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曉彤
Sun Xiaot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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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銘哲:孤獨的國王・一個人的戰場
 
文 / 孫曉彤

向晚的光線穿過窗外的樹蔭,形成了深淺搖曳的光影,投影在龐大的畫布上,原本絢麗多彩的顏料層次,因為灰階色調的籠罩,顯得比平常來得樸實與平淡。尚未完成的作品,想望著終將有一天能夠被陳列在空曠展場的白色牆面,當投射燈亮起來的刹那,畫面中因為時間與手工累積而成的無數筆觸,就化身成為帝國版圖裡的萬里江山,無論是稜線起伏的山脈溪谷、抑或是曲折蔓延的城市原野,畫家就是這片疆域絕對至上的權力——是他用雙手和意志破開這混沌裡的宇宙洪荒,賦予了空間與生命,完整了對於創造的具體實踐。

黃昏的天光還尚且還足以照明,逐漸深沉的樹影緩緩移動,從畫布游移到畫家深邃的輪廓,同樣有著稜線起伏的臉龐,就位於畫作的前方,手中的香煙冉冉升起白煙,漂浮於畫面之上,宛如雲朵或霧嵐。我想起上帝是依據著自己樣貌造人,而或許黃銘哲也是以如此的心志,開闔出他畫面裡的天地宇宙——那些關於憂愁的、驕傲的、妖嬈的、寂寞的、雄渾又細膩的、傷害而撫慰的、野心勃勃卻顧影自憐的種種,一次又一次地上演在生命的輪迴之間——畫家把這些莫可名狀的幽微情節投注於具體的造型色彩之中,從此之後,無論是夢寐或現實、飛翔或是墜落、貓或女人、花朵或鐵鎚⋯⋯那些符號都象徵了黃銘哲人格裡的複雜與矛盾,糾結與妥協同時在際遇裡上演,交纏成那一幕幕眷戀而無法忘懷的生命景貌,書寫的正是創作者的真實自傳。就像是國王,黃銘哲最終巡梭在這片自己開闢出的疆土,把那些值得記憶和具有意義的位置標誌出來,整頓成形形色色的畫面結構,絕對主觀,卻也絕對深刻——所以他總是畫大畫,因為只有夠寬闊的畫面才能夠滿足其宏觀的視界,當蘸滿了顏料的畫筆馳騁在白色的原野,四處征戰的王者渴望的就是那種奮不顧身的壯烈,以及義無反顧的激昂。

日頭逐漸墜下,室內已經漸趨黝暗,黃銘哲顯然已經習慣這個空間裡日日轉換的光線變化,他坐在我的前方,圍繞在他四周的,是那些正在創作中的偌大畫幅,彷彿逸筆草草的輪廓線浮掠在白色畫布的表層,一些色塊已經被塗敷完成,然而更多是那些因為還不確定而被暫時擱置的空白。過去見到黃銘哲,他總是一副風姿颯爽的瀟灑模樣,經常身著襯衫搭配長版風衣,頭上帶著歐式風情的紳士帽,手上拿著煙斗或紅酒杯,派頭十足地耀眼登場——特別是2007年下半,他在一個月不到的時間內連續在北京和台北推出大型個展,所到之處無不備受矚目——然而不為人知的是他和堅強同樣真實存在的脆弱——就在黃銘哲當時在台北「花與鐵鎚」個展開幕的前一週,他住院三天,動了手術裝了兩只心臟支架。

人們通常只看見國王的氣勢尊榮,卻很少有機會瞥見偶而的頹唐掙扎。在我還不 太認識黃銘哲本人之前,對他的印象大抵也就停留於前者,直到約莫是2011年或2012年我客居北京之時,偶然的機會下造訪了據說平常不怎麼接待陌生人的黃銘哲工作室——挑高很高、佔地很廣,白色空曠的室內空間正中央就擺放著他的畫和書桌,所有的物件都在工作室兼會客廳的中線上整齊地陳列,你明顯感覺到這裡存在某種明確規律,你知道你進入了一個主觀森嚴的場所,屋子的主人就坐在中央,接見來臨的訪客。無論在中國的北京或是台灣的宜蘭,黃銘哲的工作室都以巨大而聞名,他的理論是「藝術家就是要有好的創作空間」,「如果我是國王,工作室就是我的城堡。待在自己的城堡裡我就與世隔絕。」黃銘哲說:「我喜歡一個人,我享受孤獨,我不寂寞。」

