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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度中的組織變形力——論雙年展展覽與機構之間的知識生產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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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龔卓軍
目前全世界有超過150個雙年展的組織單位，從事雙年展的策畫工作，在高子衿採訪「雙年展基金會」總監瑪莉克．馮．霍爾(Marieke von Hal)的對話中，強調「雙年展是如何以及對誰說話是很重要的」，它吸引的主要群眾來自地方社群，「而非藝術世界中，那些主導著對於雙年展的評論話語之專家學者或是愛好者。」基於這個出發點，以及基於對於參與「2014台北雙年展：劇烈加速度」的相關人士的訪談，我想在台北雙年展結束之後，再一次提出對於雙年展組織問題，在展覽編組與機構之間的知識生產思考，以提供關心台北雙年展未來發展的朋友參考與討論。
首先，2014台北雙年展究竟在對誰說話?就霍爾的觀點來看，「劇烈加速度」這個新穎的議題，似乎設定了一群十分困難的對話對象：思辯實在論哲學、人類學、科學社會學、氣象學、藝術創作與評論社群。原本這個引發相關學科社群對話的艱鉅任務，就我個人的理解，似乎賦予了像新媒體社會學者、評論者王柏偉這樣的角色，由他輔助布希歐，進行在地對話社群的串聯工作，或許亦包括藝術文化與潛殖民研究者、評論者黃建宏，由他聯結相關的批判社群，對雙年展體制進行反思。然而，到了展覽中後期，當我們期待王柏偉在〈物聯網時代的藝術：2014台北雙年展「劇烈加速度」的時代脈絡思考〉（《藝術家》，2014年10月號）一文中所說的：「藝術家的創作與他的作品之間的關係不再是『將觀念實現(物化)為一個物件式的作品，而是『找出分配與聯結不同物件的迴路』』時，我們是否可以用同樣的邏輯來提問：台北雙展究竟在尋找什麼樣的「分配與聯結」，來形構不同藝術家和社群的「迴路」呢?對我而言，「劇烈加速度」做為一個雙年展，似乎很難迴避它究竟在創造什麼樣的、或者與什麼樣的社群的對話迴路。
更進一步說，如果像王柏偉所強調的，布西歐的策展論述：「恰恰就只是為了突出『藝術家的創造是一種意義的賦予，是一種跨物種新形式的提出。』」那麼，反饋到雙年展策展本身的組織構造，如果雙年展創造的是一種新思考與對話命題的提出，那麼，它是否也潛存著一種跨社群對話的新形式的要求呢?
以此來考察「2014台北雙年展：劇烈加速度」在對話話語上的斷裂線，某種無法接續的話語狀態，或許我們可以大膽設想某種等待出現的組織變形力，如同江凌青在〈從後媒體到人類世——2014年台北雙年展「劇烈加速度」的藝術難題〉(《藝術家》，2014年11月號)一文引用的布希歐的「根上莖」概念：「在今天，人們應該爭取的，不是像格林柏格（Clement Greenberg）致力於保存的那種強調自給自足、並且聚焦於素材特色的前衛精神，而是應該要去爭取藝術原始碼（art's source code）的不穩定性，以及這種不穩定性的散布與傳播，以確保它不可能被固定下來，並以此抗拒那些構成了庸俗（kitsch）的過度格式化（hyperformatting）。」(The Radicant, 2009)台北雙年展究竟該如何透過展覽去「爭取藝術原始碼的不穩定性」呢?也就是說，台北雙年展的組織變形力，是否足以透過展覽過程的配置與聯結，像江凌青所說的，讓「這個展覽將觀者導向多元的物種想像的方式，才更貼近一種無須受限於美術館也能經歷的美學與思辨經驗。」是的，「無須受限於美術館」而能經歷美學思辨，但如何做到呢？我想依據幾個我所觀察到的展覽懸缺，提出一些建議：
首先，話語配置與跨社群後媒體的懸缺。包括《藝術家》、《今藝術》、《藝外》、《現代美術》幾本北美館內外的重要媒體，都針對這次雙年展製作了討論專題，相對的篇幅，其實並不遜於以往任何一次雙年展的報導與分析話語配置。但是，就「劇烈加速度」這個議題所可能具有的滲透性，或許這些分析報導與展覽論述深入評論，本來只能算是一個開始。如果雙年展是一個與攝影在1895年同時出現的新媒體，台灣在100年之後，也就是1995年才開始加入威尼斯雙年展之列，而台北雙年展更是在1998年之後啟動，或許，江凌青透過多明尼克．瓜朗塔（Domenico Quaranta）要提醒我們的，可以衍生出對於策展技術的反思：「新媒體藝術不可能只挾科技以自重，畢竟強調媒體素養（media literacy）對於欣賞新媒體藝術之必要性，就跟強調觀者必須理解油畫的媒材特性才能理解繪畫史一樣，前者並不比後者來得先進或不同，也不會因為新媒體對科技的強調，就成功地確立了一種新的藝術。」換句話說，雙年展的散播效應，不能只集焦於館內的佈展技術，或者是藝術雜誌媒體的語話散播迴路，甚至是反過來，如何尋找出展覽的原始碼，創造出與傳統媒體相互混合不分的後媒體效應，特別是針對「劇烈加速度」如此複雜的全球性議題，或許是北美館在策展組織的變形重組力方面，已面臨必須重新進行彈性配置的瓶頸。我相信，關鍵其實在於館長的魄力與想像力。
