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卓軍
Gong Jow-Ji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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檸檬樹梢上的藍斑鳩:離農婦女的精神地理學
 
文 / 龔卓軍

我們需要聚集在一起,在這棵尚未種植的檸檬樹下。
——黃博志,《藍色皮膚:老媽的故事》

2010年夏天,在「農業再生條例」的爭議中,市面上,開始有消費者吃到了藝術家黃博志的「公平交易冰棒」(Fair Trade Icepop),我是其中一個。我注意到冰棒包裝上,黃博志設計的圖像、標籤與文字,反覆諷刺著政府制定的各項錯誤政策,如何衝擊著台灣農業,讓品牌技術流失,讓中國農產品低價傾銷回台,任令非法圈地讓農地消失,產銷體系缺乏、自給率偏低等等。品嚐鮮果冰棒,以免眼睜睜地讓它快速融化蒸發。藝術家在廠商與消費者之間,透過商品設計的載體,創造了一批反諷的美味冰棒和商標,傳遞著關於台灣農業結構破敗的微弱訊息,並且把微薄的利潤捐給了助學計畫。

當時,我想,這會不會只是一名憤青,運用參與式藝術的概念,進行另一次對資本主義的「軟抗爭」罷了?他還可以再一次設計蕃茄汁包裝上的漫畫,尋求更多關於蕃茄汁的產地故事,把東土耳其斯坦蕃茄的生產者、品種、加工地、加工流程、到成為蕃茄汁的產銷成本,藉由流行的QRcode界面傳遞出去。但是,在當今這個新自由主義甚囂塵上的社會工廠裡,以商品消費包裝載體所能產生的情動,畢竟有限,以同樣的憤青邏輯,我懷疑著這樣由「軟抗爭」轉化而來生產美學形式,搭載著消費通路這樣的「人造地獄」,究竟要連接什麼樣的地氣。

2011年,黃博志用「清水里147號」這個展覽結結實實回答了我的疑問:他連接的是母親位於新竹新埔老家的地氣,是離農者的生活世界與生命脈絡。「清水里147號」,母親從童年上學到回鄉守厝的老家地址,成了黃博志後來在2013年出版的《藍色皮膚:老媽的故事》一書的首章與末章的標題,也成為離農婦女精神地理學的起點與終點。

在這個精神地理圖繪的起點之處,藍斑鳩代表的是母親故里的務農者創傷和困惑,牠是母親的二哥、黃博志未曾謀面的二舅,因尋短而失蹤在母親兒時的鄉野中,最後所化身的那隻藍色斑鳩,牠即是飛入母親與外婆夢中的二舅魂魄。黃博志在2010年以後一系列關於農業產銷的創作,如果帶有任何憤怒與創傷,如果蘊藏有任何一絲撫傷與療癒之意,可以說都跟這位二舅的莫名自裁與死亡有關。這個無解、無以記憶的創傷事件,象徵著傳統農業在當代世界的危機,也象徵著母親終將成為「離農者」的生涯命運:她將從清水里147號經歷一連串的離農生涯,進入當代典型底層離農者的生活世界,充滿棉絮與刺鼻臭味的成衣廠、加工廠,然後是加工廠破敗後的家庭代工、臨時工、大賣場駐場人員、計時人員,最後是領失業救濟金。所謂的精神地理學,就是黃博志母親輾轉幾十年,陸續在清水里、楊梅、景美、三重、板橋、觀音、新坡、中壢等處落腳,從事各項底層勞動的精神空間製圖學。而整個精神地理圖繪的終點,也有一隻藍斑鳩,離農回鄉後的母親設法餵食牠,但最終這隻藍斑鳩與其他被欺侮的白斑鳩,躲避著台灣藍鵲的搶食,飛棲於檸檬樹梢上。

正是在這個檸檬樹梢的視點上,我們才能夠理解黃博志以母親為名的離農流徙精神地理學:一方面是象徵農業破敗流離的藍斑鳩,另一方面是成衣加工女性離鄉回鄉如棉絮飄零的底層生命經歷。2013年獲得台北美術獎的《五百棵檸檬樹》,是站在樹梢上,重新創造一種修補土地與倫理式的產銷通路,直通美術生產體制;2014年深圳雕塑雙年展「我們從未參與」和同一年台北雙年展「劇烈加速度」中的《生產線-中國製造&台灣製造》雙聯計畫,則是以「藍襯衫」的30年旅程,勾勒出台灣與深圳之間成衣產業大規模移動的路徑,在社會工廠中那些被資本、產業、社會拋棄的人群之間,在黃博志的母親與深圳自營修改衣服小舖的吳姨之間,在美術館展場的框架下,創造出兩地底層女性如鏡像般的聯結通道。

有論者認為這個雙聯計畫,因為設計了在美術館空間中一連串讓觀眾參與「生產/展示/銷售」活動,有過多的表演性,所以模糊了它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焦點。但我倒認為黃博志在充分的田野調查與民族誌書寫的前提下,以〈吳姨與他的兒子濤〉對比《藍色皮膚:老媽的故事》,特別突顯了兩對母子間的經驗交換、觀眾與勞動者間的工作交換、工廠/賣場與美術館空間功能上的交換,同時,也一貫地維持藝術家慣常採取的「農民反抗之日常形式」,以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一書中所說的:「表面上的服從、畏懼和謹慎避開公開的集體反抗的風險,以個體不易為人覺察的行為如偷懶、欺騙、偽裝、裝糊塗、裝傻、竊盜、暗中破壞……等手段作為武器,來獲取一點點瑣碎的利益。」利用底層人民心照不宣的彼此理解,進行非正式的網絡聯結,以圖累積大量微不足道的行動能量,達致中間地帶、曖昧遊戲的顛覆力量。

就此而言,黃博志近年的作品計畫,在美術館觀眾與底層勞動女性之間、在政治正確的社會工廠與農業產銷結構與政治不正確的美術館消費販售之間,有多少程度保留了洪西耶所謂「難以預料的主體」的參與,固然可議,但是,正是因為在美術館這樣的主流展演空間中,藝術家將之反向地置入一個突梯、不可能正確的工廠/展示場/銷售賣場,這些底層女性原本不可見的社會處境,才有可能成為一個可議論的感性生產之域。

站在藍斑鳩的檸檬枝頭視野上,離農婦女的精神地理如今擴展到了藝術圈、美術館,在原本孤單的檸檬樹下,藝術家手拿起檸檬,對著亞洲破敗農村守家的老媽說:「我們來種檸檬吧!」「要種幾棵?」老媽好奇地問。「五百棵!」那堅定的聲音,不僅從小說與訪談中走出工作失敗史的個人框架,響遍山野,傳唱於都市,也蓋過了波伊斯的七千棵橡樹之計,啟動了另類農業與土地歷史的藝術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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