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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化連篇：從巴迪烏－烏盆記談藝術生產中的生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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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黃建宏
2013年十月錯過了巴迪烏在首爾的演講，相隔將近一年後，參加了為了巴迪烏訪台而準備的讀書會。在這一場讀書會中你棟討論他的著作《世紀》，然而幾乎在那幾天前，得知他因為有事而無法在今年來台灣。他預告的缺席使得這活動出現了一種奇妙的氛圍，大多的參與學者與研究生圍繞在一些他所提出的關鍵性詞彙如「一分為二」、「真實的激情」、「毀滅」、「減法」等等，並似乎曾經有一段討論試圖釐清他的革命路徑為何？以及是否有效？但那天我卻突然覺得很難思考與轉述任何巴迪烏的概念與文字，在現場發生了一種更近於精神官能症的失語症狀態：既被制約在其話語內部，又無法挪用其話語。
那時，大家似乎在等待著最佳讀者（翻譯者）的到來，一種期許自身能夠成為巴迪烏的最佳讀者，讓巴迪烏的幽靈在場。但同時也在這種追求中，讓自身遠離例外瞬間（Instant of exception）出現的可能性，也就是延遲主體化的事件出現，而成為在追求巴迪烏認同中脫離肉身的幽靈。這樣的場景並不真的那麼例外或特別，相對地，是一種極為熟悉的場景：不均的現代性中的多重幽靈化。
這個場景指出一個事實，在追隨而非參與的不均現代性中，台灣從二次世界大戰後成為一個非正式國家之地以來（經歷冷戰與全球化），幽靈化或變成鬼就成為主體化過程無可避免的衝動。這種雙重幽靈化疊合著批判性與昇華的快感。
另一個場景則出自於虛構文本，其中鬼的顯現通常為了道出真相與復仇，也就是說鬼的出現大多是一種道德敘事，「鬼」成為一種反撲的力量，總是被用來在虛構中懲戒不道德者或犯罪者。但這種敘事是弔詭的，因為他的顯現就意味著在既存狀態下無法平復其不平。如此便可以說，鬼的存在與出現是為了挽救真實世界中的正義時刻。因此，我們可以發現在亞洲許多地區對於現代性的追求與渴望是為了反對現況的不正義；如果說歐洲的現代性消抹了萬物有靈的痕跡，那麼經歷過冷戰與全球化的亞洲現代性就是一種朝向雙重幽靈化的主體性，並以此鬼魂來批判當下的自己，捍衛現代性的正當化，更甚者在某種抽象的幻見中享受現代性的「淨化」。
《烏盆記》是討論上述關係的一個精采文本，故事中以證據和死亡作為「法」的支持的包拯（包青天）就是一種現代性的代表，但他有兩種必須對抗的敵人，一是既有的傳統，二是同是現代性代表的資本；因此，與揉合著傳統慾望與現代性慾望的功利主義對抗。雜揉著傳統與現代性的趙大夫婦決定殺掉劉世昌這個擁有財富的人而成為有產者，並將屍體剁碎混著陶土燒成烏盆，幾乎全然消抹了犯案證據；當一切具體現實都無法聲張客觀性正義時，與鬼的會面和認同才足以產生決斷和行動，這也就是包拯所歷經的現代性與超克現代性的嘗試，逆轉人鬼的不平等而彰顯出作為未來標竿的正義。
