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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慶堂：伊通，我的人生道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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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孫曉彤
在所謂的藝術圈，你很容易碰到兩種人：第一種人本身就是藝術家，另一種是想成為藝術家的人（包括可能以前嘗試過卻未果，或是未來對自己抱持著創作的期待但現階段仍無法實現者）—總而言之，在藝術圈如果出現一個不是藝術家且完全無意創作的人，那麼基於同情心或人道主義，你很可能會勸他趕快離開這個危險的地方，畢竟這個叢林裡的珍禽異獸和豺狼虎豹實在太多，生人勿進、以策安全。
然而勇士就是這樣誕生的，多年來被大家尊（暱）稱為「堂主」的伊通公園負責人劉慶堂，就是這樣一個不是藝術家且從沒想過要當藝術家的人；說他當初是被藝術家們莫名其妙推入鱷魚潭、只好奮力游過卻意外成為勇士，倒不如說他是因為太喜歡鱷魚池裡的風景而一步步踏入—後來乾脆直接下海，在池塘裡載浮載沉；更詭異的是，這麼長時間以來劉慶堂竟然沒被鱷魚們吃掉，並且也沒有同化成鱷魚，隨著年齡增長，日漸心寬體胖的他好像也暫時不打算上岸，甚至在鱷魚潭裡過得挺愜意。
20幾年來，劉慶堂最常被勸的大概就是兩件事：一是叫他快點把伊通收起來，第二就是叫他換跑道當藝術家—然而，終究沒人說服成功，劉慶堂在這兩點上非常固執，他寧願飽受經濟壓力苦撐經營伊通公園，堅持為藝術和藝術家服務，就是完全拒絕創作這件事。
「當藝術家要有才氣和專注力，太辛苦了啦。」劉慶堂一邊解釋，一邊又不知從哪裡的冰箱變出一堆冰啤酒和零食：「還是妳要喝茶或喝咖啡？」在伊通公園，你經常會看見這位堂主忙進忙出，招呼大家吃吃喝喝，然後在一堆藝術家高談闊論之間穿梭來去；雖然大家叫他堂主，他也經常是吆喝大家到伊通來因為某個目的聚會的會長，但劉慶堂很少是一群人裡的主角，性格和脾氣低調溫和的他總是細心照顧每個人，倒茶添酒、噓寒問暖，不著痕跡地看著人來人往，在伊通公園聚散離合。因為讓人不感覺到壓力，劉慶堂之於伊通彷彿就是一種順理成章的存在，在星光熠熠的藝術家群中，劉慶堂從來不是最引人注目的那個。
沉默的英雄總是有個被敘述的開頭。
1961年的夏天，劉慶堂出生在台北一個本省人家庭，家裡七個小孩，他排行老六。「我大哥長我14歲，他是師大美術系畢業的。」從小把大哥當作偶像的劉慶堂也一心朝著美術系的大門前進，中學時進入復興美工讀設計，結果畢業之後連續幾次大學聯考都名落孫山。追隨大哥的腳步不成，劉慶堂便跟著當時從事相片沖洗的二哥學攝影；當時體重不到50公斤的他，經常扛著沉重的攝影器材，騎著機車到處接商業攝影的案子，但年輕的劉慶堂也不以為忤，在工作之餘還是很勤奮地到處看展覽和進修一些當代藝術課程，也就是在那個時候，25、26歲的他在當時的SOCA現代藝術工作室結識了賴純純、莊普、黃文浩和陳慧嶠等幾位創作者。「我不是藝術家，但我很喜歡聽他們講藝術的事。」劉慶堂回憶，而約莫就是從那時開始，他養成了默默聆聽的行為模式，並且成為這幫藝術家聚會的固定成員。
