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建宏
Huang Chien-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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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球體之外生產地表──南洋拓樸之旅
 
文 / 黃建宏

「如果我們必須用一個字來說明歐洲人
在其形上學時期思想上的主要動機:
那就一定是全球化。」

彼得.史洛特狄克,《球體II:全球》,1999

若我們追隨十六世紀歐洲從球體發展出對於世界想像,那是一段通過建築學與航海術漸次地將天體模型對應到地球表面--陸塊與海洋--的過程。然而,這段對於人類理解世界極為重要的實踐過程卻是根基在資本與戰爭之上而啟動的。這當然是一長段並非連續、極為複雜的過程,但回過頭看確實完成了一個幾近無人稱(沒有單一且持續的領頭者)的全球化過程(「數學的全球化比地域的全球化整整早了兩千多年」,史洛特狄克);許多先後立足於世界頂端的策展人,爭相興奮地以批判和觀察資本主義發展為名,推進著各種跨國連線網絡,跟克林頓與芝加哥學派一般,對於各種超出其普世性詮釋之外強調區域差異性的說法,就像面對各種關稅保護政策一般予以「道德教化」的訓誡:新自由主義幾乎將區域化與邊緣化視為最敗德的想法。「亞洲」也在全球的進步青壯知識份子眼中成為過時、懷舊與退化的指稱,僅容許該詞以「市場」之名被指稱,而顯出一種對於文化亞洲與政治亞洲的恐懼症。

通過航道與殖民政策而編織的地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即使掀起第二波民族自決的運動,但共產國際與民主自由兩種意識形態卻沿著許多對立陣營的邊界,快速地打開各個國家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的壁壘,即使八○年代末的柏林圍牆倒塌與蘇聯解體標指著冷戰的終結,自由貿易隨之瓦解各段對立邊界,成為一個支配地表與地表上活體的虛擬地表。但這個巨觀描述所顯現的物理特性,卻僅能符合局部的「個別-普世」關係,僅僅描述出歐美的全球拓樸關係,卻無法同時描述出其他地區的全球拓樸,但這種幾近神學的全球拓樸通過國際的政經結構轉換成某種覆蓋全球的普世影像,掩蓋掉其他地區的全球拓樸。我們甚至可以試著接在史洛特狄克之後說兩千多近三千年之後,地域的全球化已惡質化為佔奪式的經濟全球化。如果說希臘人從氣體的張力發現「球體」,這個唯有人類能夠與之連結的型態,那麼憑藉著知識、暴力與資本而運作的這個「理念」,則在有足夠技術確認地域形貌與蘊藏的狀況下,開始於殖民時期剝除掉其他地區住民原有的「土地」而轉化成「他人的」資本與勞動力。地表對於殖民地上的人而言成為層疊惚愰的「迷地」(Terra em Transe),甚至原本連結於地表的身份都會處於恍惚不明的懸置狀態,然而到了全球化的時期時,金融資本主義的資本全球化更使得整個地表再次地氣化。亞洲經驗中的全球拓樸絕對不似上述全球拓樸的普世影像,亞洲的拓樸經驗並非以普世性來經歷或詮釋,而是各式各樣的非普世性經驗在其交流與遷徙中朝向可能的網絡(pro-networking)。

在「南洋拓樸」系列展覽的最後一檔,是新加坡藝術家何子彥的《此地》(Earth),在一個巨大的劇場布置中,位置、姿勢與光都出自歐洲重要藝術家的畫作,如卡拉瓦喬的《多疑的聖托馬斯》、吉羅代的《沉睡中的恩迪彌翁》,以及傑利柯的《梅杜薩之筏》等,然而這些出現在錄像中的人卻置身於工業製品混雜的模糊之地,但一個個身體不再像是原畫中的受難身體,而是一種出神狀態的慾望身體;鏡頭亦如拓樸繪圖般地移動或跳切到另一個鏡頭,一種是在材料上進行拓樸而產生的幻影,一種是令癱瘓身體復活的拓樸,然後是每一塊次場景的拓樸、暗示著片段的敘事,人與工業材料、裸身與髒汙、純粹與丟棄,引用的畫作圖像提供的是觀念化之後的崇高圖像,但支撐或改寫這些圖像的身體與身份則處處都是歷史的碎片,身體局部與廢料。這些人體與廢料混雜不堪的狀態,就是一種非球體的無定形世界,必須通過片斷化的、小範圍移動的鏡頭來加以描繪。

