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慧華
Amy Huei-hwa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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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界:策展專文
 
文 / 鄭慧華

疆界這檔展出的英文展名為 Altered States,它並不是由中文展名直接翻譯而來。「 Altered States」挪用自於心理學名詞: Altered State of Consciousness,意即意識的轉換和變異狀態—意識上的異境。以「異境」作為英文名稱,其與中文展名「疆界」的交互辯證,在意涵上形成一種相互拓展的關係,它們指涉物理空間和現實世界,同時也是關於內在意識的語境。跨越「疆界」、置身或進入那改變的狀態—異境,經由可知進而探索「可知之外」,以揭開新的或未曾察覺的現實,甚至,從當下喚起過去的記憶;這如同旅人的冒險旅程,總潛藏著掙脫現況的潛在慾望。在探索內在/外在、自我⁄他者、此處⁄彼處的游移和擺盪過程中,我們也因而瞥見匱乏和得到更寬廣的視野。這關乎身體的、意識的,由感知和認知所交織和不斷延伸的旅程,即「疆界 ⁄Altered States」這檔展覽所試圖探索的內容。然而「疆界」並非是固定不變動的,在此或可延續法國哲學家德希達(Jacques Derrida)所說的,透過理解存於事物意義之中「構成的外在」(constitutive outside)—非絕對的相對外在,以察覺事物得以被彰顯的相對關係和意義。

英國詩人鄧恩( John Donne)曾寫下:「沒有人是一座孤島,……每個人都是大陸的一塊,整體的一部份」1人從自我出發,涉入這個世界並建立和它之間的關係,也因此投射出生存的樣貌。察覺由人和世界的關係所織造的生活「疆界感」,也意味察覺人依賴著什麼樣的方式感知世界。舉例來說,「世界」過去被認為是平的,人們由此產生了許多對於世界的想像並建構它的意涵。在那「平的世界」的過去年代,人們對於平地之外有著種種臆測,因為沒有人看過那條區隔平地與未知異境的界線,即使至今也沒人看過 —因為地球是圓的。生活在各種既定認知所構築而成的框架中,種種看得見、看不見,實體的、想像的,內在的、外在的疆界,侷限了我們對自身與世界的想像,而當我們碰觸到可能存在的邊界,才足以思索和辨別它們,這種過程一如法國思想家傅柯(Michel Foucault)走向了歷史和社會的邊緣,從麻瘋病的廢墟和監禁之中,回神窺見並揭開了意識型態所建構起來的理性世界的面紗。

生活的疆界在經濟變動、資訊傳遞快速的時代裡不斷地被催毀和再造,如大陸板塊相互推擠,相互突顯並也激起了差異的波瀾。僅管 21 世紀的今天,地理所造的意識疆界已為某些事物如:網際網路與經濟流動所打破,然而種種看似去疆界的同一的表相之下卻也產生了更多價值和階級差異。在消弭地理、國家、文化、語言、民族之間的隔閡的聲音中,它們也反射著自身的各種固有或隱藏的面貌。疆界在抹除的同時,新疆界隨之誕生。

世界為什麼是我們現在所描述的樣子?它是否有其他的描述和認知方式?

對於理解生活世界,捷克小說家昆德拉( Milan Kundera)在評論中提到:人往往置身於「簡化的漩渦裡」,這些簡化的漩渦將生活化約為概念和事件:「人的生活被簡化為它的社會功能;一個民族的歷史被簡化為幾個事件,而這些事件又被簡化成為一個戴著有色眼鏡的詮釋……」2,或甚至以此將人的個體普遍化,獨特面貌也隨之模糊化,當我們說「這個社會」、「這個世界」它指的是什麼樣的社會和世界?而「我們」、「他們」,或所謂的「一般人」又是指誰?這種簡化雖然使我們掌握了概念,卻也遺落了細微之處和獨特的個體表現。或許我們可以從反面著手,從片斷、微小但具體的生活情境中出發,追溯一條反向的道路來認知這個其實是由複雜、個別的經驗所交疊的生活現實。「疆界 ⁄Altered States」透過十位藝術家、八件藝術作品,試圖以這樣的方式開展出生活中種種對話關係,並以此探索其中幽微的潛意識以及記憶、認知的獨特痕跡。