1988年，劉慶堂想要成立自己的攝影工作室，另一方面，這群愛聊天的人也想找一個固定的空間聚聚會、辦辦展，於是有一天，他們一起走進了現在的伊通公園空間。「當時我和陳慧嶠一踏進來，只覺得這房子的樓梯好窄，但是挑高很高、又有陽台，所以我們就決定租下了。」伊通剛成立的分工，就是由老大哥莊普掌握藝術取向，而陳慧嶠專責執行，劉慶堂就做那些難以被分類的所有大小事。談起那段草創時期，劉慶堂回憶的眼神裡，盡是甜蜜的光：「伊通公園一成立就很精彩喔，幾乎可以說是藝文人士的集散地，經常有各式各樣的人在這裡，每天都好豐富。」
當時劉慶堂自己的商業攝影工作室生意不錯，對金錢一向不太計較的他，也始終樂於用自己的收入供應伊通公園的開銷，只是理想跟現實終究有差距，從伊通公園成立的第二年開始，經費來源漸漸捉襟見肘，劉慶堂沒說什麼，默默地四處籌錢、借貸、跑3點半，債主越來越多，劉慶堂的財產也進入無上限的負成長狀態。
「其實喔，我也有想過要去日本學攝影，但是後來發現在伊通我可以很頻繁地接觸人，當時好多藝術家都是留歐回來的，我聽他們講在國外的經歷，有不懂的就問他們⋯⋯好像其實也就不用非自己去一趟不可。」劉慶堂說：「在經營伊通以前，我完全不會喝酒；伊通成立之後，就變成沒喝酒不行。而且後來還慢慢會烹飪，也慢慢知道什麼叫生活美學。」劉慶堂站在小小的吧台前面，一下子切切蕃茄、一下子滴滴橄欖油，然後就像施了魔法變出一盤地中海風味的沙拉。「每次只要有人借我的廚房做菜，我就在旁一邊看、一邊學，然後下次就自己試著做。」劉慶堂很害羞的說：「自己做菜還不是想說比較省錢⋯ .不然在外面聚餐很花錢耶！」
儘管被債務追著跑已20幾年，但劉慶堂很少對此怨天尤人或憤世嫉俗，他選擇默默當一個稱職的藝術推手，守候伊通公園，數十年來沒有改變。「我不是藝術家，但藝術造成了我生命裡的劫難和掙扎。」劉慶堂說。
「你沒有想過一走了之嗎？」我問他。
「人生，也不能說滿意或不滿意，這些風風雨雨都在增加我生命的厚度。人在一些階段總是會自我懷疑，但是慢慢、慢慢就會明白了。」劉慶堂以一個寓言故事為例說明：很久以前，兩個國家的軍隊交戰，後來戰敗方的首領被敵營抓去當戰俘，為了羞辱這個首領，戰勝方的將軍就命令他在大庭廣眾之下赤裸示眾，戰敗的首領忿忿不平的叫囂道：「那我寧願在剩下最後一件衣服時自我了斷，也不願這樣被羞辱！」
「後來呢？」
「後來喔⋯⋯當那個首領被脫到剩最後一件衣服時，他忽然想通了—裸體跟死掉比起來，其實好像也沒什麼關係⋯⋯」劉慶堂說：「所以啊，如果能夠因為我再多做一點什麼，就可以讓伊通維持下去，那我為什麼不？」
「某一年，有人招待莊普去中國內蒙古旅行，我跟他一起去，一個蒙古包的主人負責接待我們，為了表示隆重歡迎，主人便叫兩個女兒表演馬術給我們看。」劉慶堂無限緬懷地說：「妳想像一下，在綠油油的大草原上，兩個妙齡女子，騎在白馬上奔馳⋯⋯那個畫面有多美好，多想就此停格。」
「可是那個瞬間我忽然醒過來，我覺得那個不真實。」劉慶堂苦笑道：「我還是寧願回伊通借錢跑銀行3點半，因為那才是我的人生。」