室內佔地600餘坪,加上戶外庭院總共2,000多坪,黃銘哲從2007年開始籌建位於宜蘭五結的工作室,展開了北京和台北兩地輪流棲居的狀態,近年來生活逐漸重心回到台灣,大部分的時間黃銘哲都待在宜蘭的工作室,這對於原本就土生土長於冬山的他而言,彷彿也有帶有一些歸鄉或是回到生命原點的意味。1948年黃銘哲出生在宜蘭的農村家庭,他的上面還有三個姊姊,唯一的男丁自然被賦予了繼承家業的責任;在黃銘哲的記憶裡,父親是個有著藝術家性格的瀟灑男子,經常打扮的風光體面,到處訪友飲酒,反而是38歲才生下自己的母親一肩扛起持家的責任。「母親非常疼愛我,不管我做什麼都支持。」即便是後來自己走上了傳統觀念裡看起來沒有前途的藝術之路、即便是陸續變賣了許多祖父留下來的田產,黃銘哲的母親也始終相信兒子的選擇,「直到現在,家鄉還有些老一輩的人都還認為我是敗家子,但其實我是革命者。」黃銘哲的表情閃過了些許敏感的陰鬱,但隨即又恢復了幽默的神情,「所以雖然回到宜蘭,我也不想住得離老家太近。現在偶而外出遇到村子裡的人,他們好奇我是在做什麼的、為什麼住在這麼大的房子裡?」他笑嘻嘻的說:「我都說我是這裡的管理員,幫老闆看管房子的。」

不太喜歡唸書,更不想要回家種田,黃銘哲的學生時代經常到處廝混,直到遇到了美術老師邱錦益和當時也是老師的作家黃春明,在他們的鼓勵下,他開始發覺自己好像真的蠻有繪畫天分這回事。18歲那年,黃銘哲因為想學畫畫而跑到台北,卻又進不了學院,他索性就四處看展看書,自己揣摩寫實油畫的技巧,當時他藉著印刷品臨摹林布蘭特,後來又醉心於克林姆、席勒和魏斯等富有情緒和表現性的畫作,對於美感和繪畫極有敏感度的他,竟然就這樣自學成功,練就出了和一般受過學院訓練的畫家氣質完全不同的鄉土寫實風格,受到藝壇矚目之後,1976年當時年僅28歲的他在台灣省立博物館推出首次個展,同年又因為和一位英國女孩結婚,黃銘哲為愛遠走英國——雖然這段婚姻並沒有維持太久,黃銘哲也在1979年轉往美國,然而這段異國遊歷的經驗卻帶給了他十分深遠而關鍵的影響——具體來說,在歐洲期間,如培根或畢費等畫面中瀰漫著焦慮而悲觀的調性,使當時隻身客居異鄉的他產生了極高的共鳴;而美國的抽象表現主義藝術則延展了他對於畫面處理的表現可能——這些衝擊或影響,或多或少都還能從黃銘哲日後的作品中辨認出來,然而這趟旅行更深層的意義是,在脫離了既有的土地與文化之後,他得以重新審視自我的存在與價值,一邊向外觀看,同時也更誠實地向內挖掘。1980年,黃銘哲結束了這段旅程,選擇回到故鄉台灣:「紐約對我來說太浮動,無法沉澱下來創作;另一方面,我覺得既然要畫畫,就要站在自己的土地上創作。」對他而言,回家並不意味著從此安於穩定的狀態,而是作為下一次啟程的準備——對於一個對自己期許甚高的創作者來說,凝滯固囿於單一的定點才是最教人難受的;即便曉得出走就是冒險、即便會因為闖蕩而有所失去,然而不斷挑戰就開啟更多未知的視野,生命的版圖也將因此而拓寬與延展,風景亦將更為絕美驚豔。

1980年代初期,黃銘哲在創作中發展出「紅色系列」,融合了寫實和表現主義的 技巧,畫面帶有些許的裝飾性。這段期間他剛從紐約回到台灣,生活條件十分拮据,當時戀愛的對象也因為對方家人的反對而被迫分手,現實的不如意加上內心對於愛情與婚姻的渴望,讓黃銘哲選擇直接把憂悶的心情轉移到繪畫上:原本應該是喜氣洋洋的大紅色,卻與面無表情的女子並置在一起;或是畫上了應該象徵美滿和樂的全家福家庭,唯獨少了男主人——他建構著這些完美的場景,卻又讓自己的缺席拉開了現實與夢幻之間的距離——他把男性的形象落實在「國王系列」裡,尊貴、優雅、獨立又堅毅,這同樣也是藝術家賦予自己的期許,是理想中完整的形象。

