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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目光的尾隨—專訪作家菲立普‧克婁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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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陳韋臻
初次見到菲立普‧克婁代（Philippe Claudel）時，他正由誠品出來，整日的會面與訪談，並未在他身上留下疲態。「Enchante!」（法語初次見面），他伸出手緊握，嘴角抿毅的刻痕與微笑，不難想像正是這位來自法國的作家、劇作家兼導演，寫下戰爭三部曲（《灰色的靈魂》、《林先生的小孫女》、《波戴克報告》）。其咀嚼著表達創作理念的文字，有時字句間停留的間隔正在思考似是嚴肅，卻在訪問過程間提及對人類未來的希望時，說自己儘管寫作經常被評為悲觀派，實則是個「樂觀」的人，手握拳頭在咖啡廳脫口而出：「很難，但我相信人類的未來會更好！Yes, We can！」語畢大笑，彷彿知道自己的創作與當下的衝突，或者與人類現下的景況，究竟有多大的衝突。
戰爭的碎片史
菲立普‧克婁代在台出版的三本書籍，是在2003年後的作品，自稱只在冬季寫作的他，並非創作量驚人，但作品本身的密度卻不容小覷。密度在於歷史的重量、人性的面向，以及不容讀者作為旁觀者的輕鬆空間。《灰色的靈魂》、《林先生的小孫女》、《波戴克報告》的共同點在於－沒有人，包括書寫及閱讀者，是人類歷史罪惡的全然受害或加害者。他挑選戰爭，卻不寫戰爭；他繞著戰爭外緣一個一個角色梳理，讓你看見戰爭之外同樣存在的罪行。
提起書中戰爭的背景，也許如同他在新書中為台灣讀者寫的，表示書籍生成乃是書中角色波戴克在某夜自行找上了他；他筆下的戰爭，也是下意識無可迴避的產物。生於1962年的克婁代，正是二戰結束的第十七年，出生與成長在法國東北的洛林區，「這個地方兩、三個世紀以來飽受戰爭之苦，加上鄰近德國...四處充滿戰爭的回憶，森林中仍舊看得到炸彈殘留下的凹洞。小時候我和朋友在玩，經常找到炸彈、手槍、軍靴，甚至是骨頭的碎片，戰爭的記憶對我來說是很熟悉的景象，那種感覺很奇怪，你甚至無法想像森林或其他地方在十五、十八年前真正的模樣。」生存在戰爭摧殘過後四處可見人類暴力記憶的克婁代，從八歲開始寫作後，便開始尋找關於戰爭的記憶碎片，對他而言，每部小說、每個角色或場景，都是人類戰爭歷史的參照。
然而，如同他在書中描寫的場景，戰爭僅是一幅座標，在此之上他擺入了歷史定義下「受害者」實際上操作出屠殺無辜的罪行，或者面對一場謀殺案時，即使轉過頭或將法庭卷宗草率拋開，沒有誰是真正自外於人性脆弱與自私的，「想要犯罪，跟犯罪，基本上是同一件事情...在這三部曲中，戰爭並不僅是背景，可能也是個重要的角色，小說裡有個人的罪過，也有團體的罪行，似乎同時是場抗爭，卻也是謀殺，什麼是最殘酷無人性的？是眾人的謀殺還是個人罪行？這是這些小說中最基本的問題。」用了大量狀似淡漠與細節的文字，克婁代丟了問題給讀者，卻也同時把讀者拋入人類歷史的濃黑闇洞中，不留答案。
右手拿筆與鏡頭，左手指向社會
身為一名創作者，克婁代對於自身創作媒材的權衡，似乎是場無休止的堅持。表示自己構想故事時，究竟該以文字或影像表達，「很怪，自己就會很清楚」，然而倘若要相互援引改編，例如曾有人表示要將他《林先生的小孫女》改編成電影，「想了一年之後，我拒絕了...作品中那種詩意，被改寫成視覺畫面，達不到，另外，書中沒有特定的國度，在電影中也很難被保留這個空間。」
