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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好市長進行究責的必要性：新自由主義的真偽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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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黃建宏
3/28在士林王家的現場，第一次在台灣赤裸地呈現出新自由主義與基進民主的象徵性場景。簡單地說，一是建立公認的犧牲者（不合作者）：政治與資本的統治菁英階層，如何利用社會大眾的自利心態，孤立個體的選擇、剝奪其社會權利；二是媒體化的愚民政策：以粗糙的幸福想像凌駕於對個體價值的尊重，利用社會對未來的恐懼與期盼，以及媒體訊息的商業化操作，延滯民眾在民主觀念上更為細緻的思考；三是無責任政治的階級統治：藉由以上的操作將社會中的對抗場景，轉化為民眾與民眾之間、不同工作者（如老師學生與警察）之間的矛盾，完全地將既得利益的始作俑者變成絕對權力的幕後階級；四是法律被轉化為私有化的意志（法律制定與執行權力的所有權）：立法院的立法機制令法律喪失其民主意涵，而讓法律變成為特定階級社群的私有化盾牌，這些社群只會在媒體中現身，而不出現在現場，讓現場成為沒有協商與辯審空間的執法刑場，以此模式完成勞動壓榨與財富佔奪的新動態模式。
328當然無法在運動規模或社會共識上具有量化上的代表性，但這聚焦密度極高的事件，將新自由主義在台灣社會中的內化模式，與基進民主（集端個人主義和全面性利益鬥爭）朝向新法西斯霸權社會的失衡狀態，及其快速積累的社會矛盾與個人矛盾，在台北城市空間中進行無情的展演。儘管它不像被兩黨羶腥化與私有化的228事件一樣在歷史與政治上具有巨觀的景象，但就民主現況的觀察與批判而言，這正是台灣從解嚴一路下來，跟隨美國政策步上新自由主義所匯聚的新民主模式，意即碎形化的魅眾統治，同時也預示了台灣的未來。所以，無論其暴力形式與階級關係有多大的不同與變動，就民主意涵而言，328可以說是228之後極為重要的象徵性場景：錯誤政策所豢養的國家暴力，以及新統治階級對這暴力的佔有。
另外，328的意涵不只是上述歷史與民主觀念等等脈絡上的意義，在當天的現場也展演著一種跟脈絡意義緊密相關的感性政治操作。首先，雖然是鎮暴警察、保警與刑警的大規模出動（據傳約5%到10%的台北市警力），但明顯地，警方本身在現場並沒有顯現出強硬的意志；也因此更凸顯出另一個矛盾的現象，在現場鎮壓的佈局上及其嚴格而強硬，換句話說，暴力的意志存在於不在場的下令者，他們協同施工單位，讓派遣工的工人在國有土地上裝設兩層的金屬隔牆，並以不透明的塑膠布將網格封住，在標有安全第一的兩層隔離裝置下，將「社會現場」變成為連新聞記者與立法委員都可以被阻隔在外的「私有化刑場」；這種全然訴諸表象視覺的佈署，明顯地是「臺北好好看」的另一種延續，並構成「臺北好好看」極具暴力的的黑暗面，警察身後護衛的就是市府與建商，而在其盾牌前的則是對於民眾與民主意識的骯髒踐踏，意味著在這個背面裡邊甚麼霸道的狀況都可以發生。
這種新的消抹不同意見與拒絕社會協商的視覺技術，讓愚民政治成為新自由主義語境下的新民主景象，如果我們無法正視這種「感性戒嚴」對於個人與民主權利的威脅，我們將不只是置身於財富的M形化，而且會將這樣的失衡推展到國民基本權利的M形化。都更是社會發展中城市持續演變與建設的必然過程，其幸福意象當然是眾望所歸，這裡的利益理應屬於社會利益，該利益主要由開發者利益、政治利益與個人利益的平衡來完成，所以，都更在民主社會中絕非意志與理念的展現，而應是一種動態平衡的演進，意即多元價值的智慧展現。但政治人物與資本家刻意地將阻礙其龐大利益的少數或個體，在媒體再現與法律權利上劃分為「反社會」份子或違法份子，這便是新的法西斯手段。就好市長的好好看政策而言，明顯地，都更對於涉入其中的有權者而言，就是利益與資本的快速膨脹與佔有，而官員對於都更的想像，也就期許在製造新的社會不公底下，至少完成表象的拉皮美化，而某些執行法律的勞動者警察，就是無視於背後的醜陋權力，以盡量善待示威者來保全人性。如果希臘自由人的優雅，歸功於龐大的奴隸制度，幸運的我們當然沒有世襲的奴隸制度等著我們，但資本與權力M形化的動態奴化，則在新的恐怖平衡中無時無刻警告著我們：應該認同強權的意志以保障自身的利益。
