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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休息中？—專訪第12屆威尼斯建築雙年展台灣館策展人曾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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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陳韋臻
經常我走在台灣城市街頭，抬起頭看見灰撲撲一片建築牆面上掛滿各式新舊招牌，幻想裡頭的人們像鴿子一樣居住、探頭，連防火巷對面的窗戶都長得一模一樣，而台北好好看的拉皮除了浪費人民納稅錢，對我來說於外於內毫無意義。或者在高速公路上，經過一棟頭上長了許多乳房的高樓，再過去可能是頭上戴著牛角麵包的住宅大樓，怎樣都無法理解牛角麵包跟乳房之間的關係，以及建築內部的居民和它們的關係。懷抱著對台灣建築的不滿，當我走入位於台中市一棟長相一般般的小公寓，踏入狹小的電梯按6樓，見到「紅色空間」成員曾瑋時，脫口而出的問句就是對於台灣建築現象的看法。殊不知，他指著對面大樓「整形美容」招牌，然後說：「我倒是挺喜歡台灣的建築，妳不覺得它們很像變形金剛嗎？招牌一換，原本拿來最整形診所的地方，就可以是五金行或補習班。」
桌上攤開一張他的猛男搞笑照片，身上帶著刺青說是「死了之後可以認屍」，採訪完還要趕去飆車的曾瑋，怎樣都讓我困惑到底拿著甚麼評選上第12屆「威尼斯建築雙年展」的策展計畫，又要在出了名難搞的展場普里奇歐尼宮（Palazzo delle Prigioni）古蹟裡搬弄甚麼「建築概念」？
累了嗎？請進入展場吃喝拉撒睡
「我其實最開始就是不耐煩台灣參加威尼斯建築雙年展的態度，才弄了一個『休息中』，不想再服務『讓世界看見臺灣』的政治目的，也不想做以前因為建物限制，以裝置呈現建築概念的折衷作法...」於是，一個在威尼斯嘉年華裡，提供觀眾可以躺下、坐下歇腳，隨意搬弄木頭地板，抬頭看穿氣球，甚至可以帶食物進來吃吃喝喝加上廁所的空間，成為曾瑋作品「休息中」在不尖銳的外表下，用溫馨、自在以行隱微批判的建築空間。
提起這次策劃展覽的過程，曾瑋表示，一開始是想替台灣年輕的建築設計者先行闖關，於是，41歲的他，成為最年輕參與威尼斯建築雙年展的一位建築師，也成為首度企圖打破普里奇歐尼宮展間區隔與擺置權宜之舉。最開頭，曾瑋提出以PPC做成透明的充氣膜，內部灌入氦氣，包覆整個普里奇歐尼宮內部空間，創造出一個否定建物外殼的新基地內在性，同時也取消了傳統建築以天地牆和物件做為參考原點的漂浮座標。然而，「我們官方機構的考量真的非常詭異又務實，擔憂如果要脫鞋進去，穿高跟鞋或皮鞋的觀眾還要換拖鞋，可能會減少參觀的意願，就要我們把地面的PPC拿掉...」於是從去年11月開始，修改了四次提案，原本有高高低低PPC長條氣球形成的洞穴消失，地板改為可由觀眾移動的木頭，可以拿來當作躺臥之處，也可以移動來當桌面或走道使用，而天花板上的透明PPC灌入氦氣，並在內植入許多縱橫的線，則成為建物、參館民眾相對位置之外的另一則空間參照，「人輕輕走過去只要有一小陣風，就會彼此摩擦滋滋嘎嘎響。」
之所以選擇讓民眾進入普里奇歐尼宮「休息」，一方面是試想在快速、繁忙的現代生活細縫中，塞進逗號；另一方面，更是對應著威尼斯建築雙年展中五十多個參展國家，綠園區與軍械庫再加上會外展總共數百個，在這場大型嘉年華會中，位於會外展號稱台灣館的普里奇歐尼宮，究竟有甚麼可能讓稀有光臨又逛得腳痠的民眾停留？曾瑋先做了休息的選項，卻巧得與往後總策展人妹島和世（Kazuyo Sejima）的提問相應：「在現今如此快速變遷的環境中，建築是否能夠清楚呈顯現下新的價值與生活風格？」紅色空間將展區內的速度消緩下來，與整個威尼斯建築雙年展快速壓縮的觀光做對話，也同時抵抗著傳統建築被賦予的功能性，居家的、休憩的無狀態滲入公共場域之中，輕盈的、擺弄的內在性格置入監獄古蹟的沉重內；這個逗號底下，更多其實是冒號所能帶出的對話和反思。
由於空間內部的重組再造特性，一旦人們占據了某處便會改變動線和相對關係的流動變異，「休息中」成為一個需要參觀民眾進入才得以完成，並持續轉化的有機體空間作品，規則會一再被更動，互動也由此轉向。而這種流體的樣貌，更顯現在普里奇歐尼宮本身的古蹟建物特質和內部PPC材料的轉折餘裕中：從外面看見一棟石造古蹟，進入樓梯時依舊被厚重石材環繞，隨後真正鑽入展場後，此時與彼時的經驗將交相層疊作用，甚至「因為一盞大吊燈根本不能動，最後選擇將PPC氣球讓出一個洞給吊燈」，或者是氣球本身的透明可視穿石材天花板所留下的內外破綻，都成為經驗的尾巴或觸角，抓著，建物內外的時間就開始飄移……
留白後，才擺得下「人」……
不講求雕琢的品味也不盡接假掰的都會案，曾瑋與一堆他的好友學生很多時候是修剪出異樣卻人性的空間給人活動，而非填滿或挖空。
