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韋臻
Chen Wei-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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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目光的尾隨—專訪作家菲立普‧克婁代
 
文 / 陳韋臻

初次見到菲立普‧克婁代(Philippe Claudel)時,他正由誠品出來,整日的會面與訪談,並未在他身上留下疲態。「Enchante!」(法語初次見面),他伸出手緊握,嘴角抿毅的刻痕與微笑,不難想像正是這位來自法國的作家、劇作家兼導演,寫下戰爭三部曲(《灰色的靈魂》、《林先生的小孫女》、《波戴克報告》)。其咀嚼著表達創作理念的文字,有時字句間停留的間隔正在思考似是嚴肅,卻在訪問過程間提及對人類未來的希望時,說自己儘管寫作經常被評為悲觀派,實則是個「樂觀」的人,手握拳頭在咖啡廳脫口而出:「很難,但我相信人類的未來會更好!Yes, We can!」語畢大笑,彷彿知道自己的創作與當下的衝突,或者與人類現下的景況,究竟有多大的衝突。

戰爭的碎片史

菲立普‧克婁代在台出版的三本書籍,是在2003年後的作品,自稱只在冬季寫作的他,並非創作量驚人,但作品本身的密度卻不容小覷。密度在於歷史的重量、人性的面向,以及不容讀者作為旁觀者的輕鬆空間。《灰色的靈魂》、《林先生的小孫女》、《波戴克報告》的共同點在於-沒有人,包括書寫及閱讀者,是人類歷史罪惡的全然受害或加害者。他挑選戰爭,卻不寫戰爭;他繞著戰爭外緣一個一個角色梳理,讓你看見戰爭之外同樣存在的罪行。

提起書中戰爭的背景,也許如同他在新書中為台灣讀者寫的,表示書籍生成乃是書中角色波戴克在某夜自行找上了他;他筆下的戰爭,也是下意識無可迴避的產物。生於1962年的克婁代,正是二戰結束的第十七年,出生與成長在法國東北的洛林區,「這個地方兩、三個世紀以來飽受戰爭之苦,加上鄰近德國...四處充滿戰爭的回憶,森林中仍舊看得到炸彈殘留下的凹洞。小時候我和朋友在玩,經常找到炸彈、手槍、軍靴,甚至是骨頭的碎片,戰爭的記憶對我來說是很熟悉的景象,那種感覺很奇怪,你甚至無法想像森林或其他地方在十五、十八年前真正的模樣。」生存在戰爭摧殘過後四處可見人類暴力記憶的克婁代,從八歲開始寫作後,便開始尋找關於戰爭的記憶碎片,對他而言,每部小說、每個角色或場景,都是人類戰爭歷史的參照。

然而,如同他在書中描寫的場景,戰爭僅是一幅座標,在此之上他擺入了歷史定義下「受害者」實際上操作出屠殺無辜的罪行,或者面對一場謀殺案時,即使轉過頭或將法庭卷宗草率拋開,沒有誰是真正自外於人性脆弱與自私的,「想要犯罪,跟犯罪,基本上是同一件事情...在這三部曲中,戰爭並不僅是背景,可能也是個重要的角色,小說裡有個人的罪過,也有團體的罪行,似乎同時是場抗爭,卻也是謀殺,什麼是最殘酷無人性的?是眾人的謀殺還是個人罪行?這是這些小說中最基本的問題。」用了大量狀似淡漠與細節的文字,克婁代丟了問題給讀者,卻也同時把讀者拋入人類歷史的濃黑闇洞中,不留答案。

右手拿筆與鏡頭,左手指向社會

身為一名創作者,克婁代對於自身創作媒材的權衡,似乎是場無休止的堅持。表示自己構想故事時,究竟該以文字或影像表達,「很怪,自己就會很清楚」,然而倘若要相互援引改編,例如曾有人表示要將他《林先生的小孫女》改編成電影,「想了一年之後,我拒絕了...作品中那種詩意,被改寫成視覺畫面,達不到,另外,書中沒有特定的國度,在電影中也很難被保留這個空間。」