安東妮亞.赫希(Antonia Hirsch)的《世界地圖計劃》(World Map Project)來自於她對生活中不同統計數據的收集和觀察,以類似人文地理學的方式,呈現這些紀錄和數據所組構的「世界」樣貌。她將經濟、政治、社會等等的數據轉譯為地圖,例如以美國藝術雜誌《ARTnews》2003 年夏季號所統計,全球前兩百大收藏家所屬國家分佈比例所製作的《藝訊 200 大收藏家》(ARTnews Top 200),或是以 1995 年各國的國內生產毛額總值為依據而製作的地圖《污漬》(Blot),藉由人們原本對於國家疆界的認識為基礎,以特定的參數改變地圖中國家分佈和比例後,使得更多訊息 —隱藏在社會行為背後的政治、權力、經濟運作和其意識型態浮現出來。《世界地圖計劃》的另一種型態,是將人對於自然現象的統計數據圖示化,如由各國年度降雨量所繪製的《天氣預測》( Forecast)。地圖—人類意識的特殊產物-不僅僅傳達人對於世界的瞭解程度,它同時也混融了社會意識的劃分,流露著征服的慾望。當娜.康倫(Donna Conlon)的影片《共存》( Coexistence)則以一種特別的「生態觀察方式」將人類行為與自然並置在一起,她觀察一群工蟻搬運葉片回巢,其中康倫塗繪了不同國家的國旗圖案,並將工蟻搬運這些繪有國旗符號的(人造)葉片的過程紀錄下來,當自然物(樹葉)轉變為認知符號(國旗),人類特有的社會行為被巧妙地突顯了出來,在與自然共存的世界中顯露著衝突感和對立性。

人和外在世界的共存與瞭解,不僅是意識上的掌握,也是彼此相互涉入的過程。洛尼.葛蘭姆( Rodney Graham)的《樹林邊緣》( Edge of a Wood)是件飽含象徵性與能量的雙銀幕聲音影像裝置。葛蘭姆拍攝幽暗的樹林被直昇機上的探照燈所照亮,在光線的移動中,晃動的樹林顯現出模糊的輪廓而得以被看見,當光線移開,樹林又沒入黑暗中成為不可見;強光、直昇機發出的轟隆巨響犀利地劃入幽暗寂靜中,帶著強烈的搜索企圖,觀者的感官為強烈的聲響所穿透,產生如同置身現場的壓迫感。葛蘭姆以這種(似是帶著侵略性)主動探索的過程,將光影、聲響所啟動的感知帶入未知的探險中。在安利.沙拉( Anri Sala)的錄影作品《混合行為》( Mixed Behaviour)中,一位 DJ 對著釋放煙火的雨夜放音樂,煙火的光亮時而燃亮了提拉納市的天空,雨絲時而清楚時而隱沒。音樂聲和煙火的爆炸聲響時而分開,時而混融,它們似各有故事,又像在一個偶然相遇的場景中共組著一首複調樂曲。DJ 介入了城市的夜空,而煙火的爆破聲介入了音樂。若仔細觀看,還會發現某些時刻煙火隨著音樂的節拍綻放和消失,好像煙火被 DJ 操控了一般。沙拉也像一位 DJ,混合和編輯著畫面和聲音,在機遇和操控之間讓事件交會,由此讓聲音與畫面產生了言外之意,像是隱喻著生活中參雜著掌控意志卻又難以捉摸的現實狀態。

相較於沙拉,王俊傑則是將描繪那不可捉摸的意識狀態的過程交由觀者自行編輯和組合,他的三銀幕投影作品《微生物學協會 —狀態計劃 II》由電腦隨機選取和組合他所拍攝的六段影片,隨著未預設順序、不連續、有些段落看似彼此相關,卻沒有完整敘事的畫面,觀者自行組織著屬於個人的不同故事。王俊傑切割了時間的連續感,藉著跳躍、拼貼、重新混合所產生的複合經驗來營造各種異變的敘事,它或許更貼近真實,並深入深層的意識狀態 —一種由主體和客體相互投射,多重現實、意識 ⁄潛意識交疊的綜合體,並且發生於主體與客體的對應和互動中。