舉例來說，是否「展覽組」、「研究組」、「推廣組」這些關於雙年展是否具有成功效應的組織分派，已難以支撐如今動輒涉及「後媒體」討論的議題核心，如何跨越展覽/研究/推廣的古老區分，甚至因組織老舊而造成的壁壘惰性，這考驗著未來的北美館館長的組織實戰智慧與抉擇。依據實地訪談而得來的推斷，未來北美館若仍然蕭規曹隨，按目前的組織型態來運作台北雙年展，上述「才剛剛開始熱身討論，展覽業已結束收攤」的邏輯，恐將反覆重現。我相信，這種每兩年斷線重來的窘境，並不是當初台北市文化局每兩年分派幾千萬預算投入台北雙年展的初衷。
其次，館內協作者與館長參與角色的進退兩難。黃海鳴館長於2012年7月5日就任時，上一屆的台北雙年展已經箭在弦上，初就任對體制亦難稱了解，所以，自然難以改變雙年展的時間結構。但是，蕭淑文組長更是在2013年10月之後才就任展覽組，負責雙年展業務。令人驚訝的是，她可以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時間之內，從邀請國際策展人到完成這個雙年展，中間還要面對各種牛鬼蛇神的介入干擾，這個斷裂的時間點，非常容易被忽略，即使拿到檯面來討論，亦屬治絲益棼，難以理清其千頭萬緒。也就是說，兩個月之後，2013年12月，北美館即舉辦記者會宣告布希歐為策展人這件事，我個人覺得就當時的條件而言，已經是一張難得的好牌了。因此，即便就理想上而言，雙年展應考慮及早宣告下一屆的策展人，組織採行雙軌制運行，或者如黃海鳴所說的，分成兩個組，同時進行本屆與下一屆的組織或發動相關藝術計畫工作。但是，其實就2012年7月、2013年10月這兩個人事上的斷裂與銜接點而言，從北美館人事組織的內部狀況來看，這個理想狀況在組織上幾乎是完全不可能的。如今，從人事變動的現況來講，恐怕是更難上加難了。
在此，事後諸葛地說，黃前館長與蕭組長在準備台北雙年展的同時，在角色上，不能不說是具有雙重任務的：一是展覽本身的提出與完成；二是展覽組織變形力的引導與重新構造。可供借鑑的是，就本屆雙年展的知識生產成果而言，目前的組織構造，仍屬虎頭蛇尾，未能充分借用研究組與推廣組的組織力量，甚至充分組裝館外的知識生產通路，將展覽的議題深度，透過後媒體條件，有效推向藝術界之外，在本地的跨域社群之間，形成有效的擴散對話效應。返觀北美館的內部組織型態，若雙年展以「展覽組」為首，承擔其巨大加速度的能量，是否在「展覽組」、「研究組」、「推廣組」的分組架構之外，有可能透過館長的角色，推塑出一個在館長、國際策展人、展覽組長、館內策展協同者、研究組、推廣組之間的外掛變形組織，恐怕就決定了雙年展議題是否在國內與國際論壇上，足以聯結本地知識社群，渲染出討論深度與效應的關鍵。在此，時間架構的縱深固然重要，但如何在有限的時間架構內形成「共活性」的活性知識生產組織，或許一個新的組織裝配方法，就「後媒體條件」的觀點而言，更為重要。
最後，館外知識生產社群的進退失據。老實說，做為立基於台灣南部的知識生產者，在台北雙年展期間，對這個展覽與在地知識社群的對話，其實是有深厚期待的。原來的想像是，如果王柏偉或黃建宏可以具有相關對話社群的組織串聯角色，或許台北雙年展會有希望漸漸形成一個在地的、甚至國際性的論壇。這樣一來，再配合上較具規模的知識生產與出版機制，就可以更為「貼近一種無須受限於美術館也能經歷的美學與思辨經驗」。就我所知，「人類世」的概念，若能先與展覽的作品本身做出概念上切割，獨立設計不同的媒介平台，應該能引入台灣的不同知識社群，包括STS社群、大氣氣象學社群、藝術社會學社群、海洋學、風險社會學、思辯實在論哲學社群、甚至當代建築學社群的加入討論。就此而言，館內的組織型態，是否欠缺了足夠的變形力、意志和決心，將展覽的設計思考，延伸到本文起首時霍爾所謂的「本土社群」呢？
當學界與知識界在雙年展的組織設計上，找不到相關的對話與聯結窗口時，即便是外來策展人對於本地具有某些本地生活者所沒有的洞見，也會因為欠缺了「跨社群對話的新形式」的設計與「根上莖」的組織延展、形變、聯結節點，終致讓這個雙年展自我縮限於社會對話之外，徒然成為公務式的國際展覽思維的翻版。那麼，因為預算超支而懲處展覽組長，而不是藉此檢討雙年展的組織、預算與決心打造的對話目標，不過只是展現了主其事者的視野、氣度與雙年展想像，此舉不僅可能斲傷館內策展人的雄心，更讓雙年展在展覽與機構之間的知識生產難題，雪上加霜，無以求解。
《藝術家》雜誌第478期，2015年3月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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