再看到上一檔強佩特.庫斯納托(Jompet Kuswidananto)展出的《聲音之詩》(Poem of Voices),作品是一面用印尼文拼音繡上《聲音之詩》的紅色旗幟,與作品同名的是威基.薩庫(Widji Thukul)的詩,這首詩在藝術家的解讀中是從專制統治下的無聲到自由民主的喧嘩的一段拓樸,這段拓樸歷程是在詩之聲、布料的啪噠聲與風扇的轉動聲三種聲音之間被再現在空間裡:懸置並漂浮在空中。一如強佩特總是以懸吊來呈現象徵、主體、身體的缺席,其缺席完成於身體與地面兩者的抽空,一如這面旗幟被懸吊在空間中以風扇令其飄揚,「民主」的無法落實、「聲音」與「象徵」的失效,無疑地,都與殖民歷史以及殖民者引致的獨裁政治有關,這種多層的聲音拓樸也不是全球化的,而相反地是全球化亟欲消抹的,藝術家所設計的聲音拓樸是一種在氣流中植入脈絡與思考的行動。

另外,越裔美籍的藝術家黎光頂的兩件作品,分別是《民族主義的基礎設施》與《血浴南中國海》,前一個裝置取材自越南城市中的現象,兜售國旗供人民以遊行歡慶比賽得勝,民眾的愉悅必須通過國族主義的形式進行集結與表達,而強烈暗示人力的自行車,即使在脫離越南城市街道後,其缺席的身體依然強烈地暗示著對街道的渴望:一部民族主義的機器,或說以民族主義作為動力的機器。地點自身就足以構成一種記憶的拓樸,就像另外一件作品《血浴南中國海》,各式不同的美軍直升機,不斷地墜入南中國海,南中國海作為一個記憶拓樸的地點,就像是福婁拜的沙粒,映射了對於越戰最後一刻的見證,兩件作品分別進行的記憶拓樸,是一種極為複雜而弔詭的匯聚與遭遇,是一種伴隨著肉身記憶的奇觀。同時其參展的泰國藝術家,蘇席拉.蘇帕帕琳娜(Sutthirat Supaparinya),亦以《外祖父走過的航線已永遠被阻隔了》一段複訪之旅穿越過極為複雜的地理與資源的拓樸歷程。

我們從這些作品看到拓樸的多樣性,事實上都被全球化的巨大影像給覆蓋或隔絕,其中每一件作品的複雜度,在於這些不同的拓樸歷程都緊緊地連繫著一些極為難解的經驗,這些經驗總是伴隨著許多生命的無奈與代價;但同時間,我們卻又發現這些作品自身的身段與設計是極為溫柔的,那裏面混雜著純真與世故,複雜而細緻的手法與途徑,無疑地,是為了更滑順地越過全球的巨大影像,拉展開自身經驗過的敘事。或許歐美正在一種切斷所有脈絡,或將所有具有脈絡連結者轉換成商品,而思考著一波波普世浪潮,但亞洲的狀態卻大大不同。普世性或普世浪潮對藝術而言,只是我們賴以對話的平台,但在作品中,我們則企求著自身經驗所經歷過的一段拓樸之旅,與佔奪地表而完成全球拓樸的方向正好相反,因為我們所置身的是喪失地表與地表幻滅的狀態,所以,我們是在拓樸中生產或找到地表。

(藝術收藏+設計2月2015第8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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