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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當代藝術的一點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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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蕭淑文
再現的記憶
關於矗立在長安西路上這棟兩層樓的紅磚木造建築，是對曾經存在的事物產生記憶的再現。但值得玩味的是，人們如何去回憶建於上個世紀初的這棟古蹟建築？若以年齡層作為區隔，六十歲、四十歲、二十歲三種不同世代的族群怎樣去回憶？這是一個假設性思考，六十歲的人緬懷它的歷史；四十歲的人思索著它的過去與現在；二十歲的人沒有過多的歷史包袱，回憶或者說是懷舊對這類年輕族群，屬於追求歷史符號的後現代流行品味。那麼，不同世代的人們，會創造不同形式的回憶，回憶不是複製歷史，它隱喻著個人或集體記憶的再現，藉由再現的過程，詮釋回憶的對象物。
邁入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年頭裡，宣稱是台灣第一個以當代藝術為定位的美術館進駐這棟已有八十年歷史的古蹟建築，揭露為古蹟注入當代文化活水的企圖不言可喻；同時，舊建築再利用改裝為現代藝文空間，紐約蘇活區以藝術進行社區再造的成功案例一再被師法。在類情況的演繹邏輯，「台北當代藝術館」是絕對必要的存在，它以不同的變貌介入社區，延續了人們的記憶，而這樣的記憶承載著建築體自身的空間變遷與當代都會空間的發展脈絡。
於是，我要再提出另一假設性的說法—不論是緬懷歷史、理性盼讀或追求流行品味，當代藝文空間隱喻著顛覆傳統舊空間的訊息，它沈澱了過去的歷史，溶解人們對原空間的記憶，重新模塑了空間的主體性格。如果假設是成立的，舊建築新空間是斷裂記憶的拼貼，這時記憶再現只是在歷史延續與斷裂之間擺盪拉扯的一種渾沌不明的亂序，一種游移不定段簡殘篇式的記憶。
藝術與社區的共生
為了修補這條記憶的鴻溝，喚起社區居民對當代藝術空間的認同不啻成為首要課題。肩負社會責任扮演社區的文化領航者，台北當代藝術館自是責無旁貸；但如何將藝術氛圍融入社區，建立藝術與社區的共生關係，「街道是植物，藝術是動物」的展覽計畫即催生於此。
「街道是植物，藝術是動物」描繪一個關於長安西路上居民、建築、影像的故事，這個此刻正在台北當代藝術館發生的展覽，邀請當代藝術家進行以社區相關議題的創作，意欲探討當代藝術創作行為與社會環境的共生關係。策展人以動物與植物隱喻二者的相互依賴(interdependence)，暗示當代藝術空間不只是藝術品的展示場，它宣示社會介入(social intervention)的行動，直指藝術與社區之間的關係；同時，創作者如何在藝術空間呈現創意，其創意既能營造當代社會氛圍，卻不喪失與社區的連結，是當代藝術家必須面對的議題。
本展邀請三個利用不同媒材創作的藝術家；包括，攝影、建築、影像等，從不同視角和形式詮釋藝術與社區這個單一主題。華裔藝術家葉偉立的作品「當代館與我」透過訪談與攝影側寫當地社區18個居民的生活樣貌，黑白人像與主角們最喜愛的物件一一入鏡，真實自然，彷彿訴說著不同的人生故事；創作者曖昧的雙重身分—‘外國人’與‘台灣血緣’，時而抽離時而介入創作，在‘它者’與‘自身’的歧異中轉換，葉偉立的攝影創作其實是本個人記憶相簿，記憶未必真實但也全非虛擬，在創作過程裡他不斷追尋的只是小時候曾經短暫居住過的“家”和在其中生活的熟悉人物；相較於葉偉立自身獨特的文化經驗，建築師張基義的作品「容器」，顯得理性客觀，在這件作品裡，形式與內容體現建築講求精準的科學語言，四個玻璃容器可視為一部時空轉換機，分別承載不同時空下長安西路周遭的地形圖誌，在拆解(dissolution)與重構(reinvention)的過程裡，張基義自始至終是一個觀者，冷靜地觀察頗析當地社區過去、現在、未來已經歷過或不可預知的變貌；影像創作者石昌杰的作品「交睇」，透過藝術家的眼睛，觀看當代館所在的社區。