正當這種極具個人特色的藝術表現被外界所肯定時,黃銘哲意識到自己已經無法滿足於自我的重複與精緻的描繪,覺得自己在這個風格裡「畫夠了」了的他決心找出讓自己更感興趣的方向,然而這個在創作上的「出走」也使藝術家迎來了將近四、五年的瓶頸,幾乎畫不出任何一張畫。既有的成就和昔日的光輝,對於亟欲希望創造的他而言,就像是一堵必須打碎了之後才能穿越的牆,如果沒有徹底的破壞,哪來全新的建設。1990年代當黃銘哲帶著嶄新風格的作品再度回到眾人眼前,他的繪畫題材有了大幅轉向:從過去內觀式的投射,轉移到興味盎然的向外觀看,同樣是在處理慾望,黃銘哲出現了「東區女人」的系列,他說自己喜歡女人、畫女人也愛觀察女人,台北東區的街頭上總是充滿了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她們有的時髦妖嬈、有的溫柔嬌媚,種種複雜而矛盾的特質卻可能同時出現在一個女子的身上,讓人著迷而深具魅力。那些被符號化了的女性形象,在黃銘哲的畫面裡構成豐富而多變的層次,他畫的不僅僅是那些流動於眼前的萬千女子,而更是他對於整個都會生活與當下環境的感覺;他從「女人」這個單點出發,關心的卻是與之相連的、更為宏大而全面的社會現實。

關心台北、關心藝術,就在那個台灣解嚴後的時刻,一個嶄新而自由的時代彷彿就要出現,社會運動伴隨著文化思潮一起鋪展開來,對於未來想像的空間變得寬闊, 整個大環境似乎也活躍了起來。「我想要找回尊嚴。」就在那個凡事皆有可為的1990 年,黃銘哲在台北和平東路一段的一幢老房子裡,成立了「台北尊嚴」——這裡不是餐廳、也不是酒館,而更像是黃銘哲一件例行社會介入的「作品」,初衷只是想要提供沒有展覽機會的藝術家有發表作品的空間,當然也歡迎人們在這裡暢談藝術和品茗小酌。「台北尊嚴」裡面幾乎沒有桌椅家具,造訪的文人雅士就在這裡席地而坐;從來沒有賣出過任何一件作品,卻曾經是黃春明、侯俊明以及後來許多知名藝術家首次展覽的所在,「台北尊嚴」完全由黃銘哲獨資營運,初衷只是他覺得藝術應該更有尊嚴,而此處就應該如它成立之初的宣言一般,是「屬於藝術家心靈空間的殿堂,同時也提供現代藝術工作者一個可以容許思考、反省、觀念互相衝擊、激盪的空間」。1993年,因為房東要收回房屋改建,「台北尊嚴」於是暫時宣告結束。回到個人的創作狀態,繪畫作為表達的形式,在某種程度上已經不能使他全然滿足,黃銘哲在1990年代中期開始嘗試雕塑的可能性,然而從平面轉換到立體存在許多條件與技術上的限制,總是對於改變破釜沉舟的他,選擇以不鏽鋼作為媒材,有了困難就想辦法克服,當工廠都因為他的構想太過困難而不願接單時,黃銘哲的解決辦法就是自己租下廠房、購買設備、親自組織工班,最後終於完成滿意的作品,包括〈飛行在東區〉、〈慾望在飛行〉等幾件今天在台北街頭還能看見的大型公共藝術。

齡屆天命,當許多這個年紀的藝術家已經停止創造、安享於昔日的榮光時,2003年黃銘哲又做出了讓許多人驚訝的翻轉之舉——那一年冬天,他到北京訪友,初次來到當時還是藝術家工作室聚落的798,忽然受到了震動——黃銘哲說都還是工廠廠房的798路上全是泥土,風一吹來沙塵滾滾,儼然就是現成的戰場,「在那裡的藝術家氣勢都很強、很慓悍,個個都是武林高手、隨時準備廝殺。」黃銘哲說,相較之下,台灣的創作者普遍都很斯文溫和:「當下我就決定要到北京去。」回憶自己初於北京成立工作室,雖說同文同種,但一時之間還是適應不過來:「我生長在被教育灌輸『萬惡的共產黨』的年代,21歲時還在金門當砲兵打仗,突然之間和『共產黨』生活在一起,一起喝酒吃飯,常常轉不過來。」異地的挑戰、變動中的社會,黃銘哲發現自己在觀看北京的同時,自己也成為被觀看的對象,他陸續發展出「人在北京」、「面對北京」和「直飛北京」幾個系列,漸漸在過程中發現人最終要審視的還是自己,外在的環境也不過就是一種催化思考的條件。2007年,黃銘哲一口氣在台北和北京接續推出兩個頗具規模的個展,當外界普遍認為這是藝術家階段性代表作的發表和嶄新創造的宣示時,黃銘哲自己內心很清楚:當風格成熟到一個階段,那堵自己親手搭建的高牆也再度落成,而接下來要做的,就是打破它,然後掙扎著從斷垣殘壁中闢出一條道路。