當然，幽靈與鬼在一般指稱死後存在的狀態而言，是非常相近的，但如果就字義所帶出的想像則又相當不同，前者強調的是顯現，所以即使是不復存在者（逝者），依然是一種可見性的出現（光），而後者則是存在與消失之間的一種延遲性狀態，他的狀態不是顯現，而是極為類似生人的活動。所以，就第一個場景而言，現代性的啟蒙之光無可避免的在台灣的國際政治位置上必然地只是幽靈，而這種幽靈之光會召喚甚至讓我們脫離實體而進入一種鬼的延遲狀態，這種延遲狀態將幽靈當成一種現實化的方向。然而，在第二個場景中，鬼的延遲狀態不再是盲目自動的，而是起了另一種積極的意涵，就是對於不公的現實進行激進的批判，鬼的延遲因為其受迫害的過往經驗，而保存著現代性得以抵抗慾望與彰顯力量的機會。這是一種內存於我們生命與關係的套層結構，一層是功利主義與資本主義下由現代性不斷製造的鬼魂，另一層則是朝向真相主體、創造即臨現代性的鬼魂。
為何在面對策展的問題時，先行討論了這兩個場景？如果我們將策展視為一種學術體制外知識與文化「生產」的另類途徑，那麼，為能提出一種另類「生產」的可能性，思考與研究「生產」就可以說是策展的必要工作。而上述兩個場景所談述的幽靈化與鬼魂化則分別是台灣文化的生產現場與可能的生產關係，甚至我們可以說台灣在文化殖民的狀態下存在著「鬼化連篇」的雙重歷史：意即前衛史與生命事。前衛史指的是從殖民時期引進的日本式西方、經過冷戰時期的美式西方再於八○年代進入到國際化與全球化，也就是一段大他者的生成史，日治時代是這段自我文化殖民化（生命政治式殖民）的開端，但當時還存在著認同與階級的張力，但冷戰時期由美國支持而培育出的獨裁政權與美國通過文化輸入而培植的美國認同，使得認同的內外張力在轉化成內部威權與自由的對比後，而消解大多文化抵抗的張力，真正在國際架構下進入到生命政治的被治理狀態。大他者從日式西方仕紳以及最初的國際想像，到工業生產方法與流程、生活用品的進口、援交的盟友等等全面性的西方（阿督仔：堅挺的鼻子），再到去除意識形態的全球化市場博弈中的「國際」或「全球」，不再以單一對象為大他者，而是將歐美幾百年下來的大他者「世界」內化並分享為自身的大他者。當然其中有一段極其重要的是中國文化的部分，但比較不是跟前衛的或現代的有關，而是一條混雜著根源式認同、先驗性政治與品味（傳統）的發展。然而，這段前衛史自身的再現是最為豐饒也是最為空洞的，豐富在於「鬼化連篇」，不只是文化生產上的幽靈化或鬼化，伴隨的其實是資本的累積與集中；而空洞也在於耽溺「幽靈」而忘卻「身體」或無能描述，消費崇高的幽靈使得能動性的器官除了用在勞動之外全然癱瘓。
然而，完成或推動這富饒卻空洞的前衛史，並使之得以通過各種形式與論證而實現的，則是沉默的勞動生命與詩性生命。生命事指的就是在面對這些嘈雜的前衛史中的幽靈碎片時，會出現一種因為經驗斷裂的「無法思考」所引發的精神官能症（神經症），這種神經症啟動了我們身體與經驗的能量，建構了某種現代性過程中靜默的真實：徵候化的身體。這徵候化的身體就是從日治時期的二等公民、冷戰時期捍衛民主的勤奮工作者、再到解嚴後追求國際公民的進步學習者，乃至於全球化中多元文化主義的失語者。「失語症」意味著發音功能正常，但無法正常組織出語義，但並非感覺、智力與精神疾病上出現問題，而是腦區神經受損。 這裡意味著直接的感覺與學習認知能力都不是問題，而是因為內部神經受損，致使在「操作」上發生障礙。在基本能力與基本結構的發展上似乎沒有具體的問題，但在「發展」與「生產」等實際操作的過程中，各種問題就會明顯地浮現出來。換言之我們文化主體性的生產在現代性「鬼化連篇」的空間裡，其分裂無法在高速生產幽靈與鬼化的空間中進行佈署，而往往陷於一種歇斯底里式的出神狀態：讓身體沉默地以代工者的效率持續運作。在這兩種歷史軸線的交纏底下，我們所在的畛域也大多僅能作為功能性區域，就國際架構而言，台灣連國族的思考與辯證都是功能性的。
