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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保瑕：生命裡的絕對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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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孫曉彤
提到薛保瑕，你會發現很多頭銜都適合用來稱呼她：老師、藝術家、評論者、策展人，甚至更精確一點的名稱還有教授或系主任、美術館館長、女性藝術家、更是台灣少數擁有藝術創作博士學位的其中之一。如此多重的身分當然不是憑空降臨的巧合，轉換在這些複雜角色的跨度間，薛保瑕始終像一位旋轉跳躍的芭蕾舞者，即便處在連續快版的華麗舞曲中，也總是保持著優雅的專注，無論所在的場域是眾人齊觀的劇院舞台，亦或是獨處在自己的房間。
我想，她應該是那種時刻都試圖督促和挑戰自我的人，看似帶有一點完美主義的執著，但她真正要的或許並不僅僅是衝上頂點然後靜止在那兒而已，而是在觸碰到極限時仍繼續延伸，嘗試著要讓指尖進入到意料之外的無人之境。無論是向內或向外，跨度的開展都是必要的；無論是縱向或橫向，那些被拓廣的空間都是令人喜出望外的，在那片上下四方不斷流轉的場域，你可以體會到自己的意志和能力也都在同時溢流，而所經之處亦起伏成連綿不絕的層嶺疊巒，顯現出特有的性格的圖譜和色調；當際遇的光照耀，那些山脈和窪谷所構成的明暗交織鋪展開的是關於生命的嶄新觀點，於是你明白那光線的意義，並且在某種程度上感謝和珍惜它。
「當我醒來，看到的是一道白光，那是電梯裡的燈光。」薛保瑕向我敘述那次腦部手術後的第一個記憶。2009 年，在薛保瑕擔任台中國立臺灣美術館館長任內的一次身體檢查，醫生在她的腦部發現了異常，建議進一步地斷層掃瞄，「結果證實在我額頭正中間的腦膜上，有一個三公分大小的腫瘤。醫生建議我開刀，同時又告知我腫瘤因為沾黏著動脈，所以手術會有生命危險。」薛保瑕撥開前額的瀏海，指著中央的位置以便更清楚的描述。我想起那裡是印度教和佛教中所謂的眉心輪和第三隻眼，象徵著開悟和智慧，在許多佛與神祇的形象中，那個位置總是鑲嵌著寶石或是有著一隻睜開的眼睛，彷彿能夠洞悉更多凡人看不見的真相。
「當下我就決定要手術。」薛保瑕沒有告訴太多人，只簡單通知幾個館員同事自己要請個假，五天之後，就這麼躺上了手術台：「麻醉之前，我要求和主刀醫生說話，我告訴他：『我是藝術家，我想要繼續畫畫。』」直到這個當下，薛保瑕才真真切切地認知到，自己有多麼深愛創作這件事──渴望和執著的重量，遠遠地超過了其他事物的總和，也就是在那個瞬間，長久以來始終平行在生命歷程中的多重軌道彷彿一下子被收束，那些原本壓縮在同一個平面上交錯縱橫的軸線，倏地在立體的空間裡散了開來，次要的、累贅的、勉為其難的、預期之外的眾多點線都在光暈裡模糊了，只剩下一件事情是重要的。「我活著。」薛保瑕說：「創作是我的絕對之境，是我認定自己的方法。」
「那是我在成年理性思維到位之後，發生過最深刻的體認。」重述那段生命經驗時，薛保瑕悄悄地落下眼淚，我看見她平常總給人感覺銳利的目光，緩緩透出了某種堅毅和釋然。然而那個極度感性的時刻並沒有維持太久，也就是短短的幾秒，總是在感性和理性光譜兩端擺盪並且努力保持平衡，薛保瑕並不是那種會耽溺在某種情緒狀態裡的類型，習慣於思考、分析、統整然後做出判斷，即便面對的是自己，她也絕不迴避。薛保瑕擦去淚痕，恢復一貫的犀利和冷靜，解釋剛才的情況實在出乎意料，而也直到當下，她才發現就算已經事隔數年，這個事件的震撼和重量感依舊強烈。
