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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調控」：調控快感中的貧乏幻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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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黃建宏
陶亞倫〈宏觀調控下的台灣當代藝術〉一文無疑地是當代藝術人對於近兩年來一連串文化政策的首次發聲，論者在文中說明著現今全球推動文化產業之際，提供了台灣政府以行政官僚取代藝術官僚的絕佳藉口，生成出強力介入文化生產、扭曲藝術表達的弔詭時刻。如果今天藝術家或文化人已經陷於「表達」受制的困境，那麼「發聲」就是一種抵抗的紀錄，這紀錄所要挑戰的正是失去歷史感的短視文化政策。這個弔詭的狀態並非發生在於文化創意產業與藝術表達之間的對立，相反地，文化創意產業與藝術表達必要更有效而深入的連結，才能夠真正地發揮其政策效力。所以，這其中造成最大的矛盾與衝突，主要還在於封閉性的行政決策凌駕於藝術專業的策畫與協商。
前此不久，台北雙年展與台北好藝術的串聯，演出一場館內與館外、政治藝術與政策暴力之間的矛盾戲碼，其中受邀的作品似乎進行著某種曖昧的抵抗，但這抵抗景象的意涵只能相當有限地連結上台灣創作者的想像，更來不及連結上「圍陳」運動中的思考；就在台北雙年展尚未結束之際，因為大台北市長郝先生要親臨中山公園執行動土剪綵，而迫令雙年展受邀的奧地利藝術家拆撤其位於公園內的作品，這正是一個足以表達當政者文化想像的象徵性時刻，一個民選市長在一種毫無文化認知的狀態下，讓政府推動的文化活動與藝術展演之間形成了一種無法協商的階級關係；也因此混淆著文化活動與藝術展演的不同價值，殊不知文化展現的豐富性與有效性，往往來自於藝術實驗的經驗累積，以及藝術表達空間的開放度與靈活度；以上種種都是源自於特殊時刻下決策權力的升高，使得行政官僚順勢趨向「封閉」，排除掉這十幾年努力所建立的專家與民間的監督關係，讓人似乎得以預見今天執政者所推動的文化活動，終將因為文化想像的貧乏（缺乏完整的文化建設與文化成長的構思），而可能會讓台灣的文化生命力與藝術能量消弭在巨大浮誇的佈景之中。
台灣當代藝術誠如陶亞倫所言，在這十幾年下來有著極大的發展，也具有相當的開放度與多樣性，但這些投注在創作經驗與藝術管理的努力，可以說是承受著極大的社會壓力下、進行長期的堅持與抵抗，才得以同社會建立今天國民細緻的文化感受力。而近來這些政策的推行在熱鬧沸揚的排場底下，並沒有建立出更為直接而暢通的產業管道，也不在教育與文化紀錄中制訂厚實文化基礎的長程計畫，更不用說能在媒體與社會場域中完成相互支持又各有特色的周延網絡，放眼看去，儘管有著許多文化人的努力，但都在政策的短線操作中成為一堆節慶式的活動。
行政官僚在今天的民主社會中是必要的機構，而且必須有著正常的機制將「專業」的知識與能力不斷地充實與改變行政官僚的機能，但我們卻相反地看到，行政官僚在「唯權論」的政治操作中，逐漸被保留為絕對的權力行使機構，對於專業人員的吸收也演變為讓專業範疇與政治生態的價值趨向同一，意即專業範疇的「官僚化」；這種趨勢不只在學術圈，在藝術界也是如此，它造成的就是生產力與創作力的遲滯不前，以及一大堆的會議資料和制式呆版的文字生產（業績的擬像）。
確實，我們面對的是我們長期以來的沉默與遲疑所豢養的大問題，一個牽涉極廣、關連細密、結構複雜的大問題，但今天所造就的「危機時刻」留給我們的時間是極為短瞬的，或許我們不知道要怎麼做才會有效，才能因應所有問題，但我們必要創造這個起點，也就是發聲－紀錄，這些話語至少能夠為著即將出現的討論鋪路。 (2009/2/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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