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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普：捨我其誰的浪漫與倔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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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孫曉彤
不說話的時候，莊普總是散發出一種嚴峻的神情，大概是因為輪廓深邃的臉部特徵，又可能是來自他帶點凌厲鋒芒的眼神—總之並非那種笑容可掬或平易近人的類型，這或許就是他在許多人心目中最初也最深刻的印象了—除非，在什麼靈光閃現的時刻，你夠敏感地瞥見了那附著在他肅穆裡的溫柔和幽默，然後從此就會明瞭，莊普的面無表情包覆的是龐大而層次豐富的內在：沉默只是因為他還在等待翻騰洶湧的風浪稍歇，然後才能用適切的感覺和邏輯去歸整那更迭錯落的情緒情節；然而，這需要時間，需要一點點等待慢熱的耐心，然後藝術家終究會慎重地挑撿出他自認最精確的語言，娓娓向你說出他最誠摯的故事。
不管別人懂不懂得，莊普總是這麼堅持著。這是他對自己和世界負責任的方式，來自於個性的倔強，當然還有對於生命和藝術的信仰。如果你用這樣的角度去試著理解，你就不難明白為何莊普這麼多年來如苦行僧般在創作形式上的堅持—在偌大的畫布上細心地打上方格，整齊劃一如同什麼牢不可破的規矩，然後才是印面空白的木頭方章，藝術家就這樣手持著印章，蘸上顏料，一格一格地在設定好的方寸之間留下印記，顏色的濃淡乾濕有時、按壓的力道和停留時間有時、創作者每分每秒的心緒浮動有時、時空流動的細微震顫有時⋯⋯種種的偶然與巧合構成那些痕跡之間微弱或巨大的不同，莊普是用最極簡的形式記錄著他最深沉激越的內在活動，低限的語言講述著感性的故事，並且總是懷抱著能夠被人聆聽和理解的期待。這是莊普的浪漫，也是他從來沒有動搖過的執著，那些看似極端的狀態，呈現在他的身上卻總是協調出巧妙的和諧感，這是莊普在自己複雜性格的光譜間移動自處的技術，一種維穩的秩序，就像他起居空間裡那些獨特的擺設物件的方式—零碎的小東西在一定的間距下被安放在櫥櫃或平台的角落，它們自有著別人難以洞悉的序列和相互關係—莊普稱之為「人工的、有意識的自由狀態」，他如數家珍地向我介紹這些物品的個別來歷，都是他記憶中有意義的象徵，「它們就像是自由落體一樣掉進我的生活。」莊普說道。三十多年來莊普就居住在位於新店花園新城的獨棟居所，很多人都以為這個從落地窗就能遠眺大片山景、有著廣大露台的屋舍是他名下的房產，殊不知他卻只是此地長年的租客。溫潤的木質地板，略帶歷史痕跡卻窗明几淨的室內，一條狗和一隻貓，莊普的日常生活就和這裡的氣氛一樣寧靜而悠長，沒有想像中藝術家狂亂恣意的跌宕起伏。莊普說近十多年來自己的生活非常規律，幾乎每天6、7點就起床，8點開車下山前往位於台北市區的工作室，然後傍晚準時6點下班，吃過晚餐處理完瑣事，10點左右就上床就寢。「現在年紀越大，晚上就越少出去玩。」莊普說道。在他家裡的客廳中央牆面上一直掛著一張空白的畫布，莊普笑說本來是想利用在家的時間畫畫：「結果卻一直沒有動筆，後來就變成一個象徵，提醒自己要認真創作。」
「工作室設在市區是因為這樣比較機動性，有訪客也比較方便。但其實我不喜歡住在太熱鬧的地方，生活和睡覺一定要在都市以外。」莊普解釋道，而他這種「既不在這裡，也不在那裡」的游移特質，反而使他「既可以待在這裡，也可以待在那裡」，不安與矛盾之中還帶有一種隨遇而安的隨興—總而言之就是無法僵固在什麼靜止的狀態裡，必須在持續的變化之中找到心安理得的自在。而這種天賦和特質，除了與生俱來之外，大概也與他一直以來的生命經驗有所關連。
