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建宏
Huang Chien-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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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當代藝術2005-2015關鍵字:生命政治
 
文 / 黃建宏

政治:台灣當代藝術的幽靈

「政治」作為台灣當代藝術這十年來的關鍵詞之一,即使其中仍有許多現象與事件尚待釐清,但無庸置疑足以作為一個延續性同時也是關鍵性的面向。「政治」從日本殖民時期即對於台灣現代藝術有著巨大的影響,同時從台灣文化協會的歷史也可見到當時殖民政權對於藝術的壓制;世界大戰結束與國民黨在國共內戰中的敗退,台灣意外地成為兩種文化意識形態的交集地,即蔣政權對於中華文化意識形態式的擴張與強化,以及美新處以自由主義對於台灣的藝術現代性進行生命政治的操作;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時代帶來台灣的解嚴,解嚴前後促生出許多以民主和人民記憶為名回應政治的藝術生產,同時也是許多表達濃厚政治性的實驗性藝術行動(而非為藝術而藝術的實驗藝術);台灣當代藝術在民主化之後與泡沫經濟下,迅速地體制化與機構化,同時以國際化為標的的文化政策,更徹底影響並改變了台灣的藝術生態,在美國與中共建交拋棄台灣後,藝術的生命政治操作卻巧妙地移轉到新的民主政權下,特別是民進黨政權;近十多年來,因應全球化市場的相關藝術文化政策都祭出殆盡,反全球化、環保意識、土地暨農業問題與公民組織等當代議題,鋪天蓋地地啟動了一種形式化政治表達的市場景觀,台灣當代藝術幾乎全然地陷入另一次國際網絡下的代工宿命;與時俱進而發生的新社會運動,如反淡北高速道路、公投法、反國光石化、農保運動、反核四、反旺中集團等等,以及公民對於各項重大救災行動的主動參與,促發了318學運、324的血腥鎮壓與331的黑潮晚會,以及對隨後縣市選舉的巨大影響,新的公民政治無疑地形塑著新一代的當代藝術家。政治就像是糾纏台灣藝術的幽靈,成為台灣當代藝術的內在特性。

自由:生命政治的過道

在我們嘗試以十年的跨度對於台灣當代藝術的「政治」進行思考時,會發現似乎需要再往前回溯十年,才能夠更為充分地理解這一特性的深刻意涵。然而,當代藝術與政治的關係在這二十年間已經不是單純「藝術關心政治」或「不關心政治」這樣的關係描述可以說明的,除卻九○年代初許多對於政治議題進行「再現」的藝術表達之外(如吳天章、梅丁衍),藝術生態則隨著政治民主化的氛圍與貿易出超的榮景,也進入到引進各種國際當代藝術觀念的「超-入超」時期。這種「超-入超」一方面出現倪再沁的關鍵性評論「西方美術.台灣製造」(1991),以及北美館藝術雙年展的「台灣藝術主體性」(1996),另一方面則在後現代大旗下啟動了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1995),並首次邀請國際策展人南條史生策劃了台北雙年展(1998);我們可以清晰地發現這兩端在九○年代所產生的張力都在於政治的問題上,一是台灣內部歷史進程所形塑的的解殖主體性(回應殖民威權體制的政治),一是全球化時代下以城市作為文化交流和貿易往來的新地緣政治關係(回應全球現代性的政治)。無論如何,這時的政治操作仍位於所謂的藝術之外,之所以能夠密切地影響到藝術,還在於藝術工作者自身對於社會的高度關懷與回應積極。然而,從李登輝的主政開始,為標誌出政治自主「主體性」而必要順應美國所規劃的全球化進程,從1993年開放美國進口片額和影業公司得直接在台經營院線(同時間送審申請WTO會員國),直到2002年正式成為WTO會員國(進入陳水扁時代)。台灣的二十世紀結束它最後十年的同時,許多實驗性藝術行動也隨之消失,那些機動組織的跨領域且具批判性的藝術現象與事件都在此時引退(如「台北破爛藝術節」、鹿港「歷史之心」),由中華民國藝文環境改造協會規畫的華山藝文特區與邀請南條史生策畫的台北國際雙年展,可以說呈現出未來十年發展的重要徵候:新自由主義。於1994-1998年間任台北市長的陳水扁以政治之力推動文化運動時,其實證主義式的靈活操作,既建構著新的公民文化景觀,同時也開始了新一代政治菁英瓦解各種文化運動與社會運動發生的可能;民進黨以及學運時代的政治菁英快速地以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勢如破竹地將過往的意識形態統治替換成生命政治的管理。

政治冷感的政治性

企業化與國際化接續著解嚴前後的浪漫精神或說衝撞氣魄,成為台灣島的主要命題和政策,九○年代的藝術家、藝評人與文化人則紛紛在追求科學式管理與先端思潮的現代化中,進入到學院、媒體和官方機構。2000年左右是另一個歷史的起點,在李登輝時期下逐漸形成的新本土意識與主體意識,包含九○年的「戒急用忍」南下經濟政策,以及國民黨內部對於亞太營運中心預定港口的鬥爭,著著實實地既完成了未來十年「愛台灣」的新意識形態,同時也在民進黨獲得政權後隨即開始了延續至今的經濟困境。主要因為政黨輪替挑起了前所未有的藍綠惡鬥,也開始了台灣政治經濟滯礙難進的夢魘,與此同時,台灣當代藝術則進入到一個以新自由主義理性為根基的高度體制化(即使在當時還是有新鮮感的)訓育階段。期間所有指向全球化的藝術養成與獎項體制幾乎都開始運作,也因此,同步開發跨領域藝術議題與靈活資本的威尼斯雙年展、打造藝術普世性的文件展、推進多邊效益的跨領域藝術的科技藝術中心,以及結合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YBA,都使得學院與相關文化機構在這個時期對它們產生高度關注,也由此,學院內外的年輕藝術家開始轉向各種帶有微政治意味的議題,但實際在藝術與文化的生產上,則全然地讓全球自由市場的邏輯內化到藝術思考。2005年國片輔導金在文創思維下,真正終結了台灣新電影的人文主義脈絡,這其實同時終結了「電影」在台灣作為一種文化跨領域連結平台的歷史性場域。相對地,2006年的「赤裸人」與2008年的台北雙年展,導入對於全球化異象的批判性關注,對於台灣沉浸在全球化氛圍中的藝術生產而言,造成了莫大的衝擊;而這衝擊的生成並不在於歷史發展的辯證性上或任何的前衛性上,而在於台灣「國際化」自身內部出現了新保守體制與批判性策展的悖論。藍綠惡鬥讓年輕創作者在當時失去「著土」的意向性,這種連「愛台灣」都成為政治叛徒的「護身符」的時刻,正好迎合上全球化的策略,專心一志地將自身商品化與失憶化。

