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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站在自由貿易協定前發生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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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黃建宏
藝術學院學生與年輕藝術家偕同或跟進占領行動進入立法院了！
3/18學生闖進立法院並進行佔領，無疑地，學生在立法院這政治空間中，進行具有「進入」、「在場」與「攻防」三面向的占領。這次純粹由年輕學生自發行動，進行一個與之前社運或學運都極為不同的佔領，可以說意義非凡；但在媒體的刻意抹黑打壓、政府先行獨斷鎮壓以及接續過程總統的冷處理，馬英九政權及其共謀的媒體承繼國民黨傳統，再次演出對歷史的消抹，使得這碎片化或被局部化的歷史書寫，錯過了得以產生能量的時機。儘管如此，318學運對於參與的民眾與年輕人而言，在長期政黨惡鬥、權貴專權與社會不公的壓抑下，其意義之重大就在於第一次劇烈撼動了個體內在的「機構」，並出現真正的可能轉型：抗爭是可能的！在一起是可能的！
然而，對於台灣當代藝術深具意義的是，許多藝術學生與年輕藝術家也參與了這個「進入」、「在場」與「攻防」三面向的行動。然而，我們該如何來看待與討論這個運動？這些藝術學生與年輕藝術家又在這運動中扮演甚麼樣的角色？是否足供我們對藝術進行反思？為何一直強調出「進入」、「在場」與「攻防」這三個面向，因為通過它們便能指認出直接參與者的身份界定，以及相應在運動中或在後續討論中必然出現某種倫理界線的排他性。
前者的身分確認對於準確的歷史認知是重要的，非共享的「收割」是台灣政治菁英的一顆病瘤，因此重新指認身分並在論述中予以區分，才得以建立日後討論的歷史性基礎；但與此同時，這種內部身份如何在歷史界線之外創造出可分享空間，應該是責無旁貸的，不然就會複製二十世紀在民主政治下形成的受難者暴力。這裡包含的分享論域與共生論域當然就是場外靜坐的學生與民眾、帳篷中集結的社群、遊走的流動學生與民眾、社群媒體的使用者、城市中默默的支持者，如果這些論域無法形成既區分清晰又共時包容，那麼這運動的社會性依然流於「啟蒙」並終將與政治菁英慣用的「愚民」變得無法區分。
首先，這個全新型態的運動是台灣長久以來第一次出現的溝通型運動，一種建基在延伸既有感性分享結構的運動。因此，整個運動首次既排除了過往的左派外觀甚至標示左派的行動模式，也排除了草根的認同政治，而是一次著著實實彰顯出中產階級色彩的無產者運動：因為全球化與中國崛起對於台灣社群威脅最為嚴重的，就是教改後生產出來的大量中產階級品味的台灣社會，而其中的年輕人將是未來的無產者與受壓迫者。
因此，場外次序的管理、手機的大量使用、活動化的交流、現場照料完整的基本服務等等，絕不能單純地被判斷為一種鬆散或無意識，相對地，反而是一種高度資料運算與關心互動的運動模式。上述這些新的運動現象，無疑地，對於在場早已習慣中產階級品味的一般民眾與學生會產生安全感與信任度，同時，也試圖藉由這些景象甚至景觀與更大量的灰色族群進行溝通；也因此，它成功地在時間延續與集結數量上達成目標。而場內或說內部運動決策的分歧（運動社群）、集中（小組決策）、快速、同時對於媒體效應、社會觀感和政治互動上的敏銳度，更高度地表達出一種相應於中產階級品味的思辨（speculation）、菁英式的小組決策與網路式的分工理性。它將場外的管理和操作交給各個其他團隊來處理，既鬆開直接單線式的管理機制，同時讓運動的舞台更為多樣。