談起莊普的家族故事，還頗有些傳奇的色彩。1947年出生於上海，莊普的祖父早年在江蘇奉賢縣擔任縣長官職，留學日本期間和國父孫中山還是頗有交情的好友，莊普身為家裡的老么，1949年時因為戰亂，跟著母親和兩個哥哥一路逃難到台灣，剩下兩個姐姐則隨著祖父母留在上海，而父親則因為被國民政府賦予抗日地下工作人員的任務，陸續在南洋等地以報社記者的身份作為掩護，後來雖然也到台灣和家人團聚，然而不久之後又和莊普的母親離婚，雖然另組家庭，但卻也一直與前妻和兒子保持聯繫。談起父親，莊普並沒有太多負面情緒，他印象中的父親是一個才華洋溢又能言善道的男子：精通英文和日語，早年從政，後來又經商成立紡織工廠，閒暇之餘還能寫詩作畫，晚年甚至成立了一所學校。而獨立撫養三個孩子的母親顯然也有著堅毅強韌的性格，她在兄弟所經營的木業公司擔任會計，母子四人就蟄居在公司的宿舍眷村裡。莊普說自己從小就有點多愁善感的傾向，每當他看到鄰居們都有完整幸福的家庭，就格外覺得自己孤獨可憐：「所以我不太和其他小孩來往，通常就是自己看書或做木頭玩具玩；但我哥哥就很不一樣，他是村裡的孩子王。」除了孤僻，莊普的脾氣還很硬，小時候要是受了委屈，他就賭氣坐在客廳，不吃飯也不說話，一動也不動。「結果最後母親和哥哥也不搭理我，關了燈就去睡覺，坐久了我也覺得無聊，就也去睡覺了。」莊普笑說自己六、七歲時有一次決心離家出走，帶著小包包就衝出家門，「結果走了十分鐘之後開始覺得有點害怕，最後就還是回家了。」固執、彆扭、愛演內心戲卻又有點膽小，莊普最後終於在繪畫的世界裡找到了讓自己舒適的位置，而此和他受到二哥的啟發有著絕對的關係。
「我的二哥是標準的文藝青年，他聽搖滾和古典樂，讀存在主義的小說，擅長寫作和畫畫。」莊普在二哥的潛移默化之下，開始試著繪畫，沒想到一發不可收拾，從此愛上了這個自我表達和宣洩的方式，並且從中逐漸地建立起自信。「初中時的某天，我母親忽然帶了一張靜物油畫回家，說是花了不少錢跟一個大學美術系的學生買的作品，並且還很得意地掛在家裡的牆上。」莊普說他當時只覺得很憤怒，想直接跟母親嗆聲卻又不敢：「結果後來我趁她去上班時，拿油漆把畫塗成一片白。」莊普幽默地說那是創作生涯中第一件白色的繪畫：「從此奠定了我抽象繪畫的基礎。當時畫完就覺得自己好棒，畫面的空間都遼闊起來了。」當然這個激進的舉動最後把母親氣的半死。
「在我生命中，和女性的關係一直都很特別。」莊普如此自我分析，他說從小因為父母離異，家裡的三兄弟又都是男生，媽媽母兼父職扛起所有家計：「我總是羨慕別人母親的溫柔婉約，一直覺得自己缺少母愛。」莊普說一直要到年紀很大了，才慢慢明白在生命歷程裡的欠缺的其實是某種父親的形象，而並非是一直自以為的母愛，然而無論為何，那份對於別人關愛的渴求，始終在莊普的潛意識底層幽幽地擾動著—記憶裡，和他關係緊密的角色的彷彿總是女性：女老師、女同學、女性朋友、伴侶與情人⋯⋯一直到現在他所疼愛的女兒—莊昀（Tania Tsong de O'Pazo）是莊普與前妻所生的、唯一的女兒，同樣也是藝術創作者的她大部分的時間工作和生活在馬德里，只有每年長假時會回到台灣和莊普同住一段時間。談起女兒，莊普雖然也有父親慣有的掛念和嘮叨，但神情卻總是和煦溫柔的，「女兒不在身邊的時候，還是非常寂寞的啊。」莊普感嘆道。
歷經過第一次「創作」的快感，年少的莊普更篤定了自己要走上藝術之路。初中畢業之後，莊普如願進入了以美術專業著稱的復興美工，當下他就覺得「這就是我要唸的學校」，在藝術的世界裡不可一世的他，對於象徵著保守和傳統的寫實技法興趣缺缺，而是自創了一種類似立體派分割變形的風格，自我感覺非常良好；畢業之後，原本覺得自己一定可以被保送師大美術系，沒想到竟然意外落榜，自視甚高的莊普便拒絕參加聯考，服完兵役就跑去西班牙，心裡默默決定再也不要回到這個不懂得欣賞他才華的島嶼：「我一共在那裡待了八年，中間沒有回過台灣，甚至幾乎沒有出過西班牙。」1973年，一句西班牙文都不會講的他進入了馬德里大學的藝術學院，第一堂素描課莊普洋洋灑灑畫了他最擅長的類立體派風格，沒想到整張畫被老師抹掉。「馬德里大學以繪畫的傳統訓練為主，我在老師眼中根本就是缺乏基礎的學生。」莊普說那個時候自己只好整個砍掉重練，一邊按部就班的磨練寫實基礎，同時還要加強美術史和語文能力，一年之後整個脫胎換骨。
