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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文本：評林宏璋《不好笑笑話—構成主義在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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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陳泰松
既然笑話不好笑，為何仍要講它呢？或許，講不好笑的笑話就足以引人發笑；也就是說，話的笑料所在，不在於它所陳述的內容（「陳述語句」），而在於它作為這種「陳述行為」本身。若此話不錯，林宏璋在「伊通公園」的展出，正是這種與「陳述行為」有關的笑話。的確如此，不僅展題本身不好笑，就連物件的陳設本身也讓人不覺有何好笑之處，除非觀眾有某種程度的幽默能力；因為藝術家把展覽處理得相當嚴肅，企圖使「展出行為」在某個語境下顯得荒唐可笑 ── 也就是其所謂的「構成主義在台灣」的歷史虛構。
首先，在樓下部份，林宏璋虛構一位台灣日據時代、名為江啟勝的歷史人物。我們在牆上可讀到這位人物的事蹟介紹，必須邊走邊讀的台灣重大政治事件的編年圖表（從日本據台殖民到中國國民黨敗退台灣為止），下方還附註西方現代藝術運動的編年史，使兩者彼此對照。此外，尚有其兩幅風格迥異的油畫；一是早期留日的印象主義，另則是自俄國返台所謂的構成主義。對於這位虛構人物，我們從牆上的文案〈困頓與回首〉可讀到他這樣的生平：台灣早期赴日學醫的留學生，在日期間因與左派健將衫山圓治郎結識而熱衷馬克思主義，懷著理想，在俄國發生十月革命前夕輟學赴俄，參與當地的社會改造活動，並與當時構成主義者密切交往，創作手法及觀念為之丕變，認為「藝術與政治的結合才是馬克思所描繪的烏托邦境域」；但回台後，其所懷抱的社會改革信念因與日系台共的政治角力、文化觀點歧異而壯志難申，雖日後在繪畫、雕塑、設計、文字等方面創作不輟，困頓無問的環境與長年的疾病纏身仍抑鬱以終。這種對人物誌的展出模式，是美術館機構相當典型的做法，幾乎成功地讓人誤以為江啟勝是一位真實的出土人物。
接著樓上部份，林宏璋故意將作品處理成尚未定位就緒，使不知情的觀眾誤認為是在佈展中；觀眾至此成為這個空間的誤闖者 ── 這些是江啟勝構成主義的遺作，有的尚未拆封斜靠牆邊，立體的、平面的作品隨地擺放，而令人矚目的是為數不少的小士兵塑膠模型，從箱子裡蔓延開來，隨處盤據在這些作品身上。走到隔壁間，牆上掛有江啟勝的遺文，一件板面結構，可供多項組合，以及一座玻璃展示櫃，裡面裝有各式各樣的幾何結構小模型等等。總之，江啟勝這個作者身份是捏造的，就連當中所提及的資料提供人魏江含笑與榛古文化基金會亦不例外。
面對這種充滿詭辭的展覽型態，我們應如何解讀呢？與構成主義物件相結合的士兵模型是個切入點。
作為一種記號，士兵模型首先讓人聯想到其所代表的語義「戰鬥性」；這種讀法當然是與構成主義的美學意圖有關。事實上，構成主義的「抽象幾何」絕非冷峻疏離；相反地，它始終與文化的革新、總體藝術的設計理念緊密相扣。透過這項語義操作，林宏璋似乎是為了喚起「抽象幾何」在前衛藝術中曾有的戰鬥性。不過，話說戰鬥性，它是依附在構成主義對作品形式的自律性之要求上；這是在未來主義、純粹主義、新造型主義、馬勒維奇（Malwich）的「至上主義」等相繼展開下而產生的，同時也跟科技、工業的啟發有所關聯；也就是說，它強調設計理念、實驗精神以及製作本領的掌握，著眼於工程、組織、生產以及藝術活動的實用性。而且作為一種書寫風格，構成主義大步地邁向「應用藝術」，廣泛地表現在當時日常用品、傢具、海報、雜誌、攝影、劇場、舞蹈、建築、室內設計與都市計畫等形式上；尤其歷經30年代「包浩斯」（Bauhaus）學院在工藝方面的繼承與轉化，早已成為當今普世流行的基本設計模式。它以現代社會的工程藝術師自許，並在政治上結合了左派布爾塞維克政權，展現其熱烈掌握生活與現實的企圖；它作為「生產主義」（productivism），肯定機械與唯物觀，並宣判傳統繪畫與藝術家的死亡 ── 例如，阿爾普（Arp）與李斯茲基（Lissitzky）在1925年便宣稱：「構成主義贊同在藝術與數學、藝術品與技術發明之間沒有決然劃分的界限」。總之，為了形塑新的生活框架，這個在俄國20年代前後極盛一時的前衛藝術致力於「總體藝術」的創造，其終極目標是建構一個符合現代社會的生活與群體倫理。正如林宏璋在展覽現場的文案〈困頓與回首〉裡所說的，這是「藝術首次與政治意識型態、權力結合政治與藝術實踐，企圖經由統合的文化策略融入一般人民的生活」。
然而，林宏璋的這些士兵模型果真就如此作解嗎 ── 一種透明的、直指「戰鬥性」語義的記號？答案可不盡然。且看它在物質面的語義：士兵模型是系列複製的塑膠玩具，兒童世界之戰爭遊戲的模擬物。這增添了整個展場的趣味效果，卻也耗損了構成主義原本應有的形式張力；也就是說，構成主義的「戰鬥性」確實被提示了，但這只發生在我們有條件地讀取士兵模型，取其單一語義。再回過頭來看，士兵模型的配置，踰越了歷史上構成主義的基本型構；事實上，這根本就是當代藝術常見的「裝置」手法。
當然，這是林宏璋的意圖所在，但它不應被視之為混淆視聽，以時序錯置的方式，戲耍歷史書寫來考驗觀眾對江啟勝身份真假的辨識能力。我們要強調的是，《構成主義在台灣》無關真假命題，而是一種「文本」（text）的生產：它是寓意的，以「裝置」手法對構成主義進行一種召靈儀式。（節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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