我們可以簡短地以台灣影像的發展為例來看看台灣前衛史的某一面向，分別是電影所導引的啟蒙以及錄像所開啟的生產。所謂的前衛史就是諸神「傳說」。從八○年代開始，國際影展的訊息提供了許多對於以影像表達思想的想像，隨著八○初MTV的盛行，相關所謂「藝術電影」的Beta和VHS影帶就在包廂中放映，一直到太陽系影視圖書，以從LD盜版的影帶供繳費會員分享，甚至正式發行重要的電影雜誌「影響」，直到1993年台灣政府因受美國以301條款脅迫，一方面開放拷貝數量無限制與直接院線投資，另一方面查禁所有非法影像管道（當時大量影帶與LD轉入中國，影響了第六代導演）。在這個過程中，我想提出李幼新先生在1980年彙編由志文出版社出版的《坎城威尼斯影展》，當時這本書裡許多的影片根本沒辦法在台灣看到，但這裡可以想見究竟是甚麼樣的動力在沒有足夠影像參照的狀況下，促使台灣先行出版了一本與影像相關的書（即使大多是報導性資料）？明顯地，世界知識的幽靈沿著六○年代以著某種形式不斷地擴張著生活在戒嚴統治下知識分子的想像，並以此想像作為解放自身與社會的前衛性基礎。也因此，在台灣電影的發展與評論中總是不乏「大師」和「巨匠」。此外， 錄像的傳說則開始於現代美術館空間的建置。許多的翻譯資訊和美術館的展覽，匯聚出從電視（白南準使用了Sony Portapak） 、行為（Vito Acconci, Bruce Nauman）、影像（Bill Viola）、語言（Gerry Hill）、資料（Chris Marker, J-L. Godard, Post-cinema (Pierre Huygue, Philippe Parreno, Douglas Gordon…...), Harun Farocki），其發展的軌跡就依序被描繪為：前衛運動 ￫ 紀錄與跨媒 ￫ 美學 ￫ 敘事 ￫ 哲學 ￫ 參與這樣的狀態。
然而，與上述萬神殿的脈絡與軌跡全然無關，卻真實地作為影像作者經驗的則是影像認知中的「崇高性」被導引至影像生產作為民主場域這樣的方向上，大概涵蓋了文化批評、產業思考、科技語言、藝術領域等面向。這各個面向的發展又跟台灣的民主化密不可分：a. 範疇的生成：輔導金制度、錄像藝術展; b. 工具的挪用：綠色小組、紀錄片; c. 舞踏與作者電影：人文思想的實驗與啟蒙。所以，延續著前衛史與生命事的脈絡，我們可以描述出在民主發展過程中的台灣影像DNA: A. 文化殖民結構中的前衛精神 (1.脫脈絡的菁英代工、2.前衛觀念的代理人、3.文化機構的派遣工); B. 社會政治結構中的生命狀態 (1.貨幣至上的價值階序制、2.發洩紓壓的消費文化、3.人格升級的藝術賞析)。台灣的影像就是在A. 他人的話語（最好的讀者）與B. 話語無用(神經症的身體）雙重螺旋下而生產失語症影像。換言之，特殊與差異性的經驗就內存在我們既有的片段化歷史中，失語這一影像與話語的生產機制，不正是我們長久以來沒有令其發聲、卻應持續發展的話語。在此我暫時對台灣的影像創作作一初步的結論，這個結論就像是巴迪烏所說的「真實的顆粒（雜訊）」，真實是例外的瞬間、是事件：意即全球趨勢的掌握與批評、視覺生命史、讓失語症成為說故事的聲音、連結視覺生命與影像體制、如何說影像藝術的故事。但以上這些卻是巴迪烏幽靈無法代為推進的部分，也是許多歐美思想家思想中的「非思」，即便他都提示到了片斷化的真實。核心問題就在於他所想像通過「真實的激情」制定以真實作為公理而成為可能的主體化生產之中，他沒有帶入真實可能已經被一次次地替換為幽靈，對真實的激情也替換為消費性的慾望驅力。而他們對於真實與革命的純真，純然建立在輸誠予國際政治經濟的流動性宰制與生產，合謀地維持住一種只會生產幽靈的前沿話語，讓自身的理論幽靈化，同時讓我們繼續成為萬物有靈中被賦予靈魂的「代工物」或「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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