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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否要得太多？ 台北雙年展的「res」與「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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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黃建宏
不同的夢裡只有冷漠
這樣的夜 我不理人 人不理我
我要的不多/無非是眼光裡有你有我
我要的真的不多/無非是兩心的交流
輕輕的觸摸 真實的佔有
告訴我 喔! 告訴我
這世界孤單的不止是我
我要的不多 我要的真的不多 嗚...
《我要得不多》，袁瓊瓊、馬兆駿，1987(註1)
在台灣的我們總是在斟酌「這一次的雙年展好嗎？」然後便會展開很多不同的問題，例如「今年哪一個雙年展比較好？」、「哪一個雙年展策得最好？」、「為什麼是她（他）？」，接著當然會出現很多不同的標準，如「論述是否言之有物？」（有沒有亂講）、「展場做得好不好？」、「國外關係做得好不好？」、「花的時間多不多？」、「夠不夠國際？」、「作品好不好？」、「對台灣有沒有幫助？」、「觀眾懂不懂？」、「國外有沒有報導？」等等。然而，上述問題又會糾纏上一個看似更為根本的問題：「這一次的雙年展在講什麼？」、「台灣有沒有（那個）？」。綜合以上問題，當然也是我在認識雙年展的過程中都曾經提問過的問題，一方面我在想上述的「各種問題」與「根本問題」可以分開討論嗎？另一方面我們提了這麼多問題究竟指向甚麼樣的需求？我們要的是甚麼？要得不多還是太多？
換言之，我想說的是我們對雙年展的各種提問之間是沒有明確關係的，只是一堆規格化的標準，如果倚賴一些規格化的標準來看雙年展，那這些提問也不過就是繁瑣的品管流程，跟藝術是毫無關係的！比較像是主管對於某一商展的檢討。我們根本沒有「要得太多」的問題，但卻有許多慾望，而這些慾望在文化機構（指的還不是北美館，而是文化局與文化部）實際的處理中總是不明的。當許多政治人物與民意代表只是將美術館當作具有使用價值的情趣用品來濫用時，即使雙年展的專案在展演與形式上是相對獨立的，但事實上已經干擾了健全機構的運作，甚至形塑出一種情趣用品的狀態，文化局與文化部無法捍衛藝術文化機構的相對獨立性就已經是一種瀆職了！
第二就是當我們問出「這一次的雙年展在講什麼？」、「台灣有沒有（那個）？」的根本問題時，意味著雙年展是一種跟陌生人的「會面」，但重點就在於這種會面接著發生的並不是直接的互動與溝通，而是我們必須學習，甚至是一種自省式壓抑而焦慮的學習；當然，學習是好事，但大家都知道這課程很貴的，另外就是這其中產生的身心理反應大概跟冷戰期間一直到冷戰末端坐在教室中的感覺很像，無非就是「是是是」（威權或說權威）或是「胡扯」（反威權），那為何我們跟雙年展的關係（特別是所謂的「知識生產」的面向）仍處在一種權威教育的場景？即使我們可以反駁說我們已經變得不一樣了，但相較於今天台灣民主的教育現場，為何這一套國際課程會挑逗起冷戰下的身體？這絕對不是外部或外來者與內部或說在地之間的差異問題，而是我們如何不真正面對今天全球的民主意識與國內的民主狀態，而一直維護著讓卑屬感（或從屬性）能夠不斷再生產的運作方式。這種不從自身經驗建立新話語與延續新對話的常態性停滯，即使美術館專責單位有心、即使今天邀請的國際策展人有意且溫柔，我們會發現這種結構性的被殖民特性，一方面默許著文化殖民的內部階級化，另一方面陷所有參與者於不義。第一點的缺陷嚴重阻礙第二點的突破，讓我們除了個人內在滿足與短期自嗨之外一無所有。
腳下這地在走 身邊那水在流
可妳卻總是笑我 一無所有
為何妳總笑個沒夠 為何我總要追求
難道在妳面前我永遠 是一無所有
《一無所有》，崔健，1989(註2)
上述這些跟一個策展人要得到嗎？是美術館可以給的嗎？即使上達文化部，我們看到台灣官僚系統（即使是技術官僚）的反應都是「明”責”保身」，所以，我們知道我們的「一無所有」並非沒有反過來去牽她手的機會，而是我們把錢花在將受邀者當作國王新衣用來遮蔽「一無所有」。當代藝術在歐美所建構的跨國文化資本網絡中是極其菁英的，不斷訴諸民主實驗的當代藝術現場（展場或藝術中心）也只是菁英資本操作的末端（哈！似乎還得面對國際尺度的階級鬥爭問題）如果說我們真的民主到連想要甚麼都需要置入公共場域，那麼這公共場域絕對不會是簽名會，而是一場場的文化討論、一個個藝術公案的辯論。