就在他與學生連續數年來到廬山泰雅族靜觀部落的建築服務中，曾瑋並不選擇蓋新的、豪華的空間，而是將部落族人原先打算拆掉的穀倉以兩萬元買下，做為「大便蟲滾糞計畫」的基地。原先穀倉木頭上番刀的刻痕、日式的木頭榫接都被保留下來，更因應著一旁里長雜貨店賣燒酒的地理位置，穀倉被改為聚會聊天的場所，喝醉了？一旁還準備木頭平台讓你躺！還有架子儲存族人白天砍柴冬天燒的木柴。曾瑋指著一個小閣樓說：「因為原住民沒有文字，許多歷史必須靠口述留下來，但是我們在當地觀察的結果，每次大人可能聚在一起講故事時，小孩很煩人就會被大人趕走……」於是他們在穀倉的半空中做了一個小閣樓，讓小孩子可以躲在裡面偷聽或遊戲，「里長小孩負責管理這個空間，自己寫使用規則，不會寫字就用注音……到現在小朋友晚上都帶棉被上去睡，不喜歡一個人睡在家裡。」或者去年同樣在靜觀部落，在屋頂上做出集會所，大家一起到河裡找石頭將屋頂砌成地板，成為在山腰工作的族人們指認的驕傲，也提供部落一個聚會的場地，「完成後，部落的人還當場殺了兩隻豬，做烤乳豬給我們吃！」
這些都是將使用者的需求與地域特徵共同納入建築存在的本質。另一方面，面對著都會的空間規劃，曾瑋則將蒐集而來的廢棄腳踏車改造成詭異的強迫健身器材，占據在7-11旁的停車格上，與消費催眠和美容健身強迫症的都會人口遊戲，也與都市外在空間的使用者對話，「最後你會發現，都市空間其實都只在服務車輛，從道路規劃到一旁的停車格，其實沒有人可以介入的點……除了店家會一直出來關切外，連警察都來了，我跟他說這是腳踏車，他回我：『你的車不會動。』我就指著旁邊廢棄看起來停很久的腳踏車說：『那台還不是不會動？』最後我還是被警察開了好幾張罰單。」
就在建築空間從單元化轉入商品化的當下，曾瑋試著在一些中介空間裡，擺入不同的語境，或者是留給部落的生活原貌，或者惡搞都市空間的規範和界線／戒線，至此，我突然想起曾瑋在一本正經的展覽圖錄中，將自己裸身猛男照片，安插在一堆西裝筆挺站姿有品的建築設計者之內的畫面……
抵抗政治目的與策展分配
即使曾瑋始終認為，這次參與威尼斯建築雙年展，相當核心的目的在於抵抗雙年展－無論是藝術雙年展或建築雙年展－在台灣政府官員眼底的「向世界推銷台灣」的國族情境，然而，在展場中，我們依舊可見台灣阿嬤的花布所做成的枕頭，或者最後提案修改中加入火車環台一圈的紀錄影像投影，甚至在更早提案中出現，後來被他自己受不了終於拿掉的101大樓景象。對於阿嬤的花布等台灣意象依舊鮮明的象徵，曾瑋相當無奈地說：「官員最常問的問題就是：『台灣在哪裡？』」由於台灣外交現實與國境的尷尬位置，面對好不容易抓到的「世界」，政府總是毫不猶豫且毫無疑慮地放入為台宣傳的政治目的，如同以往的「樂園重返：台灣的微型城市」，或者威尼斯藝術雙年展的「外交」之名，無論北美館或國美館，代表台灣向世界出征的目的始終如一，於是即使是相當有意識地抵抗，經過半年的修改提案，一回一回的「台灣在哪裡？」恐怕仍舊改變不了島國政治集團藉藝術從事軟性宣傳的潛規則。
這個政治抵抗的目的似乎輾轉只能落入犬儒的姿態，然而，就在同時，今年第12屆威尼斯建築雙年展，也悄悄地揭開了策展體制的荒謬和決斷狀態。眾所皆知，去年北美館將以往威尼斯雙年展策展權收入口袋後，策展終於成為台灣藝術界的「問題意識」之一，然而更多卻是因著「政府出資花全民納稅錢參展」形成權力平均分配、公開作業的底意識作祟，特別是藝術家們究竟該「重複」或「輪流上陣」辯論，背後揭露出的名聲、經歷分配慾望。而相當反其道而行地，國美館這回透過徵件徵選策展人的作業，卻選出一個「本來打算策展人掛名從缺」的紅色空間成員曾瑋，沒有甚麼建築設計師或藝術家的選件動作，曾瑋所屬的紅色空間團隊包辦了以往被分割成四個展區給不同參展人的普里奇歐尼宮，聽起來一點都不「公平分配」、「資源分享」的動作，卻是值得讓我們重新思考以往參與國際型展覽策展體制的時機點。
果不其然，曾瑋直接了當地說：「當初確實很多人跟我建議應該要邀請誰誰誰，應該要讓其他人參加……」清楚地訴說的藝術體制行之有年的參展人分配慣例，也間接解釋了何以北美館突然取消公開徵件的做法後，在藝術圈引起的批判。其中牽涉的不只是分配問題，更是策展人權利與公家資源效應所衍生出的「倫理」和「正確性」假定，然而弔詭的是，大家也再清楚不過，文化培力從來就不是透過名額的分配與空間的共享所能夠達成。
此時，我想起曾瑋幽幽地這麼說：「我確實因此有想過是不是要找其他人來參展……但最後，我還是想維持作品的純粹性，這次的『休息中』就是我們紅色空間的作品，失敗或成功，就是我們自己的責任……不要像以前我參加其他展覽，策展人明明對作品看不順眼，卻也不好意思說……到最後都不知道展出失敗是參展人的問題還是策展人不力……」
(破週報復刊623期 2010.8.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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