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黃建宏
侯怡亭的影像創作以自身身體的在場和演出，經歷過幾條不同軸線的嘗試與發展，像《看我七十二變》和展出機會最多的《篡位者》系列，是身體嘗試與投影疊合的行為錄像和數位輸出；還有《現實動作媒》系列與《超高難度限制級瑜珈》中以身體的存在作為視覺引導，用鏡框和拼貼在現實場景中產生的異空間幻境；而稍早的《帶我回家》和《Still Lifes》則以廣告式的被消費女性影像和物件，進行類現成物的展示；而最新的《複體》系列則連繫著2003年的《台北變裝秀》和2009年《『剝皮寮』變裝秀》兩個系列，身體切入感官更為強烈的現實場域，但這些影像再現中的存在與肢體形象又被刺繡所包覆。
無論是哪一種操作和呈現方式，藝術家的身體和形象、裝扮的花紋與場域的影像之間的關係，讓每一次不同的圖層對話都像是一條無法確定時空和意向的蟲洞，而不是一個單純的內在平面（a simple immanent plan）。所以，侯怡亭創作的核心可能不只是表演、攝影或女性藝術等標記的拼貼，而是經由不同媒材與議題、自我與再現性表象所構成的套層結構（mise-en-abîme），論者暫時稱之為「套層女相」；而《複體》系列可以說是這種蟲洞式套層女相（the mise-en-abîme of female figure like wormhole）最為重要的表達。
《複體》系列延續《『剝皮寮』變裝秀》，藝術家自己進入到日常的社會空間，但不是最早《台北變裝秀》的都會空間，而是傳統市場；「傳統市場」因為尺度、衛生與美觀等理由，而成為都市更新中亟需整頓的項目，但同時間它卻因為與新都市品味形成強烈對比，而在這潮流中構成另一層意義：肉與現實（reality）。侯怡亭選定的場所與對焦的場所影像，與今天都市面貌之間的裂縫構成了第一層套層（first abîme），再說藝術家確實讓身體進入社會空間，那充滿文明氣味卻又同時茫然的姿態，既唐突地介入卻又不知所措地呆滯，這是第二層套層，凝視不是沉思，而是無法溝通：最直接的現實無法在這凝視與再現中透露他種意義。而援引自藝術史中名畫的繪畫元素結合著無言佇立的藝術家，藝術家無法參透穿梭市場的菜販與肉販，相對地，他們也不可能理解這些繪畫元素所承載的意義，這裡出現了第三層套層；而緊緊包覆藝術家身體、填實名畫元素、與現實場域格格不入、穿透工業輸出影像的刺繡，則總結出了最後一層套層，「繡」這一層套層是藝術家的署名，也是回應台灣當代藝術的一則謎題。
套層結構讓佈署在再現空間中的各項元素不斷地後縮或浮凸於原屬世界之外。有趣的是這個「之外」發生在藝術家「走入」社會空間、「凝思」（contemplate）他人、「反思」引為參照的藝術語彙，用針線「縫綁」（interlace）輸出影像，這些「」中的作為卻完成了一個台灣處境的複雜再現：現實處境的無法溝通。這「之外」體現為一種署名與謎題的同一化。對應這「署謎」（sign-enigma），侯怡亭的裝扮身體就像是藝術家置入影像中的一個角色，一個隱喻台灣當代藝術家的角色，其中的喻義就是慾望和無言的同一化。
她慾求著在傳統市場中竄動的「生猛」生命感，意即「動物性」，但她向來的身體經驗從不似許多行為藝術家以「裸身」和「衝撞」來宣告和再現「生命力」，相反地，由自己扮演的她總是身陷在媒體中的女性形象中、進行著無盡也不可能的調整，甚至落入物化的風景或不知所措的處境。動物性於是乎無解地對比著藝術家形象所承載的無盡媒體性：數位攝影、數位輸出、刻版形象、時尚形象。侯怡亭的滯留和無言，讓傳統市場中肉與血的紋樣強化為動物面對死亡與移轉前的最後暴力，她的介入明證了藝術是台灣社會空間的一個空缺，但這空缺的執戀存在，讓台灣當代藝術家置身社會的當下矛盾性實體化，這樣的實體化正是今天台灣當代藝術創作者面對社會挑戰時，急於迴避或企圖消解的。只是，侯怡亭在其署謎中所付出的代價就是自身徹底的媒體化，而且一路走來嘗試著各種媒體化，既是女性獻祭的痕跡，又是跨越性別的批判記號。
這個逗留在動物性與媒體性之間的身影，等待甚至企求著「手」；然而，藝術家所使用的「刺繡」卻一如被現實場域、被動物性震懾而推拒的身形一般，被一層層的媒體平面、圖膜、技術與品味所拒絕。刺繡作為「署謎」，指出了兩個開掘蟲洞的施作者，一是藝術家自身，另一是藝術家之手，這兩個施作者的作為就是穿梭其中、縫綁著不可縫合者。因此，套層結構首先就是投射平面的不可能，
這些套層結構讓內在平面與心理投射的詮釋都變得非常尷尬，可是，藝術家自我和這套層結構的共存，後者明顯地讓藝術家無法因為現身而表達其個體的完整，而現身則讓套層結構不只是意義的掌握，而且掌握到的是空缺與不可能性的意義：謎。再則，這套層結構作為一種意義的探索，也不是閃電般的異質性連結，不是臨時烏托邦的表現，而是勾引著生產性與生產力的對質和差距。
正是這樣的「勾引」讓藝術家在物理層面上女性身體的現身，並不回返性別的批判性演出或是純然作為徹底物化與性慾化的戀物物件，「她」因為跳開這兩個極端的回返而保有社會性的權力，因為滯留而不落入一種功利的正義──為了解決社會現實的問題而將現實問題快速物化──，「自我」不存在於象徵性的拒絕姿態裡，甚且已經在形式上宣稱自我的消解，也不存在於現身中，而是發生於具象的滯留、異質感知間的逗留和專屬個體之路徑在不斷異質化的平面上的穿梭，在層層疊疊的圖層世界裡以「謎」浮凸或凹陷出台灣當代藝術的一個真實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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