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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廣宇：荒謬，但不失為某種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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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孫曉彤
請談談你的創作概念？
我的作品大都和生物學有關－－生物不光是適應環境，同時也在創造環境，人也是一樣的，例如交際能力就是人類讓自己更適合生存在社會機制中。
平常會閱讀很多生物學相關的書嗎？
我平常不看任何書。大學時我累積了很多科普的知識，這些知識對我來說很具啟發性，可以藉此進行社會觀察和生物調查，並且從中找到對照。
你認為自己的創作的最高指標，是希望大家都可以看的懂嗎？
不是。說真的，當很多人說看的懂我的作品時，我都很懷疑。因為大部分人會說：「你的東西好棒，因為很好笑！」我承認「好笑」是一種讓別人容易進入作品的手段，但很多人卻就此停留在「好笑」的層面，而不會繼續往下思考。但經過幾個展覽，我發現其實還是很多人看的懂，理解我可能在陳述的某些概念。
以你經常在國內外展覽的經驗，你認為國內外觀眾在閱讀作品時有何不同？
我認為差別不太大，不過，即便是策展人或藝評人，多多少少在解讀時都還是有誤差，當然這關係到作者詮釋權的問題。也有人批評過我的作品，但往往是建議哪些不周全、還可以如何……，其實也都算是正面的批評。
去年你的作品〈十八銅人系列〉在香港蘇富比拍出了預估價兩倍的好成績。對於自己的作品在市場上受到如此歡迎有何感想？
拍賣的價格永遠不會是實際作品的銷售價格。去年蘇富比的上拍那件作品，其實是拍賣公司跟誠品畫廊徵件，誠品畫廊就直接叫我拿出手上的作品。對於自己的作品上拍其實沒有特別的感想，這是一個市場的正常運作。舉例來說，即便我不承認，別人也還是會認為我是一個藝術家；如果我要發聲，或是介入社會，憑藉的主要還是藝術這個平台。
發聲的方法有很多，但以我來說主要還是透過藝術，如果我想繼續作藝術，我就絕對不會像某些藝術家一樣，一年辦兩到三個個展，這樣很快地就把自己消耗光了。但如果一年只辦一個個展或不到一個，藝術家又只能就此賣作品謀生，生活的狀態就可想而知。一個藝術家的作品在拍賣市場上的價格如果超過實際的身價太多，就只會導致沒有人敢買你的作品，當然如果你的身價和市價相符，那又是另外一個階段的事情了……。我們其實都是在一個巨大的社會機器下被制約，藝術家所能自我控制的就是盡量作出一些好作品。
在這次的「台新獎」中有多位評審都認為你的作品非常「成熟」。對於此你有何想法？
我必須承認「成熟」這個說法，但如果你自己認為可以繼續作、繼續發掘的東西的話，那就繼續按照自己的邏輯作。每個藝術家對於所謂「系列」的定義都不同，但不能為了換主題而換主題，創作主題必須是對應到生活和頻率的。
我自己認為沒有所謂變換系列的問題，把以前的作品到現在的一字排開，一定會發現轉變，但那是順暢的轉變。我大學時的作品回應的是比較宏觀的主題，所以題目通常是後設的、大多是「無題」；當兵之後作的才與社會議題較相關，然而社會議題卻偏偏是我大學時最不想回應的。這樣的轉變來自於周遭生活經驗的改變，現在又漸漸到了「城市」主題，轉變中仍然有脈絡。轉變是很自然的，隨著生活經驗在走，是每個人都會遇到的。
請談談你的創作脈絡，例如〈十八銅人〉和〈表皮生活圈〉等。
〈十八銅人〉是在遭遇這個生活環境時試圖採取某種回應，是很象徵的表達（編按：〈十八銅人〉含「穿透性」、「感受性」及「自發性」三段短片）。其中我作了一件關於換衣服的作品，那概念和丟東西的那件是一模一樣的，但我採用了比較聰明的策略－－我不再去衝撞體制，而是去融入，所以作品概念有了「轉變」。後來我到了倫敦，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就如我前面提過的，人不是只有適應環境而已，也可以主動去創造一個生存的環境。雖然我的作品是荒謬的，但不失為某種可能。這是一種提問：還有沒有其他介入城市的可能？
〈十八銅人〉其實是一個某天忽然想到的遊戲，那三件作品都是同一個概念，我不是在「作」作品，而是在演譯一種可能性。我訂出了一個規則，請一個人替我準備一些東西來丟我，試試看我有沒有超能力。在執行的當下其實並不激烈，但電視媒體強化了這個部分，因為電視的框很小，其實東西是在很近的距離丟過來，在做作品的當下大家都很開心，並沒有大家以為的那麼激烈。換衣服的部分也是，我一開始只是想開發一種材質，我想把數十件衣服裝在一個霹靂腰包裡，使用者可以自己就不同的需要選擇不同的衣服。這一方面有社會價值的存在，也想諷刺都市生活的狀態，我只是在想辦法解決一件事情而已。
在荷蘭的〈海平面測量〉是出自於測量的想法，「把水帶進來」這是很中性的概念，因為我們知道阿姆斯特丹很多土地都在海平面之下，然而平常在此生活，你不會時時刻刻都意識到這個部分。那件作品有很多技術上的不完備，我原本想用衛星定位的方式，告訴我此刻的海平面有多高，並藉此啟動我身上的裝置，但這是不可能取得得的高科技技術，所以最後我只能用手控，但手控就變的不精準，應該說我原本想作的都不是後來你們看到的。
這樣的的結果，也在你的預期之內嗎？是不是恰好呼應了你作品中的某種荒謬性格？
也還好，因為這世界就是這樣。體制就是如此，你無法抗拒、且必須要這麼做，因為你已經接受了。你如果不適應，就是偏執狂，適應的方式就是變的很普通、很和平的和社會共處，否則就是抗爭，我就是用平和的手段來抗爭。
創作對我來說是一種回應自身的方式、而非願景，是很切身的、是表達對於現實的看法、是在適應和創造城市的可能性。不管是利物浦、荷蘭或是台北，都是先經過觀察再創作的。而城市拍照的作品是為了因應一個法國的展覽【旅遊者之眼】，我在台灣找了一些全球連鎖的企業來合照，虛構出我環遊世界的狀態。這和「全球化」有些關係，但又不能把「全球化」當成一個議題來討論，這不是一個被定義的題目。某種勢力的膨脹可能造成對於其他地方的影響，例如美國，但例如歐洲現在完全封閉的移民政策就是一種反全球化，有反全球化的「現象」，但這不該是個「定論」，例如說美國就沒有全球化，因為全球化就是美國，他們不關心也不知道美國以外的事務，全球化對我來說只產生在經濟議題上。
你近來的作品許多都關於創作在國外，你會繼續這樣的狀態嗎？
會吧！除了展覽和駐村，如果我有機會去就會去，也可以藉此瞭解那個地區，而非只是透過電視或媒體。其實我不是一個喜歡變動的人，我到一個地方，都會先想安定下來，而非一直保持旅行的狀態。我很喜歡台北，每隔半年就回來一次，創作的中間也會想回來台北休息，找朋友之類的。但到國外去對我現階段來說還是有必要的。（訪談：孫曉彤，原刊載於「當代藝術新聞」20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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