那末，文字與電影對於克婁代而言，究竟產生了何種不同的社會效應？他坦言，電影作為大眾藝術的現在，相較於文學，是能夠碰觸到更多群眾的，「像是我之前的《我一直深愛著你》（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me），你很難想像光是法國就有一百萬個看過...而文學相較之下，則更需要時間長度醞釀，甚至是在底層的暗流運作，但相對是更深入的。」
面對自己作為一名創作者的責任，克婁代的答案是：接近真相。雖然寫歷史，但克婁代卻相當後現代地認為，歷史乃是被撰寫出來地，每個當下各國各人相信的歷史，實際上並非是所謂的真實，「政府尤其容易去改寫歷史。當你拿起課本，法國與德國就絕對不同，中國與台灣、日本也是。因此歷史學家的工作很重要。但創作者的責任就是要由不同途徑去接近真相，這個『真相』，也就是人類的真相。」例如在《波戴克報告》中，儘管撰文並非交代國家地理座標，但他卻期許這是部具備社會面向的小說：「這揭示了我的國家中，有許多人都難以接受其他外國或特殊的人士，我們必須打開手臂、心胸、資金乃至於社會，去接受其他人的存在。」
「要作為一個人，很難」
訪問過程中，克婁代不止一次重複著：「要作為一個人，真的很難。」他援引十七世紀法國哲學家巴斯葛（Blaise Pascal）的話語，「人既非天使，也非野獸」，來表達他面對人性的觀點。如同《灰色的靈魂》一書的托寓，在他眼中沒有純白的靈魂或黑色的靈魂，每個人都揉雜著善惡於身，「我們都是一樣的人...我們必須去成為一個人，每天都得與我們的惡質抗衡...我在生活中，經常感覺像是沒有皮膚的保護，被各種事物經驗直接且深刻地撼動，於是我只能書寫去轉化這些經驗，好讓我可以繼續生活下去。」
然而，倘若世界上，同樣的罪惡在不同時空一再重複，而每個所謂歷史罪人也都有屬於人性光輝的一面，我們究竟該如何面對、評價人類歷史的錯誤？面對這項在我閱讀過程中，不時鑽出來的指控，克婁代首先提到那些已經被歷史審判過後的納粹：「他們是真正的施虐、施暴者。但當他們回家面對妻小時，這個野獸也變成天使了。這是同一個人。人們會忘記施暴者也有這一面...法國同樣，1940年納粹入侵法國後，貝當（Henri Philippe Petain）政權同樣未對猶太人伸出援手，反而將在法國的猶太人遣送到集中營。這是歷史，也是法國的羞恥...1970年代赤棉政府下，兩百萬人遭屠殺，1/3的國人死亡，屠殺的不只是納粹。但我們必須要理解屬於我們人性的野獸面，才有可能與之決鬥...」
於是，與克婁代訪談過程，出現了各種人類近代史內的屠殺事件，也論及全球貧富不均和地球暖化的現下問題，對於克婁代而言，貧窮、極權或戰火之下的人民，揭示出來的是人性的貪婪與自私暴行，而作為一個小說家，他堅持的不是揭露或呈現，而是提問。「上一個世紀是人性醜聞的世紀，我們必須去質問這些問題，例如在二十世紀，在眾多謀殺底下，神到底在哪裡？我認為這是寫作者最重要的工作...必須強迫讀者看進去，看入你所提出的質問當中。」
也正是克婁代賦予自身創作的這項責任，作為一個讀者，我耗費著精神與氣力承受所有他所寫所言，濃縮著歷史殘片與人性的所有細節，克婁代的提問直接搗向讀者，無論你相信人性本善或本惡，也無論你坐落在戰爭底下正邪哪方。就如同克婁代所堅持的：「文學就是要不停擾動讀者。」
(破週報復刊599期 2010.2.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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