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卓軍
Gong Jow-Ji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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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才是我們的故鄉──卡夫卡.動物.藝術家
 
文 / 龔卓軍

總的來說,對這種荒謬,根本提不出任何理由,他們飄浮在空中,而且永遠留在那裡,生活繼續按自己的規律發展下去,人們有時提起藝術和藝術家們,這就是一切。
──卡夫卡〈一條狗的研究〉


若想從當代藝術來看卡夫卡的文學,其實一無可看。

就像張岱說的西湖七月半,中元月亮一無可賞,止有看看七月半賞月之人耳。張岱將遊湖賞月之人分成五類,從峨冠盛筵到匿影樹下者,再從嘄呼嘈雜、呼朋引伴到韻友清遊於十里荷花間者,中間趣味的差距,有如天空與沙漠,大海與山巒,人與動物之別。

從當代藝術來看卡夫卡的文學,為了避開意義套用式的藝評陷阱,或自限於討論某些直接引用卡夫卡為創作素材的作品,也許唯有採取尼采的建議,從當代藝術家的生命來重讀卡夫卡的短篇小說,尋得存在情態的一二呼應。

為何要選卡夫卡的短篇小說呢?德勒茲在《卡夫卡:邁向少數文學》討論卡夫卡的文學機器時,引領我們參觀了三種卡夫卡式的書寫與表達機器:書信、短篇小說、長篇小說。其中,只有短篇小說將動物化為不折不扣的主題與對象,狗、豺狼、晏鼠、猴子、半貓半羊、兀鷹,人流變為動物,動物流變為人,發出各種離世之聲,到處打洞的晏鼠,為的不是尋求自由,而是摸索一條出路,一條穿越地底的逃逸之線。以表現飢餓為出路的〈飢餓藝術家〉中,在藝術家柵欄周身圍繞的,不也是諸種半馴化的馬戲團動物群。因此,從卡夫卡短篇小說裡的動物百態,搜尋藝術家存在的身影,或可為當代藝術求得一種復古機種新裝配,以之為評論與分類的歪斜載體,轉錄當代藝術家的離世、稀世之聲。

讓我們撇開專注於視覺表象的藝術家,把目光焦點放在動物屬性強烈的概念與行為藝術家身上吧。卡夫卡短篇小說中的動物,教我想起三類行為藝術家:狗、胡狼與猴子。

●倪祥與狗

倪祥的存在,一整個給我的感覺,就是變形。我永遠記得剛剛進入藝術學院教書的那個下午,幾位友人與我在清冷的校園漫步,多數學生,不到週末,就紛紛離校去城市放鬆找樂子去了,所以,我看到倪祥牽著他那條台灣土狗,在陶藝工作室前晃過身旁時,不以為意,想敷衍招呼他兩句:「遛狗啊?倪祥。」他淡淡回道:「重要的不是這一隻叫NASA的狗,重點是另外一隻。」他把目光轉向不知何時跟在一邊的某人。後來,我知道這某人名叫老頭。

老頭待倪祥的話一結束,就把手伸入褲子口袋,掏出一個布頭套,俐索地套上了自己的頭。這個布頭套兩側縫了兩支垂下的耳朵,似因突來的清風抖動了一下。老頭沒說什麼話,就在我們面前立馬蹲了下來,並側頭往台灣土狗NASA鑽去。我這才注意到,NASA的嘴裡,咬了一只沾滿牠口水的布娃娃。老頭雙手趴地,欺身用他的嘴,開始跟NASA搶布娃娃。我和友人愣在當場,無言。只見人狗兩個動物,越搶越凶,像是遊戲,又極猛烈,發出低沉的嘶吼。用力拉扯之間,NASA掙脫了倪祥手中的繩索,跑向對面對的大片草場,老頭也毫不猶豫,追了上去,兩個動物在草地上奔跳扭扯,布娃娃時而落入老頭口中,時而被NASA咬回。看了半晌,倪祥面帶微笑、邊離身邊說:「老師,我要過去解決一下他們的問題了。」