我們的談話在薛保瑕台中的工作室進行，她身後是一大片落地的玻璃窗戶，窗外行道樹的綠意在午後的陽光下閃爍掩映，我看見飛舞的光團偶而落在她身體的輪廓和陳列在旁的眾多作品表面，與她說話時豐富的表情和手勢，巧妙地形成某種調性明快的節奏，顯得生機勃勃。「現在我感覺，自己可以創作、能夠做其他的事，都是『多出來的』。」所以除了在台南藝術大學上課的時間，現在的薛保瑕幾乎只要沒有其他行程，就是在工作室畫畫，室內的牆面上排列著她剛剛完成拍照、即將參加展覽的新作品，巨大尺幅的畫布上激昂的色彩恣意橫流，從動勢猛烈的筆觸和滴流痕跡，可以想像創作者在製造這些肌理時劇烈的身體律動，霸氣而奔放的結構透散出即將迸發的能量，然而這一切並沒有讓你的視覺失控—畫面上，藝術家安置了九個大小不同而位置各異的圓形，它們是由色彩所形成的、漂浮在滾滾洪流之上的光點，兀自靜定地維穩整個宇宙的平衡；它們將本來應該被視作平面的抽象繪畫空間，延展出了另一個不屬於透視幻覺或是邏輯推演的次元，而那些沒有起點也沒有終點的圓形，則在彼此界定的關係中，隨著觀者的心思擴張或延伸。這是薛保瑕2010 年開始的、關於畫面裡九個圓的探究，每一個圓形都完全是她手繪而成。自動性技法的「動」，對比著畫圓時專注的「靜」，動靜之間，薛保瑕意圖探索符號自身更多的可能，同時也是考驗著自己在不同狀態中的自處之道。我問她有沒有疲勞或困倦的時候？「那麼我就看場電影或是閱讀偵探小說，對我來說，只要腦子轉換一下，就是休息。」薛保瑕說道。
憶及自己的成長過程，薛保瑕並不諱言那段歷程的一帆風順。1956 年出生於台中，父親來自中國的河北保定，遷居來台時在軍隊中擔任文官，寫得一手好字的他同時也是個京劇迷，對於美好事物的嚮往，從小就帶給子女們潛移默化的影響，幼年的時期的薛保瑕就開始寫書法和畫水墨。而熱愛美食也懂得創造美味的父親，後來則在退役之後，創立了名聞遐邇的「一心豆乾」，轉型進入商業領域。活潑好動與品學兼優還不足以形容兒時的薛保瑕—喜歡數學而且專注於數理的推論，對於偏重記憶的文史科目不太感興趣的她，卻因為想要念美術系，高中時毅然選擇文組，當然也如願考進第一志願的師大美術系；因為喜歡運動，從小就練過田徑、參加游泳比賽、經常榮獲賽事獎盃的她本想在大學時「低調」一些，卻又硬是被學校籃球隊教練挖掘參加校隊，最後不但當上師大美術系籃球隊的隊長，還領隊拿下好幾個校際杯的冠軍；在學業上，薛保瑕也展現過人的用功程度，大學時除了主修繪畫還不夠，大四又開始學攝影，研究所時主修西畫、副修雕塑，攻讀博士學位時又學了版畫..「我對我不知道的事都很有興趣，特別是無可救藥的熱愛藝術。」薛保瑕如此解釋，她說自己的人生一直都是「多方並進的狀態」，說話的同時表情裡出現一種對自我了然於心的淡然。
然而即便是自知甚深，卻也無法抵擋突如其來的變故。在薛保瑕記憶中對於任何新鮮事物都充滿熱情的母親，在她大四那年因為骨癌驟逝，從病發到過世僅僅三個月，臨終之前，母親不忘交代家人照顧四個孩子中排行老么的薛保瑕，「『如果她要唸書，那就一定要讓她去。』她是這麼說的。而她的離世，讓我幾乎十多年都無法平靜。」薛保瑕說道。大學畢業、在國中完成實習後的薛保瑕，果真就在1983 年負笈美國，進入紐約普拉特藝術學院。「有人會認為我能夠留學唸書完全靠的是家人的支持。當然這是很大的助力，但卻不是唯一的原因。」薛保瑕認為，就是因為心無旁騖，所以她要更加投入課業。1980 到1990 年代的美國，正是後現代主義蓬勃發展的時刻，過去被強調的形式主義逐漸在新興的後現代潮流沖刷下式微，然而就在此時，薛保瑕卻決心要以抽象繪畫作為創作的主軸。她憶及1990 年代初期旅行中國的經驗，在首次看見古老的敦煌壁畫時，她深深地震撼了：「那些圖像的意象如此當代，即便經過了數千年的歲月，那個東西都還是好的。」而那種「形的絕對的好」也讓她就此明白，自己在創作裡所要追求的，就是那樣的、好的質地。
1986 年，取得碩士學位之後，薛保瑕旋即被紐約大學教育學院的創作博士班錄取，這對於旁人來說，幾乎是一項難得的恩寵，「但我沒有去念。」原來，薛保瑕在入學前和教授面談，談完之後認為自己對於創作還不夠清晰，就決定暫時先離開學院。後來薛保瑕進入一家建築公司打工，剛開始只是負責辦公室的文書與類似秘書的工作，沒想到對任何事情都認真以對的她就此一頭栽進建築的世界，不但獲得老闆的賞識，更被委以重任，要她負責公司新成立的開發部門。面對這個千載難逢的拔擢機會，薛保瑕竟然又做出了一個讓人跌破眼鏡的決定—幾天之後，她向任職了五年的公司提出辭職：「我到美國是來唸書的，我是喜歡藝術的，在建築行業中負責管理與開發的工作離我設定的目標太遠了。」之後，薛保瑕又再度申請並錄取了紐約大學的博士班，重回學生生涯。「學問和創作是永遠都做不完的，當你獲得越多，越會感到惶恐，你永遠不知道它的盡頭在哪裡，」薛保瑕的眼睛裡顯現出一種熱切的光彩：「所以對於創作我一直有極高的熱誠，我無可救藥的熱愛藝術。」