第一次喝酒、第一次做菜、第一次感受到藝術帶來的美麗與哀愁、第一次嘗到什麼叫做被債務壓得喘不過氣來，伊通公園對劉慶堂來說真是人生的殘酷舞台—包括他的初戀和失戀。一開始劉慶堂只是安慰一個失戀的女性朋友，後來朋友為了報答他便主動幫他介紹女朋友⋯⋯結果故事的發展就是劉慶堂跟那個失戀的女性朋友在一起。甜蜜的相處、困難的磨合，劉慶堂和初戀女友相知相戀超過十年，原本以為已體驗了愛情的全貌，不料命運的弔詭總是出現在你以為最安全的時刻。「那次我出去旅行回來，一切就都不一樣了。」劉慶堂回憶。
女朋友告訴他，自己已經和別人交往了。當時劉慶堂最不能釋懷的點在於，人與人之間不是凡事都還有商量餘地嗎？怎麼反而愛人可以在一夕之間形同陌路？「我當時活得好苦、但我也不想去死，我只是好想知道到底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同一個故事，不同的當事人可能會說出全然不同的故事情節，到底發生經過是什麼終究已不可考，但劉慶堂經歷那段感情上的低潮和苦澀，卻是真真實實存在過。「很久以前，有一個聾子和瞎子是好朋友，有一天他們走在路上，天空射下一道強光。聾子連忙問瞎子說：『你聽見那道光的聲音了嗎？』對我來說，那種不堪和挫敗感，就是幾乎強烈到可以發出聲響。」劉慶堂比喻。
後來的十幾年裡，劉慶堂仍然堅守著伊通公園的堂主角色，一樣被債務追著跑、一樣送往迎來，唯獨感情這塊一直是空缺。有一陣子，劉慶堂打算把一個認識十多年的女性朋友介紹給另一個單身男性朋友，結果命運就是這麼離奇，介紹到後來，劉慶堂這個媒人居然自己和這個女生交往了。「後來有一天，女朋友告訴我她懷孕了，我嚇了一大跳，我都年過半百了還當爸爸？！」但就像面對人生所有的際遇，劉慶堂平靜地接受了這件事，很盡責地陪女朋友去產檢、準備寶寶的東西，並且默默在心裡盤算小孩應該會是射手座：「結果懷孕七個多月的時候我們去產檢，嬰兒的體重從1,000掉到900多公克，醫生說必須馬上生產否則會有危險，結果那天下午我女兒就出生了。」所以，劉慶堂的女兒是天秤座。
「現在我是有女萬事足。」劉慶堂說。如果你最近造訪伊通，劉慶堂仍然一如往常地對你熱切招呼，在確定你伸手可及的地方有飲料和零食之後，他會喜孜孜地拿出隨身的相機，跟你分享劉府千金的最新情報。去年年底，劉慶堂也終於下定決心把伊通2樓原本是攝影工作室的空間改裝，成立了伊通生活空間，有別於3樓由陳慧嶠主要管理經營的伊通公園展場，伊通生活空間更像是劉慶堂的私人招待所，除了展售一些尺寸較小的作品，平常更多時候還是他和朋友們聚會交流的祕密花園。
「我其實不太喜歡接受採訪，因為我覺得伊通能有今天的局面，靠的是很多人幫忙。」劉慶堂謙虛的說：「所以如果就只有我在這裡發言，感覺好像功勞都在我身上。」
「他比藝術家更熱愛藝術。」莊普這樣形容劉慶堂。沒有不寫詩的詩人，沒有不創作的藝術家，從來沒有創作的劉慶堂當然不符合人們對藝術家的定義，但他的身影卻深刻而堅定地參與台灣當代藝術的創造工程。「歷經這麼多事，我始終相信有一個價值是凌駕所有事的，那大概就是伊通、就是對藝術的信仰。」
「這裡就是我的人生道場。」劉慶堂想了很久，說出這樣一句話。
藝外雜誌2012年3月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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