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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七千棵橡樹，到五百棵檸檬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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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龔卓軍
2013年12月初，馬來西亞籍藝術家黃海昌應春之基金會賴香伶之邀，來到台北當代藝術館演講，座無虛席。歷經馬來西亞激烈選戰的黃海昌，果然口才便給，提出了他自「噢!蘇努庫來，蘇努庫來」在土耳其吉普賽人社區的驚人之作之後，在馬來西亞投入的兩個垂直型都市社區改造工作，一個是都市老舊社會住宅社區的更新議題，透過焦點團體的敘說與調研工作，凝聚十歲以上社區民眾意見，排定議題，進行自我組織式的社區更新工作；另一個是在某一都市社會住宅社區，進行由下而上的「參與式預算」調查、社區預算分配焦點團體、十歲以上社區民眾投票，透過民眾規畫公開投票的預算結構，與政府協商。
黃海昌舉出的都市更新與社區營造議題，對台灣的藝術家而言，或許並不陌生，但與政府預算進行協商的「參與式預算」，由下而上形成社區預算規畫，連同給貧民居住的社會住宅制度本身，早已超越台灣社會習慣的代議式民主與資本主義市場思維了。雖然黃海昌參與的這兩個社會住宅行動主義案例，對馬來西亞的社會體制而言，亦屬實驗，但是，我們不可忽視的是制度面的想像力，有一大部分來自於英國殖民下的社會福利思維基礎，這使得自稱社會主義者的黃海昌，有其施力的焦點與基礎——集合垂直式的社會住宅。
在這個基礎上，黃海昌才能夠在演講中大膽主張：「住屋乃是基本人權、住屋不應成為商品；都市更新乃是為邊緣化與都市貧民而有的社會改革，它要活化的是鄰里與社區的社會空間與經濟空間；政府是賦能者與夥伴，社區乃是參與者；社區得到賦權，在他們的當下與未來成為利害關係人，成為永續的經營。」這些主張，隨著上述兩個社區實踐案例的階段性成功，提醒我們，這種成就，容或有其歷史與社會因素，但是，這種社會福利式與參與式預算制的都市更新作法，或許更加突顯，欠缺代議式民主之外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之外的思考與實驗，已經成為台灣社會面對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治理條件時，最為急迫的問題，也是台灣社區營造目前最為顯著的瓶頸：當全球的社會福利與社會主義思考遭受新自由主義空前嚴重的挑戰時，社會福利政策基礎已漸蝕空的台灣與香港，已有兵敗如山倒之勢，整個政府竟以市場競爭之名，急速放棄國民在住居上應有的權利與福利，讓農地、土地與都市空間私有化、資本化、仕紳化與商品化之勢，越演越烈。
黃海昌自承受到巴西的批判教育家、哲學家、現象學家、解放神學者包羅．弗萊爾(Paulo Freire, 1921-1997)的思想影響，也充分了解社會主義參與式民主與經濟運作，對貧民與文盲弱勢者的重要，他不僅了解「以社區實踐為基礎的分析」在南美洲廣大農民工人階級的實踐經驗，透過紀錄片，他也知道這種實踐模式，早已由學校與社區教育，擴及工人委員會掌理工廠營運、農民自組調研與產銷通路、劇場深入社區邀請民眾參與等等形式。
但是，當天的演講，讓我最感到震撼的爆點，莫過於黃海昌對比包羅．弗萊爾的觀點時，直接批判了德國藝術家喬瑟夫．波伊斯(Joseph Beuys, 1921-1986)的「社會雕塑」藝術觀與「人人都是藝術家」的說法。黃海昌丟出了一個最簡單的說法：「七千棵橡樹，然後呢?『社會雕塑』基本上不過是個抽象的想法，七千棵橡樹對當下社會並未造成任何變革、對社會不正義與不平等，也不會形成任何威脅。」這種批判的聲音，早已完全背離了當初福魯克撒斯(Fluxus)激浪派的藝術路徑，走向社會行動主義(social activism)的道路，甚至，面對社會不正義與新自由主義的全面籠罩，譬如最近的「退出2013深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事件與針對「起動九龍東」的示威，顯示今天的藝術實踐，已經面臨了究竟能否超越後冷戰新自由主義市場治理的根本界限，我們幾乎在這個界限上，看見了一條美學與政治、藝術與生活完全重疊的虛線。而且，吊詭的是，一旦黃海昌投入社區工作如此之深，藝術家的身份與臉孔就變得十分模糊了。
