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曉彤
Sun Xiaot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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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廣宇:荒謬,但不失為某種可能
 
文 / 孫曉彤

請談談你的創作概念?
我的作品大都和生物學有關--生物不光是適應環境,同時也在創造環境,人也是一樣的,例如交際能力就是人類讓自己更適合生存在社會機制中。

平常會閱讀很多生物學相關的書嗎?
我平常不看任何書。大學時我累積了很多科普的知識,這些知識對我來說很具啟發性,可以藉此進行社會觀察和生物調查,並且從中找到對照。

你認為自己的創作的最高指標,是希望大家都可以看的懂嗎?
不是。說真的,當很多人說看的懂我的作品時,我都很懷疑。因為大部分人會說:「你的東西好棒,因為很好笑!」我承認「好笑」是一種讓別人容易進入作品的手段,但很多人卻就此停留在「好笑」的層面,而不會繼續往下思考。但經過幾個展覽,我發現其實還是很多人看的懂,理解我可能在陳述的某些概念。

以你經常在國內外展覽的經驗,你認為國內外觀眾在閱讀作品時有何不同?
我認為差別不太大,不過,即便是策展人或藝評人,多多少少在解讀時都還是有誤差,當然這關係到作者詮釋權的問題。也有人批評過我的作品,但往往是建議哪些不周全、還可以如何……,其實也都算是正面的批評。

去年你的作品〈十八銅人系列〉在香港蘇富比拍出了預估價兩倍的好成績。對於自己的作品在市場上受到如此歡迎有何感想?
拍賣的價格永遠不會是實際作品的銷售價格。去年蘇富比的上拍那件作品,其實是拍賣公司跟誠品畫廊徵件,誠品畫廊就直接叫我拿出手上的作品。對於自己的作品上拍其實沒有特別的感想,這是一個市場的正常運作。舉例來說,即便我不承認,別人也還是會認為我是一個藝術家;如果我要發聲,或是介入社會,憑藉的主要還是藝術這個平台。

發聲的方法有很多,但以我來說主要還是透過藝術,如果我想繼續作藝術,我就絕對不會像某些藝術家一樣,一年辦兩到三個個展,這樣很快地就把自己消耗光了。但如果一年只辦一個個展或不到一個,藝術家又只能就此賣作品謀生,生活的狀態就可想而知。一個藝術家的作品在拍賣市場上的價格如果超過實際的身價太多,就只會導致沒有人敢買你的作品,當然如果你的身價和市價相符,那又是另外一個階段的事情了……。我們其實都是在一個巨大的社會機器下被制約,藝術家所能自我控制的就是盡量作出一些好作品。

在這次的「台新獎」中有多位評審都認為你的作品非常「成熟」。對於此你有何想法?
我必須承認「成熟」這個說法,但如果你自己認為可以繼續作、繼續發掘的東西的話,那就繼續按照自己的邏輯作。每個藝術家對於所謂「系列」的定義都不同,但不能為了換主題而換主題,創作主題必須是對應到生活和頻率的。

我自己認為沒有所謂變換系列的問題,把以前的作品到現在的一字排開,一定會發現轉變,但那是順暢的轉變。我大學時的作品回應的是比較宏觀的主題,所以題目通常是後設的、大多是「無題」;當兵之後作的才與社會議題較相關,然而社會議題卻偏偏是我大學時最不想回應的。這樣的轉變來自於周遭生活經驗的改變,現在又漸漸到了「城市」主題,轉變中仍然有脈絡。轉變是很自然的,隨著生活經驗在走,是每個人都會遇到的。

請談談你的創作脈絡,例如〈十八銅人〉和〈表皮生活圈〉等。
〈十八銅人〉是在遭遇這個生活環境時試圖採取某種回應,是很象徵的表達(編按:〈十八銅人〉含「穿透性」、「感受性」及「自發性」三段短片)。其中我作了一件關於換衣服的作品,那概念和丟東西的那件是一模一樣的,但我採用了比較聰明的策略--我不再去衝撞體制,而是去融入,所以作品概念有了「轉變」。後來我到了倫敦,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就如我前面提過的,人不是只有適應環境而已,也可以主動去創造一個生存的環境。雖然我的作品是荒謬的,但不失為某種可能。這是一種提問:還有沒有其他介入城市的可能?

〈十八銅人〉其實是一個某天忽然想到的遊戲,那三件作品都是同一個概念,我不是在「作」作品,而是在演譯一種可能性。我訂出了一個規則,請一個人替我準備一些東西來丟我,試試看我有沒有超能力。在執行的當下其實並不激烈,但電視媒體強化了這個部分,因為電視的框很小,其實東西是在很近的距離丟過來,在做作品的當下大家都很開心,並沒有大家以為的那麼激烈。換衣服的部分也是,我一開始只是想開發一種材質,我想把數十件衣服裝在一個霹靂腰包裡,使用者可以自己就不同的需要選擇不同的衣服。這一方面有社會價值的存在,也想諷刺都市生活的狀態,我只是在想辦法解決一件事情而已。

在荷蘭的〈海平面測量〉是出自於測量的想法,「把水帶進來」這是很中性的概念,因為我們知道阿姆斯特丹很多土地都在海平面之下,然而平常在此生活,你不會時時刻刻都意識到這個部分。那件作品有很多技術上的不完備,我原本想用衛星定位的方式,告訴我此刻的海平面有多高,並藉此啟動我身上的裝置,但這是不可能取得得的高科技技術,所以最後我只能用手控,但手控就變的不精準,應該說我原本想作的都不是後來你們看到的。

這樣的的結果,也在你的預期之內嗎?是不是恰好呼應了你作品中的某種荒謬性格?
也還好,因為這世界就是這樣。體制就是如此,你無法抗拒、且必須要這麼做,因為你已經接受了。你如果不適應,就是偏執狂,適應的方式就是變的很普通、很和平的和社會共處,否則就是抗爭,我就是用平和的手段來抗爭。

創作對我來說是一種回應自身的方式、而非願景,是很切身的、是表達對於現實的看法、是在適應和創造城市的可能性。不管是利物浦、荷蘭或是台北,都是先經過觀察再創作的。而城市拍照的作品是為了因應一個法國的展覽【旅遊者之眼】,我在台灣找了一些全球連鎖的企業來合照,虛構出我環遊世界的狀態。這和「全球化」有些關係,但又不能把「全球化」當成一個議題來討論,這不是一個被定義的題目。某種勢力的膨脹可能造成對於其他地方的影響,例如美國,但例如歐洲現在完全封閉的移民政策就是一種反全球化,有反全球化的「現象」,但這不該是個「定論」,例如說美國就沒有全球化,因為全球化就是美國,他們不關心也不知道美國以外的事務,全球化對我來說只產生在經濟議題上。

你近來的作品許多都關於創作在國外,你會繼續這樣的狀態嗎?
會吧!除了展覽和駐村,如果我有機會去就會去,也可以藉此瞭解那個地區,而非只是透過電視或媒體。其實我不是一個喜歡變動的人,我到一個地方,都會先想安定下來,而非一直保持旅行的狀態。我很喜歡台北,每隔半年就回來一次,創作的中間也會想回來台北休息,找朋友之類的。但到國外去對我現階段來說還是有必要的。(訪談:孫曉彤,原刊載於「當代藝術新聞」20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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