天上飛過是誰的心 海上漂流的是誰的遭遇
受傷的心不想言語 過去未來都像一場夢境
（……）
是否我真的一無所有 黑暗之中沈默地探索你的手
是否我真的一無所有 明天的我又要到哪裡停泊
（……）
是否我真的一無所有 心中的火再沒有一點光和熱
是否我真的一無所有 昨夜的夢會永遠留在心中
《是否我真的一無所有》，陳樂融/陳志遠/王傑，1989(註3)
如果說Bruno Latour的事物民主呼籲著從「Res-Politik」（實物政治）轉置到「Ding-Politik」（物本政治），我們可以捕捉到區分出「Res」與「Ding」兩種人與物的關係的重要性，這個區別不只是一種分類，而是一種介於兩者之間思想與認識過程的動態，一種是以被關注之物為中心而聚集起來的參議者和議場，一種是對於物的精確認知與基於此認知而啟動的協商。那麼，台北雙年展呢？我們真的要得不多但還是一無所有嗎？我們過往總是美術館一年又一年地以欲望國際化的實物政治推動雙年展，而藝術圈也一次次以欲求有效性與參與權的實物政治不斷地批評，但一如Latour以德意志帝國為例所發現的，這種圍觀著物（圍觀台北雙年展）的民主式慾望最終可能導致排擠、暴力與獨裁。
如果我們能夠回到全球雙年展發展中的「物本政治」來看，就會發現當代藝術的生成與全球雙年展（八○年代末九○年代初）的實物政治是一種高度資本化的氣化狀態，所謂的氣化狀態指的就是跨國藝術資本的操作隨著全球化有了氣化的靈活度、並形成壟罩全球藝術發展的氣層，再則就是藝術的批判性姿態逐漸地在自由主義的資本化運作中灰飛煙滅了，當形式變成姿態，這姿態在資本流動與資本追求中也可能只是一種矯揉作勢：靠批判做買賣。全球網絡下的當代藝術與雙年展的操作彷彿只是無意間模仿了金融體系的發展，絕沒有在冷戰結束後的自由經濟中更加自由，反而明顯地加深了階級的痕跡：潛殖。文化資本運作中不斷再生產著殖控者與從屬者，藝術明星或藝術工作者的過度勞動只是為了比較像一點殖控者、比較不像從屬者一點。因此，如果從世界這一球體結構的發展來看，柏林圍牆的倒塌不只是冷戰結束，而同時顯現出另一個事實：柏林圍牆的倒塌、台灣、南韓相應的民主化以及六四的發生，就是冷戰一直不變的發展方向。冷戰的「物」發展就是朝向全球化的生產與宰制。
我想我們要的絕對不是這種假全球真階級的全球雙年展，而是一種平等的「要」跟「有」。在台北雙年展之中（北美館）同時也是之外（國際策展人），有了兩個論壇的規劃與發生，一是雙展辦所主辦，由王柏偉、我以及厚話團隊共同構思的一系列演講，這一系列演講企圖在以國際策展人所提出的方向上，找到與台灣相關研究和發展的連結，面對「劇烈加速度」試驗著在台灣形成各種臨時議會的可能性（以台灣為基地的實物政治）；另外就是由亞際書院與雙展辦合作的亞際雙年展論壇，企圖從藝術界外部連結社會思想資源，一方面通過研究小組對於「台北雙年展」進行較細緻的觀察與描述，另一方面通過學者們所提出的社會思想打開「全球雙年展式的封閉話語（甚至空洞）」，企圖在未來能夠在更開放的公共場域中開啟物本政治的平台。這個開啟似乎都在國際策展人的視野之外，這裡早就不再是全球與在地，而是巴著國際資本走向的全球策展人的金字塔全球與試驗著知識平權的各種人（諸眾？）的平台化全球，這裡更不是全球與亞洲，而是全球策展人眼中的「肉－亞洲」（不須亞洲之名的說法也不過就是覺得錢與肉早就有名字了是一樣的）與各種人眼中期許的「未來－亞洲」，亞洲是個新的全球問題意識，如何抵抗不讓雙年展的慾望機器延續冷戰之翼將我們「肉化」，是當代藝術發展到亞洲之後最迫切的核心問題，這裡涉及的自然不是國族與疆界的立場與選擇，而是介於殖控代理人與反潛殖反從屬之間的政治性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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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MXHgqU8i0I (2014)
(註2)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7uk0-vlpP0 (2014)
(註3)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l_Y_h6Qysk&list=PL431C300CE0654DFD (2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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