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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通10年─現代藝術的「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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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鄭乃銘
它的名字叫「伊通公園」。但是它並不是一座「公園」，而是「畫廊」！這個在台灣以推展現代藝術為主軸的空間，已走了十個年頭！十年的「伊通」，「伊通」的十年，都值得津津樂道。
「伊通」的樓梯，真的很不好走。窄窄、陡陡，一不留神，鐵定會踏空了一階。身手矯健者，可以反射性地抓住旁邊的欄杆。運氣不好者，當然就只能讓臀部做做「激烈」運動啦！
如此進「伊通」的方式，似乎總讓人印象深刻，相對也會讓人聯想到這就好像台灣現代藝術的處境，不也是同樣在一個窄窄陡陡的階梯中企圖往上攀爬，每踏上一階都是個機會，可是也深怕自己踏空了一階，那就得重頭再來過。
表面上，台灣現代藝術的環境，固然稱得上開放且受到尊重；事實上，展覽空間的有限、現代藝術普遍認知薄弱、藝術家本身持才傲物、商業畫廊覺得無利可圖，這些都一直困惑著現代藝術家。所以，現代藝術家為了希望能有一點發表作品的機會，自然也就興起像50-60年代的現代藝術畫會成員，在每一年或每兩年就去洽談一個場地，然後所有的會員出點錢共同開個展覽，讓自己有機會以藝術來和大家說說話。
以「伊通」來講，十年前它之所以設立，據發起人之一的劉慶堂說：「一開始，純粹是我們一群人都很喜歡藝術、喜歡空間、喜歡聊天，所以每每都會去找一個具有空間設計感的餐廳或咖啡館吃飯或喝咖啡。就是因為這麼簡單的一個心理，才逐漸發展想要有個空間的慾望。」那個時候，與劉慶堂一起「築夢」的藝術家有：莊普、黃文浩、陳慧嶠。劉慶堂也透露：「其實，那時候我自己還有個很私人的理由，那就是我一直想要成立一家攝影工作室。因此，當一群人告訴我說，既然那麼喜歡有個聚會、聊天的場所，那何不成立一個工作室？其實正投我所好！因為如此我就可名正言順的離家出來成立個工作室了。有了攝影工作室後，看到樓上的空間也很不錯，而且還有個頂樓很美。於是，就這樣又租下了隔壁，變成一個可以發表個人創作的地方。誰知道，這一走就走了十年，『伊通』竟也成為這個時代現代藝術家成就自己個性的舞台了。」
如果，你覺得像「伊通」這樣的藝術替代空間，應該長成像畫廊般「莊嚴隆重」的話，那你可就大錯特錯啦！
最早，「伊通」的對面是個賓館，就在阿扁市長還未執行他的掃黃動作前，對「伊通」的成員來講，簡直是位居地理之便而大飽眼福！據說，像莊普、盧明德等等族繁不及被載的現代藝術家，最喜歡到「伊通」的露天咖啡座....後來，阿扁市長的掃黃掃到伊通街，當然這家別有洞天的賓館也就下台一鞠躬了。據說，「伊通」因此生意清淡了好多，好長一段日子才回復過來呢！
「伊通」的趣味鏡頭，自然也不止如此。據「園主」劉慶堂說：「大家都以為『伊通』是個團體，其實我們一開始就沒有想過要以團體來制約大家。想想，如果拿一個制度來約束藝術家，那怎麼可能呢？而『伊通』設立十年以來，唯一很嚴肅地找藝術家們來開會的，就是去年『伊通』在北美館舉行展覽之前。問題是，找他們來開會，一碰面還真是談不下去，就這麼鳥獸散。所以，我想如果哪天要『伊通』解散的話，只要找大家來開會，那就鐵散啦！」
藝術家坐紅塵奶爸養家容易持家難
「伊通」目前是個複合性的空間，既能談藝術也能喝喝咖啡、紅酒。當初，「伊通」就是不願讓藝術家的地位過於閉塞孤高，所以慫恿藝術家們一定要常來，可以讓人家「指指點點」說「哎呀！那就是莊普耶！那就是顧世勇耶！那是....」問題是，這種原本是想要降低藝術家調性的「普及化」行為，竟然演變到最後大家只光注意藝術家，對於藝術家的作品則視而不見，藝術徹底發生「質變」，「伊通」就被藝文媒體笑稱是國內擁有最多藝術家「坐檯」的地方。
「伊通」還有個爆笑點，由於，十年來「伊通」幾乎都是靠劉慶堂的攝影工作室「養家活口」，這位堪稱「伊通奶爸」的可愛藝術工作者，覺得自己對經營簡直是毫無慨念，可是愈說不懂愈要與藝術家討論如何「持家」。於是，有一位企業大德忍不住向劉慶堂說：「好奇怪！我們企業界的人聚在一起就討論藝術，為什麼反而是你們這些藝術家聚在一起就討論錢呢？」廳得「奶爸」有如五雷轟頂，一時間答不出話來！
當二號公寓已成往事人財建設再創奇蹟
在台灣的藝術圈中，伊通公園畫廊被歸類在所謂替代空間的行列中，它處於美術館與商業畫廊的「縫隙」間，既無法享有美術館的對外「視聽」，更不像商業畫廊是以生意為主訴求。在國外類似這樣的藝術替代空間，有的是由美術館所分支出來的單位，有的則是因為藝術工作者聚集而慢慢行成格局和規模。但是，不管它們的角色如何，它們也會向地方政府或者文化職掌機關申請年度的經費補助，讓那些邊緣現代藝術家得以有發表作品的機會。
早在「伊通」尚未出生前，一群都是從國外回來、最起碼都擁有藝術碩士學位的現代藝術家，基於商業畫廊「沒力」對待他（她）們的作品，因此就每人固定每月繳一定費用租了一間公寓，輪流每人每月推出作品展，並在展覽期間舉辦座談會，形呈現階段藝術替代空間固定的運作模式，這就是已成為歷史的「二號公寓」，代表台灣藝術環境另一股勢力的興起。
只是，「伊通」走到現在雖有十年光景，可是也同樣面臨經費「如縷如絲」的情況。對「伊通」來說，如果光是靠劉慶堂攝影工作室的供養，或是靠咖啡或飲料的收入來支撐，顯然十分有限。「伊通」也不是沒有嘗試過挪用商業畫廊的經營方法，但似乎成效不彰，還讓原本的角色屬性有些失焦，幾度使「伊通」面臨捉襟見肘的窘態。其次，「伊通」行政人員本身的藝術家性格過濃，往往使得工作推展時發生「身段」變換不及的情況。例如，每年一定的展覽都可以早早敲定，不管是以團體或藝術家個人名義，都應把握時間向有關的機構提出經費補助申請，或是向企業籌募可能的協助，都可以讓整體的營運減低若干負擔。但「伊通」對這方面業務的敏感度並不夠，往往到了燃眉之急時，才想到向外界求援。
「伊通」的十年，絕對是台灣勢利導向的藝術界的一大「奇蹟」，走過十個年頭的「伊通」，也的確提供現代藝術界一個至少可以「築夢」的桃花源。只是，下一個「伊通」的十年，恐怕不會那麼地容易走，如果不儘快建立有經濟力的行政運作制度、不出現一個更具推廣行動力的主持人，那麼，「伊通」將永遠只是國外美術館、策展人的「驛站」，台灣藝術界的「嗚」托邦罷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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