客居西班牙的期間，除了唸書，莊普也打工賺錢—他的工作內容是背著相機埋伏在旅遊景點，遇到有外國來的旅遊團他就像狗仔一樣出奇不意地替他們拍照，然後迅速趕回公司把這些照片製作成磁盤，「第二天再按圖索驥找到那些觀光團，向他們兜售印有照片的盤子。觀光客都會很詫異你是什麼時候拍的照片，驚喜之餘可能就會跟你購買。」莊普回憶說：「所以你拍照不僅要快要準，同時還要拍得好看。有得時候生意好，一個暑假賺的錢甚至夠買一輛新車。」1978年，莊普和精通中文、在當地日本大使館工作的一位西班牙女子結婚，「我的前妻有『東方狂熱』，婚後她一直希望可以有機會住在台灣；另一方面，做創作在西班牙要生存不如想像中容易，加上當時台灣經濟起飛，在房地產業工作的朋友一直告訴我錢很好賺。種種因素，我就決定搬回來了。」莊普苦笑道：「結果沒想到我1981年一回到台灣，房地產就崩盤了。」
「還記得當時剛抵達台北，我站在天橋上往下俯瞰，只見一整片黑壓壓的人頭，心裡還覺得有點惶恐。」返台後的莊普，經過朋友的引介在房地產公司的企畫部工作，除了偶而學著沖洗照片和做點設計，莊普幾乎是每天到光復南路的公司打完卡就無事可做，後來他發現忠孝東路一帶有包括春之、第七、龍門、阿波羅⋯⋯等好幾家畫廊，結果每天逛畫廊就成為莊普的例行公事，頻繁造訪的程度讓一些不明就裡的人還以為莊普是畫廊的員工，而也是在那個時候，他結識了像是林壽宇、張永村、賴純純、胡坤榮、陳延平、陳幸婉、陳慧嶠、劉慶堂⋯⋯等一幫藝術圈的好友，而也因為這樣的風雲際會，莊普之後陸續參與了包括SOCA和伊通公園等對於台灣當代藝術發展有著關鍵意義的藝術空間的創立工程。
1982年，莊普與陳世明和陳延平在春之藝廊舉辦聯展，那是他作品首次在台灣曝光，那次發表可說是大獲成功，不僅作品全數賣出，其中最大的一件還賣給了當時一位從事遊艇業的收藏家，「結果對方很豪爽地開了支票給我，取走了作品之後，我才發現那是一張空頭支票，賠了夫人又折兵。」雖然是述說慘淡的往事，但莊普的語氣卻十分淡定，有種讓人哭笑不得的黑色幽默感：「我的人生不算缺錢，但也總是少了一些錢。我第一次被自己的經濟狀況嚇到是在2009年，那一年我車子被偷，卡債差一點繳不出來，所幸剛好那時有畫廊找我簽約，我也就答應了。」莊普的臉色恢復了往常高深莫測的鎮定，「其實我的生活很簡樸，永遠都是牛仔褲搭配T恤，正式一點的場合就搭配白襯衫。」莊普解釋道：「波依斯（Joseph Beuys）也都是這麼穿著。藝術家就該如此：上半身是象徵白領階級的襯衫，下半身卻是工人階級的牛仔褲。」
詩人的心、工人的手，或許這就是對於莊普來說藝術家最理想的形象，對他而言，創作就是反映自己和世界關係的方式，而這個關係並非靜止的恆定狀態，而是不斷流轉更迭的持續變動過程：「每一個生命的階段關心的事都不一樣，所以創作也總是在變的，我希望看見自己的作品裡有這樣的特質，而我也很關心其他的創作者是否能對藝術有所新的詮釋。」身為伊通公園的原始創辦人之一，莊普也不免感嘆現在所謂的「藝術圈」已經和自己熟悉的年代不太一樣，「1980年代那時真的有種風雲際會的氣氛，很多人都剛從國外回到台北，大家在這裡相遇相知，都想要共同開創新的局面，友誼裡也都有一種革命情感。」一抹淡淡寂寥掠過莊普的臉龐，「但好像隨著時間，大家都漸漸的疏離了，什麼東西似乎就此消失了、質變了。」莊普感嘆現在的藝術彷彿已經不再推崇所謂全生命投入的熱情，人們只關心自己圈子裡的事，這種整體性的變遷，在學校裡也清晰可見。「以前唸書時總會覺得要當藝術家，至少要知道300個全世界重要藝術家的名字。現在我在學校上課，就發現年輕人都不在乎這些了，因為他們只要隨時Google就好了。」
雖然寂寞總是難免，猶疑和不確定的心情也依舊如影隨形，談起往昔，莊普卻也有種釋懷的瀟灑：「有些時候那就是一個革命的過程，但人不應該迷戀在那個戰場上，如果階段性的任務已經完成，那就不需要在精神上多所依賴。」
我問莊普在創作上有沒有碰過瓶頸？是否曾經想要全盤放棄？
「瓶頸？！我一直都在瓶頸中啊。」莊普回答：「但創作就是一種自我開發，這是不會終結的，所以我沒有想過放棄。」
「有所痛苦，但也有所享受。偶而遭受批評我也會難過，但還是要繼續。」莊普原本就輪廓深邃的臉龐上出現了一種捨我其誰的熾熱神情：「人終究是要完成自己的。」
(藝外雜誌2014年8月號 p64-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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