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曉彤
Sun Xiaot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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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嘉樺:絕不妥協的擇善固執
 
文 / 孫曉彤

循著之字形的階梯拾級而上,春末山區的空氣裡瀰漫著濕潤的水氣,微微逸散的煙嵐把遠方的山脈輪廓淡化成水墨般暈染的筆觸,蓊鬱的植被彷彿層疊交錯的筆墨痕跡,放眼望去,幾座建築星點似地佈置在遠處的稜線,那些點線面的景致結構讓人覺得似曾相識—可能是在什麼中國古典的尺牘冊頁,一雙千百年前的眼睛也曾經如此端詳過某處山水優雅的姿態,然後提筆作畫,畫的雖是眼前的風情,書寫的卻是自己胸臆中欲語未休的詩意。古代的文人雅士擇地而居,外在的天景地貌投射的是他們內在的狀態與嚮往;如果說一個人生活起居的空間呼應的是他的性格和品味,那麼對於朱嘉樺而言,台北外雙溪的居所不僅是他有意識的選擇,在這個充滿他個人特質的居所裡,顯現的更是他的審美、思想以及價值觀。作為一個儲存記憶和澱積個人歷史的所在,這個兼備著住家和工作室功能的空間是他休憩的場所,同時也是他自我鑄造的廟堂。

在這個沿著山區坡度建造的建築群落,階梯的最上端是一座看起來頗有年歲的木門,略顯斑駁然而厚實依舊,雖然鑲嵌在水泥的結構裡卻並未顯現出絲毫的違和感,朱嘉樺告訴我這是真正清代中期的老東西,當初因為喜歡它的造型和美感而決定收藏—但當時朱嘉樺甚至還沒有想好到底該如何陳設,就這樣擺在倉庫長達十年,直到1996年他買下了現在的家,這座別緻的古董門才有了被安置的去處並且發揮了最初的功能。

我問朱嘉樺為何會選擇定居在此,他說是多年前參加一個同樣住在附近的朋友的聚會,首次造訪,他就被這裡的山景和環境所吸引,「後來我就一直想找這裡的房子,整整找了三年,才找到現在這個地方。」朱嘉樺說道。屋內的格局和裝潢,全都出自他自己的設計—打掉了原本的隔間,成為寬敞通透的大廳,前方的大片落地窗看出去就是橫亙蜿蜒的山景,屋後小院的土坡上則有著數棵竹子和花樹,可以遠觀,可以近賞。朱嘉樺身為台灣當代藝術界中少數對於中國古典文化和美術有著深入研究的創作者,在住家空間的安排和布置上,無疑也體現了東方庭園和建築體系中,借景造境的美學—古為今用,懷抱古今,朱嘉樺把這看似距離遙遠的兩種特質並用在日常之中,這絕非附庸風雅的生拉硬扯,而是他真實的品味取向,也許孤傲清寂,然而可貴難得的是那份從不迎合妥協的意志。

對於住所,朱嘉樺擇善固執,如此的堅持,也同樣顯示在他的生活方式和藝術創作上。一塵不染的室內空間,井然有序的書櫃和物件,牆面上陳列著自己的油畫作品,他長年收藏的古玩擺件各得其所地置放在古董的傢俱和几案上⋯⋯踏進朱嘉樺的住所,你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其中絕對的秩序和邏輯。身為一個創作者,朱嘉樺絕非那種隨興所至或任意妄為的類型,對於藝術和生命,他有著明確的方向感和計畫性,他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麼、不喜歡的又是什麼,就像他蒐集和彙整的、大量關於自我經歷的物品和文件—那些旁人可能不覺得重要的小東西,如果對朱嘉樺自己而言是有意義的,那麼他就仔細而小心翼翼的保存和蒐集,珍惜的程度毫不亞於那些他收藏的、價值不斐的古董器物。走進位於住家樓層下的倉庫空間,整齊包裝陳列的是朱嘉樺歷年來創作的裝置和畫作,他笑說只有賣不出作品的藝術家才需要倉庫,但即便如此自嘲著,你還是可以發現藝術家對於所生產的物件的重視—就像他說的,那些都是個人歷史的物證,如果連自己都不在乎了,那麼就更沒有人沒幫你整理了。

「要判斷一個藝術家好不好,就要看他的工作室,因為從中可以發現他的氣度和人格。人的狀態和他的藝術是同一件事。」朱嘉樺說自己追求的其實是生命裡的一種悲壯:「作品賣不出去,但還是堅持繼續創作,這是『悲壯』;但如果一個藝術家連生活都活不好,那就是『悲哀』。」

「悲壯」這個詞聽起來或許還帶點浪漫的意思,然而要真正的實踐起來,除了勇氣更多的還是對自己的篤定。對於藝術,朱嘉樺很早的時候就有了自覺—1960年出生於外省家庭,父親是職業軍人,家裡四個兄弟姊妹,只有他從小就喜歡畫畫而立志成為藝術家;大學的時候進入國立藝專,對於知識有著大量需求的他,在一年級時就自發性看完了幾乎是整個學校圖書館的書;1980年代中期,朱嘉樺負笈義大利,那段在歐洲求學和旅行的時間更是讓他全面性的接觸西方當代藝術的思潮,1990年代初期在作品中朱嘉樺便開始加入觀念和現成物的元素,然而在這些看似理性邏輯的辯證與創作過程中,朱嘉樺越是向內挖掘,越是無可迴避地碰觸到關於文化血統的自我認同議題,「我們這一代人處於歷史的夾縫中,既不了解屬於東方的文化精神,又無法徹底融入西方的脈絡。」朱嘉樺亟於找到屬於自己的身分標誌,最後他回到更貼近自己血緣的中國文化中,展開了他漫長的歷史回溯工程—這並非單純的復古或懷舊,而是以此作為參照,對應的是他所身處的當下情狀,而成為某種座標,揭示的是賦予自我的定位和存在價值。