納悶的友人問我:「這是安排好的表演或評圖嗎?」我只能皺皺眉回答:「天知道。」整個是一種存在的荒謬,那種沉默的荒謬。卡夫卡在〈一條狗的研究〉中,以一條狗的主述口吻提到他的研究:「總的來說,對這種荒謬,根本提不出任何理由,他們飄浮在空中,而且永遠留在那裡,生活繼續按自己的規律發展下去,人們有時提起藝術和藝術家們,這就是一切。」

這裡的荒謬感與「飄浮空中」,指向一種變形與去領域的雙重運動,或者由動物狀態在人類逼迫下逃跑或馴化,不得不脫離既有的領域,或者藉由動物的存在規律發展出一條出路、一種逃跑方法,迫使人類離開既成疆界,甚至以精神分裂的方式呈現。倪祥在週末校園與狗和老頭的怪異場景,就有某種「人變形為動物」的突梯運動。倪祥和老頭,在奇怪的沉默中,不再需要透過旅行和空間的移動來脫離既有領域,而是就地開始旅行,開始分裂,變形為動物,讓一旁的我們,瞬間有滄桑,覺得NASA是不是有了人的位置、人的面貌;或者像卡夫卡短篇小說的主述者,以狗的名義發言,卻在長篇大論中,像是由狗變形為人,又迫使讀者在聆聽狗言狗語、恍惚之際,似跨越人間任意門,滑入狗的世界觀。

人與動物,來回互變,既有世局,自此疆域模糊,天空與沙漠不分,海洋似平原,校園亦狗園。這樣說不是在做比喻,沒有任何寓意,甚至脫除了藝術之名,僅僅指向一種高張力的、更有強度的存在層次。

●高俊宏與胡狼

高俊宏出身建築工人之子,在共同前往宜蘭機堡廢墟踏查的路上,他向我透露,自幼父親就有一習癖,全家出遊時,非萬不得已,全家一定尋找工地、爛尾樓、廢墟、溪谷河床宿營,從不入住旅館飯店。父親表面的理由是低層人的心聲,不願被無端剝削,但是,來來回回跟著高俊宏踏查台灣北部廢墟道上,出入無人的礦場、汽修廠、樂園、軍營,或觀看舊作,或共同施作數幅炭筆素描壁畫之後,對高俊宏父親的全家旅遊停駐於無人廢墟,我漸漸生出不同的想法。

卡夫卡在〈胡狼和阿拉伯人〉中描述胡狼和阿拉伯人的世仇,老胡狼以近乎人的口吻說:「我們要取他們的血,這場爭端也就隨之而結束。」但是,這句恨話並非因領地之爭而說出,而另有隱情。對不在場的阿拉伯人,老胡狼不屑地說,「我們根本不想殺死他們。尼羅河的水再多,也不夠我們洗淨身上的血汙。一看到他們活的身軀,我們就都跑開,跑到空氣更加清新的地方,逃進沙漠裡去,因此,沙漠才是我們的故鄉。」沙漠是空氣清新、難以建立人造疆界的地方,然而,一手供予生肉,一手執鞭控制的阿拉伯人,卻用胡狼難以抵擋的嗜血愛肉的自然慾望,一逞其控制胡狼的慾望。真正可恨之處,從此而生。這包含了某種程度的小小自恨、自我作賤與自我嘲諷。

高俊宏曾經在2010年台北花博期間,自製了一輛BMW520的保麗龍汽車車殼一比一模型,套用在一輛三輪車骨架上,與朋友輪流騎著這輛BMW,繞行圓山捷運到承德路附近,發送act小冊,批判當時的花博做法與都市更新政策。由於黑色車體比例合宜、高度逼真,當這輛車繞行過加油站時,加油站人員笑了,當這輛車開上繁忙的民族路時,路人順手開始拍照。

我於是了解,由於自幼命運多舛,高俊宏的父親對於資本結構的慾望操縱,頗有妒恨,唯一使得他能夠內心平靜之處,恐怕是資本主義與新自由主義露出敗象的地方:廢墟。拒絕無謂的旅社住房消費,則是某種無言的抵抗,抵抗被誘惑的慾望。然而,作為建築工人,終究無法抵抗工頭、管理階層與資本家的一手鞭子和一手微薄薪資。