新自由主義所給予的新自由，就是容許大家都享有成為股東的想像，矛盾的是能夠保障這想像的可能性的並不是源源不絕的資源與財富，而是佔奪與對佔奪的認同。冷戰結構下內化成為各個社會中的「告密」模式，以便利意識形態的統治，而價值觀與想法不同的市民就變成為叛國者與違法者的被舉發對象；今天我們確實從這樣的結構中解脫了，但告密模式不過是從警政的秘密檔案模式變成為政商操作下的「最大風險的最小承擔者」模式，價值觀與想法不同的市民就變成不合作者與違法者的被孤立對象，以利於今天治理者對於價值觀的統治。由於大家在這風險社會中都極力迴避自身成為風險承擔者，因此對於權力操作者所祭出的承擔者都會三緘其口、視而不見，更甚者以八卦的方式積累承擔者的負面指數。新自由主義的創意便藉此提供了一個大家都可以上賭桌成為夢想者的想像，由於大家都是潛在利益的分紅者（潛在的小額股東），所以，對於「最大風險的最小承擔者」的佔奪就成為一種賭桌上的不成文認同，這就是一種與民主觀念相矛盾的新社會條件，也就成為新法西斯的形成基礎。以前的民主威脅著獨裁，現在這種靜默的告密模式與賭桌模式的民主，則跟隨不再現場的獨裁者玩著大風吹的賭局。
事實上，這種緘默的賭桌模式更內化到各種生產關係裡，像是文創產業中的當代藝術、各個工作現場的派遣工、這種專案的執行助理、教育產業化中的第一線教師等等，也都在對於「最大風險的最小承擔者」所進行的佔奪中，創造出經濟衰退中的大躍進式成果。這些現象都加速著全球化的變態，而我們該如何面對這種將佔奪合法化的變態發展呢？事實上，在整個能源問題與環境問題告急的現實條件下，我們不應該再支持快速資本累積的價值觀，而應該考慮以合作性資本對抗佔奪性資本。「合作性資本」意味著在不同價值觀底下進行的連結與分享，幸福的生活不能再建立在資本的膨脹，而是建立在個體得以受尊重的安和生活與小額、平衡的永續發展上，今天我們不是更應該謙虛地面對自然、面對社會與面對他人，以求取一種安全感，而不是那種需要張揚保警威力與場面的「安全第一」。士林王家在好市長的莫名急切與治理邏輯底下，成為新自由主義暴力內化到市民生活的生命政治裡，這是一個極具象徵性的起點；如果說，2008年台北雙年展在國際趨勢下開啟了台灣知識分子對於全球化的想像與反全球化的感性認知，而臺北市也在另一個脈絡下在花博的規劃中，啟動了加入全球化邏輯的行動（當時台灣社會的一切都還如此地隱性而遲鈍），那麼，今天的328將是真正問題具體化的所在，它提示出台灣政治沒能真的反省228，依然容許著潛存在社群利益衝突中運作的法西斯傾向，另外，對於合作性資本的重新思考，對於台灣如何建造永續經營的民主社會，和跳脫強權國家邏輯的文化殖民關係、重新協商合作關係、建構文化發言權息息相關。當士林王家的爭議以及328的處理所形成的問題，已經足以突顯出上述問題時，中央是否還能夠以尊重臺北市市長的意志不予干涉或表明其意見？到今天還未能好好面對228問題的我們，是否也要跟著忽略甚至忘記328的發生，如果我們真的對歷史、對現場、對文化政治保持如此無知甚至拒絕面對的狀態，台灣如何在越來越複雜的民主社會提昇自己的素養，如何有足夠的內涵去面對全球的文化競爭？基於這些具有歷史意義與當代迫切性的考量，我們難道不需要重新思考治理者的價值觀與邏輯，難道不應該向好市長究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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