雖然擁有很明確的方向感,但是生命的際遇總是會將人帶領到意料之外,甚至是引來超乎想像的影響。朱嘉樺說自己曾經因為六四事件很抗拒去中國大陸,然而從1996年開始他卻陸續結識了包括批評家高名潞以及藝術家張洹、宋永平、宋永紅、周鐵海和劉小東⋯⋯等在海外活動的中國藝術家,與中國當代藝術圈結緣甚早;1999年他首次造訪中國,朱嘉樺先是和友人一起去了桂林和西安,而後他隻身前往北京和山西—那一次的旅行無疑給他帶來了深遠的影響:在北京他認識了有中國當代藝術批評之父稱譽的栗憲庭,同時也和艾未未成為摯交,當時正在草場地蓋工作室的艾未未就曾經建議朱嘉樺在北京待下,但當時的他還沒有這個打算;另一方面,朱嘉樺他一個人去山西旅行了12天,因為那裡有著大量古蹟和建築,他陸續造訪了太原、天龍山、雲岡石窟⋯⋯等名勝,也看了中國現存規模最大的元代永樂宮壁畫。這趟考古之行,不同於觀光客式的走馬看花,朱嘉樺是有備而來的—對他而言,親睹那些古代名跡並非充滿新鮮感的偶遇,而是在長期大量閱讀相關資料文獻後的終於相會,即便對於那些古物的造型和圖像已經有了視覺上的熟悉,然而親眼所見終究帶來的是更廣泛而全面的共鳴。

閱讀和旅行,是朱嘉樺建構視野的兩個主要途徑,在他所任教的中原大學商業設計系網頁介紹中,不同於其他老師洋洋灑灑列出著作和資歷,朱嘉樺很特立獨行地在自我介紹中劃分了「行萬里路」與「讀萬卷書」兩類,前者紀錄了他歷年來遊歷過的、對他產生意義的各地所在,後者則羅列了他浩瀚藏書中對他個人最為重要的書籍—朱嘉樺是毫無疑問的愛書人,在他上千本的藏書之中有不少是限量絕版的珍貴畫冊;每一本新買回來的書朱嘉樺都一定完整看過,如果是畫冊他還會細心地手工製作塑膠封套保護書皮,然後再按照類別歸檔到書櫃裡。

2006年,朱嘉樺決定在北京設立工作室,他花了一年的時間尋找和整修合適的場地,最後在葉永青的幫忙下落腳在大山子環鐵的將府文化藝術區,因為租約一簽就是七年,朱嘉樺決定就給自己七年的時間,在北京這個氛圍和氣場都和台灣完全不同的地方闖一闖。因為在台灣還有教職在身,朱嘉樺只能利用假期待在北京工作,也因為時間有限,他更加珍惜全心投入創作的狀態:「我到北京是去面對藝術,不是面對人。」在北京,朱嘉樺只和少數相熟的朋友來往,也絕少出席各種活動和飯局,而只是本分地畫著畫,並且慢慢從手工的創作中發展出了一系列與中國古典繪畫相關的作品,包括後來2008年在台北伊通公園推出的個展「回視」中,以清朝的義大利傳教士郎世寧的作品為本的動畫與畫作。在那個系列中,朱嘉樺以先是以油彩畫布「臨摹」了原作,但又同時以左右相反、類似鏡像反射的方式再重新繪製一幅幾乎完全一樣的畫作,兩者並置彷彿孿生,朱嘉樺說這是在傳達「參照」和「對話」的觀念,而他堅持採用繪畫的形式則是為了強調藝術家的手工感,「郎世寧身處在西風東漸的中國清代,他用的是西洋的繪畫技法,處理的卻是中國的主題。我並不是在『仿』郎世寧的作品,而是借用他的形式來反映我自己的存在現狀。」朱嘉樺說道。

「台灣就是我的終點站。」北京工作室七年的租約到期,朱嘉樺在2013年搬回台灣,他把工作室讓給好友楊勁松,完全按照自己當初原訂的計畫,絲毫不差。結束了兩岸往來的北漂生活,朱嘉樺運回來幾乎是一整個貨櫃的作品,對於行經過的那些路途,他沒有遺憾或眷戀,保留下來的除了文件,就是那些對他個人而言富有意義的記憶,架構出的是他獨特的個人歷史。

「我幾乎沒有積蓄,我買書、旅行、收藏古董和創作,用的全是自己的薪水。」朱嘉樺自嘲說好幾個他認識的大陸當代藝術家,幾年前都還一窮二白,但就是遇上了好時機,現在一個個都飛黃騰達,而自己卻還是和過去一樣的「悲壯」:「但創作不能停,才能對得起自己。」

「我從不羨慕別人,而是選擇活得更悲壯一點。」朱嘉樺說;「唯一的辦法就是繼續堅持下去。」

(藝外雜誌2014年6月號 p7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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