創作者在展場中央建構一個密閉式空間，內部置放四台電視，觀眾僅能從四面木板外牆的小孔偷窺影像，整個空間裝置宛若闃黑封閉的戲院，刻意營造一種詭譎不安的氛圍。影像拍攝則利用曠時攝影手法，定時定點記錄街道上一景一物；並以單格攝影的方式隨機捕捉動態畫面，『靜』與『動』交叉進行，企圖提供觀者兩種觀看社區的經驗。
台灣當代藝術的社會性
八Ｏ年代以降，隨著政治解嚴，往下紮根的「本土化」運動從邊陲支流成為主流思考，也宣示了台灣當代藝術的主體性。但在全球文化的風潮裏，縱使台灣藝術家努力實踐波依斯藝術是一種社會雕塑的理論，台灣當代藝術夾雜在混淆的文化主體認同與社會邊緣文化之間仍然顯得游移與曖昧。 值得思索的是，愈是如此，不論是具像或抽象藝術、不論是平面或空間創作、不論是舞蹈、美術或建築，台灣當代藝術呈現強烈的社會性格－媚俗、豔俗、去中原化與說不清楚的多元文化雜相。旅居法國的舞蹈家林原上曾為此自我解嘲，在他自編的舞劇裏挑釁地提出「誰是雜種」的困惑；觀念藝術家侯俊明在他一系列的版畫創作，如搜神記、狗男女、神棍等反映台灣社會底層中流竄的原始情慾；建築師李祖原為中台禪寺創造的中國神殿式建築語彙，更赤裸地揭露台灣社會儀式崇拜的物質慾念。
不論任何形式、樣貌的台灣當代藝術，藝術家藉由「創作行為」與「創作過程」體現當下自身所處的時空環境，作品內涵瀰漫著俗文化與雅文化的掙扎和自我解嘲。
當代藝術與平衡社會
倫敦政經學院院長紀登斯在其「中間偏左」的論述裡，強調在知識經濟的時代，個人主義不是與自我、個人劃上等號；而是整個社會面臨結構性的改變，於是，人們的生活模式或價值認同不再是一成不變，現代化成為驅動社會的動能，但現代化指涉的不只是經濟與政治層面，卻是建構一個現代化的公民社會，讓公民在資訊全球化的世界裡，面對各種改變能處之泰然，並建立對話與世界接軌，成為胸懷四海的公民。紀登斯的現代化公民社會不是由市場或政府操控的社會，而是邁向平衡社會，平衡社會是可以包容政治、經濟、文化、藝術等量發展的良性社會。
但在新舊商區並置的台北市，市場或政府政策是左右社區發展的誘因，藝術在都市發展裏處於神經末梢的窘境是不爭的事實；台灣首善之都的台北市也從未出現紐約蘇活區以藝術活化老舊社區的前例，藝術與都市發展或社區重建是二條沒有交集的平行線。台灣人們可以在舊社區建造大型複合式商場、可以利用古城門改建為新興商店街、能建造全亞洲最高的金融大樓。吊詭的是，古蹟改建為當代藝術空間卻備受質疑，當台北當代藝術館在一片爭議聲中破浪而出，挑戰的是台灣公民社會的民眾意識，更拋出了台灣是否有能力邁向平衡社會的風向球。
結語
近年來，台灣社會表現在文化藝術的進展，雖因經濟致富而呈現蓬勃氣象，但相對於當代藝術的傳播與推廣卻著墨有限，甚至淪為灰色區的伏流。審視全球文化風信指標，基於「當下即歷史」的挑戰與回應，已克不容緩，形成無法取代的焦點趨勢。而當代藝術理念在於彰顯概括整個現存於我們文化中的各種活動與現象，是毋庸置疑的現實課題。為了免於文化停滯僵化的困境，激勵文化前進不懈使其活力再現，當代藝術這種介於有形與無形的滲透性能量，將成為台灣社會向前進步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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