那末,文字與電影對於克婁代而言,究竟產生了何種不同的社會效應?他坦言,電影作為大眾藝術的現在,相較於文學,是能夠碰觸到更多群眾的,「像是我之前的《我一直深愛著你》(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me),你很難想像光是法國就有一百萬個看過...而文學相較之下,則更需要時間長度醞釀,甚至是在底層的暗流運作,但相對是更深入的。」

面對自己作為一名創作者的責任,克婁代的答案是:接近真相。雖然寫歷史,但克婁代卻相當後現代地認為,歷史乃是被撰寫出來地,每個當下各國各人相信的歷史,實際上並非是所謂的真實,「政府尤其容易去改寫歷史。當你拿起課本,法國與德國就絕對不同,中國與台灣、日本也是。因此歷史學家的工作很重要。但創作者的責任就是要由不同途徑去接近真相,這個『真相』,也就是人類的真相。」例如在《波戴克報告》中,儘管撰文並非交代國家地理座標,但他卻期許這是部具備社會面向的小說:「這揭示了我的國家中,有許多人都難以接受其他外國或特殊的人士,我們必須打開手臂、心胸、資金乃至於社會,去接受其他人的存在。」

「要作為一個人,很難」

訪問過程中,克婁代不止一次重複著:「要作為一個人,真的很難。」他援引十七世紀法國哲學家巴斯葛(Blaise Pascal)的話語,「人既非天使,也非野獸」,來表達他面對人性的觀點。如同《灰色的靈魂》一書的托寓,在他眼中沒有純白的靈魂或黑色的靈魂,每個人都揉雜著善惡於身,「我們都是一樣的人...我們必須去成為一個人,每天都得與我們的惡質抗衡...我在生活中,經常感覺像是沒有皮膚的保護,被各種事物經驗直接且深刻地撼動,於是我只能書寫去轉化這些經驗,好讓我可以繼續生活下去。」

然而,倘若世界上,同樣的罪惡在不同時空一再重複,而每個所謂歷史罪人也都有屬於人性光輝的一面,我們究竟該如何面對、評價人類歷史的錯誤?面對這項在我閱讀過程中,不時鑽出來的指控,克婁代首先提到那些已經被歷史審判過後的納粹:「他們是真正的施虐、施暴者。但當他們回家面對妻小時,這個野獸也變成天使了。這是同一個人。人們會忘記施暴者也有這一面...法國同樣,1940年納粹入侵法國後,貝當(Henri Philippe Petain)政權同樣未對猶太人伸出援手,反而將在法國的猶太人遣送到集中營。這是歷史,也是法國的羞恥...1970年代赤棉政府下,兩百萬人遭屠殺,1/3的國人死亡,屠殺的不只是納粹。但我們必須要理解屬於我們人性的野獸面,才有可能與之決鬥...」

於是,與克婁代訪談過程,出現了各種人類近代史內的屠殺事件,也論及全球貧富不均和地球暖化的現下問題,對於克婁代而言,貧窮、極權或戰火之下的人民,揭示出來的是人性的貪婪與自私暴行,而作為一個小說家,他堅持的不是揭露或呈現,而是提問。「上一個世紀是人性醜聞的世紀,我們必須去質問這些問題,例如在二十世紀,在眾多謀殺底下,神到底在哪裡?我認為這是寫作者最重要的工作...必須強迫讀者看進去,看入你所提出的質問當中。」

也正是克婁代賦予自身創作的這項責任,作為一個讀者,我耗費著精神與氣力承受所有他所寫所言,濃縮著歷史殘片與人性的所有細節,克婁代的提問直接搗向讀者,無論你相信人性本善或本惡,也無論你坐落在戰爭底下正邪哪方。就如同克婁代所堅持的:「文學就是要不停擾動讀者。」

(破週報復刊599期 201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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