再則，藝術學生與年輕藝術家之間並沒有在一進入立法院前即有所組織，主要是臉書的訊息讓這些各自甚至沒有太多聯繫的學生與藝術家，共同被某種焦慮與激情驅動而在第一時刻及跟進立法院。這時候，除了身分之外，當然是無關乎藝術表現的。從19日到24日的佔領初期，再到大遊行之前，如果就藝術在場內的表達來看，我們或許可以分成幾個階段性層次來看，粗分為1) 身份參演（藝術在空間象徵中的在場）、2) 異常景觀（對於空間的審美詮釋）、3) 信息服務（視覺與材料上的技術提供）、4) 個人記錄（藝術發生）、5) 媒體景觀（事件成為藝術的隱喻）、6) 文化干擾（民報的文件生產）、7) 場外（政治救災與拼貼抗獨裁）等七個階段性層次。這七個層次中的每個環節都足以作為台灣藝術行動者要思考以及表現的面向。
1) 身份參演意味著藝術身份經由學生與藝術家，在象徵性時刻進入政治的象徵性空間，豐富著空間變異中的公民代表性，在腐敗的民意代表場所重塑新的公民感性分享；
2) 佔領學生及民眾為了有效防堵警察攻堅，或為了進行相關活動與會議，而利用現地物件進行防禦工事，讓原有的視覺象徵全然變樣，帶入一種當代藝術中常見的內戰災難景觀（很難說是當代藝術，因為其實是當代藝術將社會景觀帶入美術館的，反之不然）；
3) 在大多數人無法理解藝術功能，而且迫切需要許多標示道具時，藝術家的各種技藝便能夠讓該工作進行得更快速，當然也因為如此，必須安身於美工的崗位；
4) 在指揮權集中於小團隊的狀況下，藝術學生與藝術家對於不理解藝術的決策者而言，往往會被暫時擱置，這時候不知所措的藝術家就回到自身最熟悉的行為上，繪圖，但僅是極為純粹的記錄，而尚未出現明確的藝術觀念。當這件事情在臉書與媒體中被認可而形塑為景觀後，便更為清晰地延伸為肖像系列以至於大遊行前的島嶼天光；
5) 這個藝術發生的時刻在一個單純偶然的景觀安置中，很快地過渡成為一個受人注目的影像，並因此在議場中建立出新的視覺象徵，這個視覺象徵不僅作為一種公民政治的符號與歷史的刻畫，同時間，媒體開始關切大家不甚熟悉的「藝術」，換言之，一種記錄性與描繪式的整體影像令媒體將佔領事件轉化成藝術的隱喻；
6) 事實上這段期間，出了零時政府（g0V）進行多頻道的即使轉播之外，在臉書上也出現許多藝術學生或藝術家製作的各種圖像或圖徵（icon），之後較為重要的事件就是30日創刊的民報，這一連串主動的訊息生產，基本上一種文化鬥爭的宣戰，進行抗拒新聞壟斷的文化干擾與文件生產。
7) 而場外則是以功能性裝置的救災景觀，以及由並非藝術家的學生與民眾在沿濟南路與青島東路街旁張貼或噴製的各種圖像，作為場外運動的兩大視覺構成。前者再現著台灣公民自組救難的高效集結，並自然形成一種政治救難的場景；另一部分則是各式各樣我們非常熟悉批判獨裁者的拼貼圖像（其中包含北藝大同學發起完成的太陽花）。
從這樣的整理來看，我們會發現藝術思考或以藝術作為問題的思考，並未即時在運動中被清楚意識或討論。但在這個混亂而來不及思考的狀態卻意外地連結出一種藝術性的「混結宙」（Chaosmosis），這當然也是一種行動主義，一種無人稱的行動主義；這種行動主義與雙年展國際策展人偏愛的聰慧、意志清晰、英雄主義色彩的藝術行動主義是全然不同的。這其實是一種無人稱的行動主義，但這樣的指稱並非為了總結這運動中的藝術問題，而是在思考著如何開始面對藝術與政治的關係，而這個起點我們必須嘗試先去除對於藝術、美學、運動等等許多故崇高或自戀的想像，先面對現實發生的關係為何，或許才有可能進一步對當代藝術進行追問。