好吧!那麼，不如讓我們像黃海昌一樣灑脫，就承認今天若我們依舊在意藝術家身份、藝術之名，或多或少，謀生的問題、市場與收藏的影響，仍然有其一定的影響力。那麼，如果說當代藝術的當代性，有一個重要側面，就是要面對創作與市場、收藏的關係，如何調節、如何反轉，甚至創造另一種經濟或贊助模式，在此，我們不妨思考一下黃博志的「五百棵檸檬樹」計畫吧。
在觀音、新埔和關西農村破敗的土地歷史經驗中，黃博志從家族離農的脈絡和母親的生活網絡中，發掘出快要被遺忘的故事——沒落的檸檬酒釀造技術、荒廢的休耕田、還有四位離農失業的農夫。聽完母親的底層農婦故事後，黃博志對著他失業歸鄉的母親開玩笑說：「來種五百棵檸檬樹吧。」
資源流動可以不只是交易，同時是一種贊助與回饋，贊助的是品牌建立——器具和檸檬樹苗的購買、種植、休耕地活化、田野調查後的文字生產，甚至設廠、釀酒、製造。回饋的是代表了未來商品的一張張綠色酒標，還有一瓶瓶需要時間醞釀的試釀檸檬甜酒(limoncello)。……或許，我們不需跳開、不需跳遠，因為我們可以站在土地上原地起飛。
在此計畫中，我們看到的藝術家形象，不再只是一位概念提供者、感覺塑造者，或波伊斯式的社會雕塑者，面對台灣農村破毀的實質現況，他還是一位異質社會空間的生產者：他要組織四位年齡性別不同的生產者，他要去購買樹苗與機具，他要去種植與活化休耕地，他要去進行田野調查與文字生產，他甚至要設立釀酒工廠、建立檸檬甜酒品牌。最有趣的是，只有在他將此計畫、相關文字與物件呈現在展覽空間或美術館時，只有他以充滿詩意的文字訴說著老媽、七號病人爸爸、鳥人叔叔、白色斑鳩的故事時，他的身份才接近我們印象中的詩人與藝術家。
在這裡，我們終於不再看見波特萊爾式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商品詩人，如微服出巡的王子、野獸和睜眼好奇的兒童，在都市拱廊的美學發電機之間漫游，而且這種詩人還不得不成為西方第一度現代性的仿效品。黃海昌和黃博志的回歸社區、回歸農耕，均與寫作和思考深度結合，揭露出我們身處第一世界/第三世界夾縫間的邊緣處境。
黃海昌在演講中，讓我們看到馬來西亞都市底層社會住宅中的混雜現代性，那是眾多來自不同農村與信仰脈絡的移民，而透過社區調研、焦點團體、參與式民主的行動，讓黃海昌看見他們的階級條件、生活空間、掙扎和希望，設法加以改善。黃博志的《五百棵檸檬樹》計畫，可以說推進了姚瑞中揭發與控訴式「海市蜃樓計畫」中的空間政治美學與生產邏輯，黃博志對於農地廢墟，不再靜觀、悲鳴或反諷，他除了田野調查之外，試圖採取勸募與種植行動，進行三個特定休耕農地的活化與重啟生產機器，並且意圖在計畫中直接創造新的產銷迴路，五百棵檸檬樹的威力，因此讓我們有了完全不同於七千棵橡樹的想像。
也許，今天的失業農民、都市底層邊緣族群與真正關切存在處境的藝術家，都像黃博志筆下停在電塔纜線上的鳥，在牠們紛紛被雨水沖刷變白、完全溶化之前，今天的藝術家扮演著棲息之所的搶救者、構築者與重新賦名者：
「下大雨的時候，停在電塔纜線上的鳥都到哪裡去了?」
「烏鴉、麻雀、鴿子、斑鳩……牠們都會先被雨水洗白，變成白色的烏鴉、白色的麻雀、白色的鴿子、白色的斑鳩。」
「是生病嗎?都變成白色的?所以白色的鳥都是生病的鳥?」
「不是噢，牠們其實是最純潔的鳥，」「下雨天的時候，牠們被雨水一直洗，一直洗，然後慢慢開始變透明，那種你看不見的透明，比冰還透明。」
「然後呢?」
「牠們慢慢溶化成了水，跟雨水一起流到水圳，流到大海。」
「牠們和海裡面的魚做了交易，給了魚一雙翅膀，所以你會看見飛出水面的飛魚。」
「如果希望牠們不要消失呢?」
「牠們喜歡果樹，特別是白色的鳥。」
原文刊載於藝術家2014年1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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