因為熱愛，所以你心甘情願地為它付出，為了成就內在那份對於美好境界的嚮往，薛保瑕除了創作之外，在她1995 年回到台灣之後，更多的時間和精力都用在成就藝術和藝術家的、更龐大的相關工程上她投身藝術教育，陸續在彰化師範大學和東海大學的美術系執教，後來更參與了台南藝術學院（今為台南藝術大學）造形研究所的創立，也曾經擔任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的執行長..直到2006 年，她被延攬進入台中國立臺灣美術館擔任館長：「當時的國美館正面臨轉型期，我知道身為館長，對美術館來說只是個短暫的過客，但這也是我唯一能夠替國家做事的機會，畢竟藝術家一直從事的都是很個人的事。」或許正是因為有這樣的體悟，館長任內的薛保瑕做起事來幾乎可用拼命三郎來形容，秉持「找到問題、解決問題」的原則，她要求盡善盡美的態度不僅給國美館帶來了新的氣象，同時也替這個一向給人「公家單位」感覺的機構前所未有的開創性格局，包括將紀錄片納入展覽項目以及亞洲雙年展的開辦，都是來自於她的努力推動。「我相信美術館應該是一個能夠觸動人心的連結，是面向大眾的，而不只是菁英專屬的。」為了達到理想和對自己的期許，那段時間的薛保瑕幾乎隨時都上緊發條，她笑說自己不是在開會，就是在要去開會的路上，而移動的過程也幾乎都以講手機討論事情來填滿。終於，連續高速的運轉讓她的身體開始出現警訊，其中包括四次突如其來的全身無力，後來她就被診斷出罹患了腦瘤。
我問她在手術之前，是否感覺到緊張、焦慮、害怕或恐懼？
「都不是，就是一種『不知』的狀態，無關邏輯，也莫可名狀。」薛保瑕說自己幾乎是立刻就決定要開刀，沒有任何猶豫，而手術過後甦醒時看到的白光，除了是確認生命還在延續的證據，同時也彷彿開啟她某種沉睡已久的清明視野。
薛保瑕說腦部手術其實並非她經歷過的、最讓人不安的生死交關經驗，反而是之後因為止痛藥過敏所引起的休克，「我只記得當時在我姊姊的車上，一下子感覺喘不過氣，我姊姊一直拍我叫我呼吸。」後來被轉送急診的她，在半清醒的狀態下，幾乎「全程參與」了周遭的醫護人員對她進行的急救過程，「我聽到有人說：『量不到血壓了！』那時才真正讓我非常恐懼。」薛保瑕說道。
過去總是留著一頭波浪長髮，行事風格和眼神一樣凌厲的薛保瑕，在大病初癒之後，為了維持運動的習慣而改換成俐落的短髮，從簡潔自在的造型中流露出來的，是她這幾年逐漸展現的溫煦與隨和。或許過去是她堅毅而盡善盡美的性格特質，掩蓋了內在不輕易示人的柔軟，外界眼中的薛保瑕一直都被歸納在堅硬而固執的類別，而僅有少數與她親近的學生或朋友，見識得到她一旦付出便不棄不悔的執著。
「人不能拒絕過去，而是要live with it 。就因為經過那麼多事情，現在的我可以更明確地鎖定在創作這件事上。」薛保瑕說：「實踐中你體會到存在的細膩。我希望能夠在創作上始終保持陌生感，那樣才是飽滿的狀態。」關於創作，薛保瑕舉了兩個例子：一個是大學時的素描課，她覺得自己畫到一半老是「卡」在一個地方無法繼續，當時的老師張道林走到她身後看了看，建議她：「我們把它抹掉好嗎？」結果原本精心鑽研的畫面一下子模糊了，然而全新的視界卻開展了。另外一個則是發生在美國時，上課畫模特兒，薛保瑕的位置明明在模特兒的背面，老師卻要求她畫出正面的景象前者讓她體會好的藝術家要懂得捨得，因為要放下之後才有推進的可能；而後者則堅定她選擇以抽象繪畫作為創作基調的決定，因為「我要畫的不只是世界的表象而已，而是要讓藝術反映當代的種種現實。」薛保瑕說道。
「觀眾不一定理解這些過程，但創作者自己知道。」如今的薛保瑕，仍然忙碌並穿梭在各種角色和繁瑣事物之間，然而和過去不同的是，快速的旋轉之中，現在的她有了一個堅實的信念、一個堅持的軸柱；於是，那些生命裡看似錯綜複雜、甚至彼此之間扞格不入的脈絡，都就此被結結實實地被歸整在一起，統合成為逐步完整中的、一座用以創作的宮殿。每個人自我實現的方式都有所不同，也許是向外的拓展，或者是向內的探索，而對薛保瑕而言，前往所謂絕對之境的途徑，唯獨藝術這一件事情而已。
藝外雜誌2013年9月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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