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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勞動．新裝配─關於「我們是否工作過量？」的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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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龔卓軍
華爾街的代書事務所抄寫員巴托比，只願抄寫，而且只做這件單調的事，窩在他的小角落，不出來。老闆要另外交付一些校對任務時，他的回應總是幽幽的：
I would prefer not to.
一個單調而反覆的句子，像跳針的唱盤，I prefer not to……從辦公室遮板後方的書桌傳來。我是否可以不做，如果可以，我會選擇不做，我不是那麼想做。杵在辦公室陰暗角落的巴托比先生，伴隨著這句話，以及周圍眾人的驚愕，直至漸漸消失在華爾街的商辦大樓一角。
垃圾處理工人漢嘉，喜愛思想與閱讀，從年輕到衰老，在廢紙堆中啜飲書籍的美好。這一天，他用了三十五年的垃圾壓力機退休了，不喜歡閱讀與思想的年輕世代來了，他反覆喝著啤酒，吞忍著周身過於喧囂的孤獨，選擇倒在他的壓力機角落，升天。
巴托比年輕時曾在郵局工作，專門處理「查無此人．無法投遞」的郵件，也就是他原本滿懷熱情，反覆面對善意與關懷到達不了「可能需要關懷的人」的退信，直到後來職務被調動，他就把工作辭了。去華爾街當抄寫員是後來的事了。
漢嘉對世局的改變，閱讀文化的失落，人們不再思想，或者不再對思想有愛，他瑟縮在黑暗的機器收口中，用盡躺在壓力機柔軟身軀裡最後的氣息，幽幽吐露，這樣的生命與世界，I would prefer no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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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每人平均一年工作時數2282小時、全球排名第一的島嶼上，這一次，我們是否可以停下手邊的工作，停下我們的僵化勞動、死勞動，思忖一下，工作究竟對我們意味著什麼，我們的勞動是為了什麼，而在勞動與工作的世界中，藝術生產又企圖為我們創造什麼樣的關係與世界。
「我們是否工作過量？」這個展覽在籌備的出發點上，就是針對台灣藝術圈特有的工作經驗本身，以跳出現代主義美學、不標榜現代主義式的藝術純粹性、在局部中追求絕對的心情，我和受邀的五組藝術家，企圖走向畫廊外邊，又堅決不離開畫廊世界的內部。誠品畫廊的朋友曾問我：「那麼，你說的死勞動，不正是我們現在的工作狀態嗎？」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只要我們憎恨我們現存工作的僵化關係時，感覺到它已過量，我們就是身在死勞動的工作地獄裡。但正因為我們身處於這個工作地獄中，才能認識到可能的外邊將指向何處，才能體會到具體發揮生命力的活勞動要如何組裝出來。
就此而言，在組織「我們是否工作過量？」的展覽過程中，對我自己而言，最重要的經驗，就是讓我走向學院與畫廊的外邊。這個展覽的工作小組，從2013年2月份開始，我和藝術家高俊宏、文字主編林怡秀合作，試著去進行四個層次的活勞動組裝：
（一）參與藝術家在畫廊外邊的計畫與行動：高俊宏的「廢墟影像晶體計畫」讓我花了十個工作天以上，參與他遍佈台灣南北與東部的廢墟踏查、廢墟素描、共炊共食的藝術行動，並目睹他如何組織素描的團隊；倪祥的「看那人情壓力」，使我見識到了倪國倫這位台鐵退休電工的「自體舒適人體工學裝置」的無所不在，與他在高雄大林蒲的藝術實踐組裝行動；周育正的「臨時工」，讓我跟一位文字工作者楊季涓與盧皆得先生進行了原本不可能的對話、採訪，對於周育正藝術「設計詭計」的執行細節，得到了周與盧之間具體可感的特異工作關係藍圖；許哲瑜將他與他的模特兒袁志傑之間的長久互信互賴關係，在這一個工作過量的過程，努力被攤開來進行相互的檢視，並且落實為多格漫畫的圖繪手冊；河床劇團的「六呎之下，十呎之上」則企圖重新組裝現場觀眾的身體感，把一般畫廊習慣操作的視覺中心論展覽邏輯加以打破，同時把劇場越來越景觀化、大眾消費化的感官邏輯加以逆向操作，讓一位觀眾被多位演員圍繞，讓觀眾進入到作品內部，同時，他也將因此走向展覽的外邊，走向異世界。