陳界仁的新影片《繼續中》接續了前兩部作品《加工廠》和《八德》,採取由個人、地方生活空間出發的觀察方式,建立起兼具個人經驗所詮釋的當下生活狀態,如同文化學者狄塞托(Michel de Certeau)所強調的,將「日常生活的追尋與特殊氛圍連結起來」 3。陳界仁從個人的生活經驗和記憶出發,依據他自己多年來的日常筆記,呈現個別或數個相互關連的事物,以相互投射和呼應的敘事方式描繪出全球化底下邊緣區域的歷史與生存氛圍,並透過這些故事使得邊緣區域附庸於全球化政經結構中的多重宰制關係浮現出來。

在個人與集體經驗的交互反映之中,人所處的空間和時代氛圍之間隱藏著複雜的關係。林其蔚和許雅筑的裝置作品《恐怖騷音之屋的最後鬥爭》藉由展示林其蔚 90 年代所生活的房間、使用過的物件和事件紀錄,重新陳述 ⁄展示了這段時間的生活氛圍。它的意義不只是以物件(包括日記、手稿、過往的創作紀錄、影音文件……)呈現台灣 90 年代以來的文化切面,更透過「遺跡」般的裝置概念反映當下和過往之間的時空距離,帶著諷喻式的批判意味。林其蔚是台灣解嚴後(1987)從事邊緣文化運動、聲音創作的代表人物,在十多年後的今天,透過他和許雅筑的規劃將「林其蔚」與「他的歷史」以「文物特展」的方式重現,除了蘊藏「悼念」或「遠離」的複雜心情,也藉由「展出」將過往與當下之間的鴻溝與轉變突顯出來。歷史的「殘餘」最終是否被人認可或珍藏,在保存 ⁄消費⁄拋棄之間不但與當下辯證著,也由此再度經歷了一次時代的洗滌。

而「歷史」在被拋棄、遺忘與再次撿拾的反覆過程中,往往是以一種富有象徵意義的形式—垃圾—存在於生活裡。當我們賦予或再次詮釋廢棄物時,它也往往透露著更多超越它自身的意涵。葉偉立和吳語心共同合作的《寶藏巖泡茶照相館計劃 [THTP]:第三階段:垃圾》是一系列攝影作品,他們持續地拍攝台北市邊緣社區—寶藏巖,其中呈現了他們生活在這個社區裡的經驗,卻又同時維持著「外來者」的觀察角度與身份。葉偉立進住寶藏巖社區已邁入第三年,他先後和幾位創作者共同設立並經營社區裡的泡茶照相館以建立和社區的關係。葉偉立和吳語心在和此地居民共處、撿拾、拍攝廢棄屋、拆除老舊屋舍的過程,在荒廢的屋舍巷弄活動的同時,有意無意地逐步拼貼著寶藏巖這個地方的人文內在,那關於「某些人曾經在那邊生活」的幽微意涵始終縈繞於他們的作品畫面之中。透過「垃圾」的寓意,他們重新敘述著寶藏巖的過去與現在。

「疆界⁄Altered States」聚集了這些不同型態的作品,試著描繪出時間和生活、意識的內在和外在,以及它們彼此之間的交錯反映。它們有的指涉外在空間和事物,有的象徵內在的意識狀態,無論採用哪種形式,當生活、意識中的「疆界」被作品揭示出來時,也意味著觀者將涉入另一種現實或置身於異境之中。生活中的「疆界」不僅存於地理或國家民族的差異中,也存在於不同族群、階級的生活方式裡,當人們跨出自己的空間、或經由和「他者」的彼此交流,相對的將得到更多關於異地和他者的描述。身體、地理疆界的拓展和與自身經驗的融合,或許是從亞熱帶到寒帶的旅行、是和錯身而過的街上流浪漢邂逅、是不同文化、語言之間的翻譯、是過去和現在、歷史和當下之間的辯證和因果,甚至,是存在於意識與潛意識之間的自我對話……。我們也因而發現,當下目光所及的最遠處 —看似疆界的地平線,其實只是特定視角和觀點下的一種「視野」,一旦接近它(或跨越它),外在週遭與內在意識狀態就已隨之改變,而當我們重構了對世界的概念,我們也重新理解了自己。

《典藏今藝術》第166 期;2006 年七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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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ohn Donne(1572-1631), Meditation XVII, “… No man is an island, entire of itself; every man is a piece of the continent, a part of the main.”
2. Milan Kundera, The Art of the Novel, Perennial, 2003, p.17;中文版:米蘭.昆德拉,小說的藝術,皇冠文化出版, 2004, p.26
3. Michel de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 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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