另一個問題則是運動所要抗爭或鬥爭的對象究竟為何？因為當運動中出現各式各樣的對象時，往往會造成以上七個階段性層面的不同意含和展現。然而，這個問題就會隨即指向這個運動中一個爭論：反服貿議題的成功，也壓制和掩蓋其他許多重要聲音，甚至還會造成扭曲。究竟不反自由貿易而反服貿的說法成不成立？或說為何會出現這樣的陳述？事實上，服貿協議是順應全球化貿易協定趨勢而研擬的兩岸貿易協定，貿易協定變成全球化經濟合作、競爭、傾軋的主要模式；當然，如果真的懷疑服貿協議會造成中國對於台灣造成壓迫和危險，那麼，支持該協議基礎內容的精神所在，自由貿易，可以不反對嗎？
那麼，為何會出現這種弔詭的認知？在九○年代初即開始有相關的理論以「全球化」為題進行各種辯護與批判，在這些理論探討中「全球化」過快地被當作一般性的現象指稱，但這項預設卻會讓討論者無法面對後續討論中各地出現之差異的困境。問題就在於全球化一開始即在各個地方形成不同的機制與結構，而各個區域以及區域中不同階層的人們也就在這些分生結構中形塑著不同的觀點與立場。全球化究竟是社會改造新助力？還是造成不平等的新勢力？這個問題在亞洲不同地區、即使是同個區域中的不同處境，都會給出不同的觀點。
我們發現「全球化」（國際關係）、「極權政治」（治理與個體）與「創作者」（個體）往往會在討論中出現排他性或關係的斷裂，所以嘗試將這三項轉換成個體、治理與國際關係，然後以全球化作為普遍境況來分別確認後，便有可能看到不同地區與政體下可能共享的問題。這個模型就是個體、政府與國際構成的三重能動模型：1）個體：全球化中唯一的同質化層次，意即所有個體都是專注自身生活的原子化個體，並作為足以負擔消費的勞動者；2）政府：各國政府依據其不同的歷史脈絡和現況，調整或控制個體維持為一種原子化個體，而不再有任何意識形態；3）國際：全球權力網絡的支配關係，即使其中存在著實力上的階層制與壓迫關係，但卻是最為真實、共同相關的全球現實。在這樣彼此牽動卻不同步的三重關係中形成全球化的現實，而且這個現實確實已經不能夠單純以國家間的關係或者一個抽象的帝國來描繪。「國際」只是該現實中的一層，而且這一層次的能動關係會同時迫使各國政府以不同的政策，調整國家的力量參與這個同質性的角力，也因此，其境內社會問題的呈現也就會出現一種雙重性，一方面民間與政府的高度張力和關係在不同國家內部都各自不一，另一方面卻都在這些張力現象的背後隱約存在著一個並不與社會現實直接扣連的同質化走向：意即大家概略指稱的「全球化」。
以上述模型進行說明的，就是全球化並非將所有國家或地區的狀況同質化。而是在一般已然通過各種資料與商品予以差異化的個體之間，整合出一種全球共享的「調控」系統，這個調控系統的同質化便是一方面通過國際政經鬥爭的推力，另一方面經由政府的各種策略和戰術來呼應全球的政經鬥爭。也因此，個體的意識與國內的狀態會進入一種分裂、球莖般的「混結宙」（Chaosmosis），但卻無法像瓜達里所期待的出現某種主體性的生產，因為個體的「混結宙」與國家的「混結宙」都會在一個更外部的閉鎖中受到制約，僅能在一個調控系統中做局部延伸，這個局部延伸也就僅能參與全球化的政經潛殖關係中。
在這七個階段性層次中所呈現的，無意識或潛意識狀態下的藝術表達或視覺表達，所要面對的是這個不再具有連續性面貌與同質化面貌的全球政經暴力。換言之，在全球化宰制性結構所分裂出的三個結界中，意識形態與政治手段的分裂，必然導致運動出現多層訴求間的矛盾。我想我們就藝術而言應該還有許多話沒講、還沒想清楚如何用藝術說話、但我們卻有幸地領受到藝術（不只是藝術家的藝術或藝術大學的藝術）在這其中的可能性！明顯地，法律學與政治學已然地被在地的政治倫理所綁架，而哲學與歷史又在文化冷戰的脈絡中變得失語，如果這是既有的感性分享的結果，或許我們可以考慮藝術一下！
幾點318運動之後的感覺與提問：