這一兩年來,高俊宏正在進行一系列的廢墟素描壁畫,像胡狼一樣,他拿著開山刀,在荒煙漫野中開路入廢墟、生火煮食、在壁面畫上與當地相呼應的歷史影像。在廢墟中獨自揮動自製的炭筆時,就像回到了沙漠的胡狼,空氣清新,雜念頓消,慾望平靜下來,向素描壁畫的臨時社群集體創作轉進,諸多歷史照片上的影像,抹除了妒恨,猶如藝術家向這個喧囂的人世宣告:廢墟才是我們的故鄉。

●謝德慶與猴子

雖然我參與策劃了美術館2012年的領航計畫:謝德慶的行為表演藝術深度論壇,讓謝德慶協同國際策展人與藝評家共同登台,報告他的藝術,但是,就像我喜歡跟謝德慶提起卡夫卡的那隻猴子,我覺得他的書的出版,可以媲美〈一份為某科學院寫的報告〉,他的登台報告,猶如小說中形變成人的猴子,向著視他為實驗成功怪胎動物的藝術界與文化界,發出稀世之聲,做出離世間的表演姿態。

原本,藝術的疆界是牢固的。1960年代末期,由屏東南州北上的謝德慶,跟席德進習畫,並不是那種常常出沒明星、田園咖啡座的文藝青年。他跟他們是不同掛的,不只是國語與方言的距離,他還有一種野性。1970年至1973年當兵退伍後,他在美國新聞處辦過了畫展,溫州街搞行為實驗「跳」,傷了腳踝,開始背離他的老師、鄰居、家庭、台灣畫壇、戒嚴中的社會,動物之心,蠢蠢欲動。

就像〈一份為某科學院寫的報告〉中的那隻猴子,他形變為人的生涯,即是在西非的黃金海岸被獵,抓到輪船的籠子裡開始的。1974年,謝德慶在美國費城跳船偷渡成功,變成語言不通、沒有身分、重新開始、不知下一步如何走下去的藝術家。謝德慶在餐廳打黑工,苦思之餘,在1978-79年展開了他的「一年行為表演」系列的第一件〈籠子〉。他將自己關在工作室自製的籠子裡一年,不交流、不閱報、不看電視、不聽收音機、不寫作。整整一年,有人幫他送食物、清走穢物。這不是逼自己流變成一隻猴子,在固定的工作室開放日中供人參觀,表演著某種沉默的動物嗎?1980-81年的一年行為表演〈打卡〉,持續一年,每小時回到工作室經律師認證的打卡鐘前打卡,並以電影攝影機留影一格,一天打24次,連續起來播放就是一秒鐘。從猴子的觀點來看,這件一年行為表演作品,已經進化到諷刺人類生產關係中的強制工時與時間的切割。影像紀錄中的謝德慶,如同曠時攝影的效果用在一個標本般的活人身上,同一個姿態與角度,謝德慶的毛髮滋長,身形震盪,毛髮修短,身軀搖晃,毛髮滋長,如此反覆,沉默卻張力噴發的6分鐘流動影像。

謝德慶是亞洲移民在紐約的卡夫卡。據說他語言能力不佳,常常支吾其詞。但他每件作品都有簡潔如法律條文的「宣言」。謝德慶常常做噩夢被移民局的官員逮到,終於他在做〈打卡〉後,一年自我規定不能進入室內與封閉交通工具內的〈戶外〉行為表演期間,他遇上了警察的逮捕,並接受簡易法庭審判後,奇蹟式地以微罪開釋,完全沒有論及他的非法移民身分。

但是,較卡夫卡幸運的是,1988年,謝德慶在總統大赦時獲得美國國籍,當時他正在進行他的「十三年計畫」,不公開做藝術,直到2000年元旦宣告他完成「十三年計畫」之後,謝德慶如今只四處報告他的行為表演的成果,他名列美裔亞洲重要藝術家之列,如同那隻實驗成功後提交科學院報告的猴子。我跟他相處了好一段時間,我願意在友誼信任的前提下(我的確不止一次跟他提過這件事),引用〈一份為某科學院寫的報告〉中那隻猴子的話作為結尾:

我以世上從來沒有過的努力,使自己達到了一個歐洲人的中等文化水平。這件事本身也許不值一提,然而正是它,幫助我走出了樊籠,為我創造了這條特殊的出路,這條人類的出路。

(聯合文學 2013/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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