這是一場戰爭,一場孤獨的戰爭;由國度裡唯一的王親自出征,而最強大可畏的敵人同時又是國王自己。藝術創作終究是一場薛西佛斯式的戰鬥,推著巨石抵達頂峰之前巨石終又落下,看似無止境的荒謬輪迴,並非無益也不是徒勞,這個行為本身的信念就足以成就一個世界,戰鬥與想望超越的過程本身就帶來無與倫比的快感——沒有一次推石上山的路徑是重複的,而在奮力行走的過程中,薛西佛斯就已經完成了自己的快樂——無人分享的、孤獨的快樂。

「藝術永遠探討不完,一波一波的,無法停頓。」黃銘哲迎來了不知道是生命中第幾次的創作瓶頸,只是這一次比他想像中來的更長更困難,幾乎持續了七、八年;無論在北京或台北,過去喜歡風光出外交朋友的他變得不太愛出門,總是待在家裡,「地球每天都在轉,人當然也會一直改變。」他坦言自己越來越不喜歡北京的氛圍,但卻也沒有後悔走那一遭;面對矗立在眼前的高牆,黃銘哲偶而也會感到消沉,抽根煙、喝杯酒,和來訪的朋友吐露一下內心的牢騷,開開玩笑聊聊天,日子一樣一天一天地過。回到宜蘭後的黃銘哲每天其實起得很早,天氣好的時候他就騎著腳踏車到海邊看日出,然後再去打太極拳——為了畫好畫,必須先把身體鍛鍊好。買完菜、吃過早餐、喝杯茶,黃銘哲就進入到自己的畫室戰場,跟創作貼身搏鬥。「有時整天就坐在畫布前抽著煙,完全不敢靠近作品;有時候一動筆就停不下來,彷彿揮軍激戰畫布;有時最後會露出勝利的笑容,有時卻是戰敗的沮喪。」黃銘哲很誠實地說道。

「藝術家對於時代是有使命感的;既然要當藝術家就要創作,這和畫能不能賣、外界重不重視你,一點關係也沒有。」在周圍光線已然深沉的空間裡,時間如此快速的流逝;黃銘哲從黑暗裡看著我,炯炯的雙眼帶著幽微的光。2015年再度造訪他宜蘭工作室的那天,黃銘哲甫在前一個週末於台中臻品藝術中心推出新作個展「存在的追尋與實踐」,包括油畫和雕塑在內一共十幾件作品,磅礡的氣勢依舊,只是畫面的顏色更為明亮豔麗,過去許多完整的圖騰有如融化一般地擴散開來,更為恣意而自由地散布在畫面空間之中。我特別喜歡這批新作裡薄塗層疊的顏色層次,平淡而自在地彼此擴散與交錯,色暈與富有書寫性的線條和諧地交纏,視點得以浮動游移,宛如一場觀看的旅程——當你凝視著黃銘哲的作品,就已經受邀進入了他的疆域,於是成為同享尊榮的貴賓,你可以選擇與國王細數昔日的征戰往事,也可以只是漫步在豐饒的領土,感受著百轉千迴的帝國歷史。

「我感覺自己現在終於把頭鑽過去了,」黃銘哲如此形容現在自己的創作狀態: 「但身體能不能過得去,還不知道。」黃銘哲一邊說著,一邊起身開啟了室內的照明,於是乎他巨大的畫室、尺幅龐大的作品、以及沿著空曠空間的中線依序排列的家具物件都明亮地延展開來,如同一個巨型劇場,而黃銘哲就在這裡,上演著他氣壯山河卻又幽微婉轉的戰爭詩篇,身兼編劇、導演和演員,他就是需要如此完整而獨立的場域,作為他孤獨的王國,一個人的戰場。

「這次個展我遇到藝術家鐘俊雄,我感嘆說自己創作裡還有許多問題。你知道他怎麼回答我?」黃銘哲笑了:「他說:『有問題是正常的,沒問題才是大問題。』這也是我繼續戰鬥的堅持與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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