1. 在前往現場的幾天，特別是晚上，常常會聽到有學者教授上台高聲疾呼「感謝這些年輕學生」、「你們實在太棒了」、「一定要堅持下去」等等，而且上台幾乎都會照顧到自己學校的學生。這個看似加油打氣或中生代學者表達支持的場景卻同時意味著「自身的不可能性」，意味著不可能有更進一步的連結，這個場景必然是孤立的「奇觀」？即使一年後有人建言學生可以跨越更多身分上的限制，以多重身分發言，這樣的發言會不會強化著運動團體的「去社會性」，而顯得更為變態而封閉？這個問題不就像是鏡子一般，反射出運動中中生代學者的「不可能性」與「缺席」（即使都到了）？
2. 年輕學生對於台灣未來的焦慮，是這個運動背後極為重要的動能，這種焦慮來自於自由貿易協定中可能蘊含的不平等與剝削；而立法院的不透明和國民黨（甚至民進黨）的檯面下操作，則無疑成為這個焦慮爆發的導火線。年輕人對於政治的不信任並非直接來自於親中或兩岸關係，而更多來自於台灣社會越來越明顯易見的「不平等」與北台灣地區顯現出來的經濟條件高反差，這些反差又導因自政府與資產階級的獨斷和壟斷。「國際關係－國內政治」的複雜共構，讓這個運動變得「分裂」：因為不能發聲「反對自由貿易」所以轉向「反中」。因此，我們要問這個因為全球化進程所引發的焦慮是否可能與國內政治民主化的抗爭切割開來分別處理？如何面對自由貿易所同時引進的「開放機會」與「政經支配」，不正涉及福貿草率過關的核心問題？
3. 換言之，這裡出現了一個人文科學在社會抗爭議題上的一個轉折，這個轉折觸及運動形式的轉化；這個轉折就是朝向一種不再反對資本主義霸權與新自由主義的運動，換言之，左派所強調的階級鬥爭（非古典社會階級，而是新自由主義佔奪式資本造就的被剝削的新階級）更為徹底地在318運動中禁聲。318是一種新的小資社會運動，這個結合議場內類似偶像先鋒隊的奧利卡奇決策，以及場外大量NGO和外圍團體的「都市奇觀」所完成的新學生運動，標誌出抽象左派在台灣社會運動中的失勢，他們接納了新自由主義，但相對性地反對分配不夠公平的一種市民運動。「在新自由主義中爭取公平正義」就像是對於美國社會結構的一種複製，可以想見這種轉折將可能一如90年代西方菁英發動的反WTO逐漸轉向美學化：當代藝術中的「在新自由主義中反新自由主義」的假臥底真求生的虛偽狀態。這種虛偽狀態在藝術相關學院中，一方面繁殖著這樣的年輕人，另一方面讓其他年輕人對於中生代學者與藝術工作者失去信任。正如汪暉指出台灣目前左派社會主義語言的消失，但這同時顯現出其中變態衍生的「反中」，已經越出「統獨」的辯證性思考，越出汪暉的假陽具鄉愁，而虛無地指向自由貿易與自由經濟中弱勢者的焦慮。
4. 重複著野百合學運的內部懸案（見http://www.coolloud.org.tw/node/61515），直接民主再次地於新型態學生運動中被重新佈署，通過文化冷戰所塑造出的「搖滾異議份子」式領導（pop leadership），在排除抽象左派的勢力之後，成為運動中「demos」的「搖頭丸」：一種讓自身以為勃起的迷幻藥。從此，是否學生運動與新自由主義之間不再存在矛盾？而能夠更舒適地被國際強權和利益團體所使用？就像美術館中的雙年展一般，在新自由主義生產體系下優雅地道出自己的批判情懷？這或許就是自己在「運動之後」項目中看到的一絲希望，一些運動中的年輕「demos」既質疑了偶像先鋒隊，更質疑了安適的當代藝術機制，同時更不信任從解嚴前就常存不死的「現代性」墓園：藝術大學。因此，直接民主在今天的台灣，似乎面對著更新的問題場域，一種多層包覆的全球化支配設施，而我們還可以幹嘛？文化研究中是否還存在著Demos可以發聲的位置？
(藝術家雜誌 469 2014.06 頁218-2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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