「無效啦」:生命政治的在地聲音

這種表面上的「去政治化」與「市場化」,事實上已經解釋了當時的政治處境與政治選擇,意即在面對島內政治操守淪喪、藍綠惡鬥令政治無效化,還有首當其衝的中國熱這一全球藝術現象、2008北京奧運與2010上海世博,「去政治化」不正好是擺脫陷身於「無效」、「無解」與「無能」最好的對策?而且政治藝術、社會參與性或對話性藝術以及四十年前歐洲的解放形上學,都正好足以提供給上述政治創傷各種特效藥,一種新的形式主義與美學主義於焉成了大多藝術創作者的新倫理,既呼應了「無效啦」的慨歎,也在全球化中找到施力點。而上述這整個情結與糾結就是深化這十年來文化生命政治的主要機制。陳水扁家族的弊案與馬英九的當選,關鍵性且歷史性地深化了「無效啦」這樣的幻聽(意即分裂症),這樣的聲音就是上述文化生命政治的「命令」:任何解放性與批判性的行動都是無效的。「無效啦」是一種在台灣常常聽得到的慨歎,這是一種帶有台灣腔的慨歎,往往在興嘆之餘,主要還在勸說他人不要在某件事情上費力。然而,這簡短的感嘆卻具有無比的威力,有效瓦解了許多匯聚力量的可能性,甚至抑制了許多培力的可能性:1)由於九○年代文化人與創作者大規模地進入機構與體制,因此,政治的失能更為直接地通過機構而作用在大多數的文化人與創作者身上;2)追趕全球化結構的相關官方政策(如評鑑與補助計畫)與利己的抉擇,都在朝向一種服務於佔奪式資本累積的派遣契約中,快速地喪失個體保存能量和有效培力的條件;3)民主改革的一連串受挫和失落,引發的是世代間的信任危機,加上全面性的派遣化生產競爭,使得生產快速地個別化,而且這個別化又發生在系統本身低效失能的狀態下,而沒辦法出現有效生產。上述現象在2006-2009之間通過許多事件快速而短暫的呈現出來,全球化的期待與想像使得「世代說」或「典範移轉」成為叫喚新市場的主要議題,而這種藝術中的政治似乎更有效的運作著年輕人的活力與創造力,而出現許多以年輕藝術家主體性為訴求的展覽或行動,如「COQ」、「假動作」、「復興漢工作室」、「乒乓」;同時間中小型藝博會以年輕藝術家和當代藝術為名順勢而出,而「小主體性」或「弱主體性」似乎也成為年輕藝術家檢視自身創作脈絡的政治性選擇。

以經驗揭示作為連結

生命政治的深化與轉型,深刻地呼應著台灣當代藝術在全球化下的處境。自己甚至懷疑這一道感嘆,會不會促使國民黨的政治文化在馬英九上任後迅速地復辟,這項復辟的假定並非出自政治立場的選擇,而是關於世界的民主危機。這種政治文化的復辟以及對國家計畫經濟的懷念,在全球化的需求中推向對於金控集團與跨國企業的扶持,這種迫切的需求以及混雜的轉化過程,快速而直接地導向佔奪式資本的擴張,以及公權力和司法的威權式操作與單向詮釋。這種雜陳著歷史陳疴與新國際結構的「復辟」,僅能短暫地滿足選民的慾望,隨之而來的便是社會資源的嚴重失衡、發展不均。正是這樣極端的發展,將原本專注於市場或雙年展等全球化事業的少數年輕創作者,推促到一種複雜多端的危機感裡。也因此,即使2008年的野草莓學運似乎在徒勞的民主程序中耗盡精力(有打開當代與青年熱感貼布的參與),但該運動對於接著發生的許多抗爭活動與公民運動,卻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經驗。事實上,在隨後的一連串抗爭活動中,年輕人開始獲得了較多的信任與發展空間,同時運動者也改變了對於運動策略的想像、溝通對象的移轉,並越來越重視到感性在運動中所能產生和匯聚的能量(干擾學院、蚵報等等藝術學生的小組織)。從懷疑、保持距離到與人溝通、了解社會、參與社群,政治從一種外部環境的主要組成,漸次地轉變成年輕學生企圖掌握或建構自身政治主體性的關鍵性面向。政治,在318以及318之後,成為啟動主體化的主要動因,也因此,一開始參與的浪漫情懷也漸次地面對到政治性的考慮和選擇。這些參與的經驗以及事件後的思考,才更為細緻地將已然內化的生命政治揭示出來,這些揭示將不會僅限於年輕世代,甚至應該說這樣的揭示才得以找到重新建立信任關係與自主生產關係的連結。

《藝術家》雜誌第481期,2015年6月號【藝術十年關鍵字:生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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