構成多重的語意叢—太陽是指台中太陽堂，也是一種記憶認同，其原型logo是向日葵，是顏水龍的設計，其一幅馬賽克作品因它是中國國花的禁忌在戒嚴時期被隱藏多年。若以上世紀60年代法國激進思想家德波（Guy Debord）的術語來說，林明弘的遊行可說是一趟個人式的「偏行」（dérive／drift），一種走偏之行。就他來說，所謂的「偏行」在美學上是相反於旅行、散步的古典概念，是指一種過程倉促、但能穿過城市空間之多樣氛圍的表演技術，且跟「精神地理學的性質（la nature psychogéographique）的效果」與「建構戲耍的行為」（un comportement ludique-constructif）（註１）是密不可分的。
但不遊行，也行！杜珮詩2008年的系列拼貼作品《邁向幸福的十一個步驟》教導家庭如何瞭解核能輻射與因應核災的步驟，便可被視為另一種「偏行」的可能策略；我說「可能」是因為該作原本是掛在牆上的畫作，但可被運用在當前反核的活動上，正如呂岱如目前策畫的「不可小覷」展（MEME覓空間、TKG＋與一年畫廊三個展場）。其實，在此還有一個比「偏行」更為精確的可能概念：「境遇建構」（situation construite）。這也是德波的概念，是指糾集小團體，「以單位氛圍與事件遊戲的方式，具體地、蓄意地建構的生活片刻」（註2）；而我說「可能」是因為杜珮詩此作可從圖解式的畫面，改寫成一種事件的現場演出。
無論是「偏行」還是「境遇建構」，兩者都是德波創立境遇主義（situationinisme）的藝術策略，用以突擊其所指控的「影劇社會」（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打破社會「虛假的循環時間」（pseudo-cyclical time）。據此，參與「向日葵反核遊行」的藝術社群雖未提出創意的聯繫，卻給我們一個值得思考的藝術命題：藝術藉由事件以取得它的現實性。這是藝術如何關聯事件的問題，一個屬於它想觸及的現實問題。很顯然，就「向日葵反核遊行」來說，藝術沒發生，而僅只是以社群之名，依附於遊行事件，被編入後者所屬的現實裏。比這遊行更為精確的最近例子是「溼地．退潮．真實凝望」攝影展（台北當代藝術館），攝影家們以典型的、人道主義的紀實攝影，記錄彰化大城濕地風土人情，藉以支持反「國光石化設置案」的社會運動，在地生態的永續經營。良善的美意無庸置疑，且有感人的攝影影像，具足藝術的創作表現；的確，藝術有發生，因為一方面，創作本身就是一個事件（有人、事、時、地、物等參數）；另一方面，它的展出也是個事件，但以反「國光石化」為意義指涉、從中獲得價值定位的事件，是附屬於社會事件的藝術，被編入反「國光石化」所屬的現實裡，因而藝術在此是自絕於自身事件的美學政治性，結果若不是從舊式的人文階級高舉理念，便是淪為他治的功能主義。
縱使有活動內涵的差異，前述兩個範例都涉及了再現的政治性，即使是站在批判者這邊，都是以進入社會記號交換體系的象徵層為己任。反抗體制，批判當權者，站在受侵害的微弱者這邊，這種立場的表態當然不可含糊，然而，這種表態的藝術語言是否遭到反噬，重蹈了對方所擅長的同一性操作裡，這才是問題所在；也就是說，面對當權派發出「不許這麼做」的禁令，反對派不能為了力量的集結也去壓制自身內部「不許這麼做」的差異與異質性，要求同質化的感性表述；剛好相反，只要立場明確，反對聲音的多樣化反而是分進合擊的壯大。批判當權者、找到它的對立面有時並不難，因為這是形式上的二元對立，更激進的是發出有別於那個位置所屬的批判，一個在那裡、但又不守在那裡的張力形象。這是反再現的藝術事件，也就是境遇主義的「偏行」。除了陳界仁的《路徑圖》，我們在余政達2008年的《她是我阿姨》錄像那裡也可找到這類形象。這是一種藝術事件的政治性，是藝術在政治場域中所構建的美學自治，也就是在「偏行」中創造屬於藝術自身的事件性。
（今藝術225期2011年6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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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 參見◎infokiosques.net/IMG/pdf/definitions-IS.pdf。
註2 同註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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