（二）組織工作過量自由談論的平行事件：從2013年二月到六月，我們邀請了秦雅君和王聖閎，在伊通公園共同組織起一個自由談論「工作過量」問題的臨時社群，透過七次、每次三至五小時的自由談論，構造出一個尼采經濟學式的平行事件。這個私密的活動，邀請了藝術家(陳慧嶠、江忠倫、余政達、賴志盛)、藝評人(陳泰松、陳譽仁)、畫廊或藝術空間經營者(劉秋兒、劉士楷)、策展人(鄭慧華、黃建宏) 共十位，由伊通公園免費提供談論場地與飲料，進行非公開、無酬庸的自由談論，最後再請秦王兩位討論「自由討論」這種盛行於九○年代台灣藝壇的風氣，是否具有方法的意涵。除了方法的討論外，其他的談論內容都將被保留並封存下來，讓它們外於展出的畫廊、外於這個展覽本身，使這個展覽想要指向既存體制「外邊」的努力或鬆脫狀態，留下一些可供想像的裂縫、痕跡與證據，就這個平行事件本身的效應來說，只能內存於參與者之間的友誼關係與思想交流感觸，不像一般的開幕座談，這個系列事件的非表演性，要彰顯的是內存、不可見的友誼式自由談論的趣味與歷史。
（三）進行田野調查的工作經驗敘事書寫：這個展覽同時從三月份開始，對五組藝術家、其藝術生產的「裝配線」和展覽外的五位藝術相關工作者，在畫廊內與畫廊外，進行了「工作過量」的田野調查計畫和工作經驗故事書寫，每位受訪者的經驗敘說，都整理成八千字左右的經驗故事，去除掉理論的詮釋與統計的意圖，對主體經驗進行了深度取樣工作。所謂的藝術生產的「裝配線」，聽起來很像福特主義的用語。但這裡的「裝配線」指的是生產關係上的開發、支持與協力者的意思，因此，我們意外聽到了許多完全不是學院師生關係、也不是普通工作夥伴或雇傭關係的生命故事，呈現在《我們是否工作過量I：工作手冊》的藝術家故事中。另外，之所以說這個採集工作同時在畫廊內外發生，是因為展出畫廊的經理趙琍，也很慷慨地接受了採訪，而且，她說出的工作過量故事，其力量之巨大、經驗之波折，精彩度不輸給任何一位受訪的藝術家工作故事。由於採訪的經驗實在令人感到鼓舞，也具體感受到，這些經驗前此並不受到我們這個工作過量的社會的重視，因此，我們還邀集了另外九位藝術工作者(江忠倫、何采柔、王鼎元、蔡海如、李旭彬、方彥翔、林仁達、高俊宏、蘇育賢、茂伯)，對自己的工作過量經驗進行第一人稱的自由書寫，每篇的篇幅約1500字左右，累計有一萬多字。我希望這是一個大型田野調查工作的開始，不單單為了一次性的展覽，而是有更多的機會，把每個人一生至少擁有的一個精彩工作故事，加以採集、書寫，甚至影像化，構築出台灣藝術工作經驗的田野檔案。
（四）出版田野採集報告：針對上述的工作過量經驗採集，同時規畫出版計畫。首先，邀請寫手林怡秀、秦雅君與王聖閎，為田野調查採集的經驗進行梳理與特約書寫。然後，與《藝術觀點ACT》雜誌合作，在七月先出版部分的藝術工作經驗田野故事小專輯，約有15000字左右，配上藝術家們的工作草圖。最後，這些第一人稱的敘說故事將分為藝術家與藝術工作者兩部分出版，以兩本書的形式呈現田野採集報告，這就是《我們是否工作過量I：工作手冊》、《我們是否工作過量II：田野敘說》的出版由來。
若從藝術評論書寫的角度來說，這些行動與編成，算是一個迴響，回應的是陳界仁長年以來不斷呼籲的：歷史檔案化行動與人民書寫行動。從更長遠的角度來看，這些報告的出版，或許將會成為未來影像化檔案出版的準備工作。
(藝術家雜誌，2013.8月，459期，p256-2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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