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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展示形式與其減損：關於「我叫小黑」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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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王聖閎
我並不支持使用活體動物於藝術展演之中，無論藝術作品能喚起意義多麼重大的深刻討論（國族主義的、動物權∕福利的、語言政治的…），目前都沒有足夠充分的理由支持我們這麼做。我會在以下的討論裡給予我為何做出如此結論的初步論點，好提供大家作為進一步評議的基礎。
許多人都閱讀並轉載了〈「我叫小黑」的倫理問題〉這篇網路文章。我同意這篇文章裡批評媒體粗糙操作議題的部分，因為那帶出的經常是一種泛道德化的批評意見，以及對於藝術作品過於簡化的解讀。這是許多支持或聲援藝術家的人所採取的立場，因為若是流於一般「愛護動物」式的泛泛之論，經常是缺乏任何討論空間的，而藝術作品中最重要的恰恰是其所展開的討論層次與灰色地帶。其次，從維護動物權∕動物福利出發的批評立場，目前也有自身尚待解決的內在矛盾，因為就人類目前社會經濟運作模式，以及在此之上所發展出的人與動物之關係現況而言，並不容易確立出一體適用的普遍性判準。除非意見走向極端（但走向極端經常意味著藝術問題的全然退位），否則論述的主要場域仍是在促進「最大的善」，並抑制「最小的惡」之上，意即在某些特定的條件下，允許適當地將動物為人所用的情況發生（如Peter Singer）。但回到評判藝術作品的問題上，這裡面臨的第一個重要癥結是：
「我們可以單純依據道德上的判準，來判斷一件藝術作品的好壞嗎？」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因為（1）只使用道德判準是不充分的。（2）一件藝術作品確實可以既是重要作品，但同時在道德上具有爭議，驚世駭俗且令人感到不安。這在藝術史上有非常多例子，因為道德判準是動態而非固定不變的。限於篇幅且為了使討論聚焦，請容我先不一一列舉。扼要地說，唯有重新建構一個新的藝術判準，我們才可能恰當地給出具有說服力的批評（而不是單純高舉道德判準）。在「我叫小黑」所引發的諸多爭議裡，現行的批評意見之所以令人不滿意，是因為並沒有聚焦在作品「之所以必須展示活體生命的必要條件」上，並據此提出該作品究竟好或者不好的充分理由。關鍵在：「活體生命的展示意義與價值」。
在〈「我叫小黑」的倫理問題〉這篇文章裡，作者論述上的漏洞即在於：他沒有清楚闡釋一般的動物倫理學問題，在「換置」到藝術展演脈絡裡的差異。特別是他所提到的第六點：「六、『不可進行動物活體藝術展覽，即使這個實驗對動物的健康無害沒有明顯傷害。』：這樣的說法也是比較到味的。在這裡需要證立的，有可能有「動物對於被展覽有反感或是不良影響」這件事。或是其他理由。但無論如何，如果你不反對動物參與某些表演活動，你在說明這問題時就要把馬戲團猴子、賽馬、奧運馬術等的情況排除掉。」在此，作者並沒有真正回答，在排除馬戲團等讓動物參與表演活動的情況下（意即排除展示動物的娛樂價值），還有什麼必要條件支持著「可以動物活體藝術展覽」，從而可以反駁他所列舉的這第六種批評意見？（而在作者的後續行文裡，唯一點出的只有極端動物權主張會面臨的缺乏普遍性判準的問題。）
簡言之，活體生命在藝術空間中的展示性疑慮，並不同於動物園、海生館一類豢養狀況，可以從教育心理學的角度獲得較為清晰的解答。意即，部分研究主張人類仍然必須在近距離與動物實際接觸、觀察的過程中，才可能真正發展出對動物的深刻理解，從而產生關懷動物所需的深刻同理心。因此，動物園展示圈養並展示活體動物的意義，建立在此動物園的必要之惡上。（儘管如此，該必要之惡都必須有所限縮。）據此延伸，我們來到第二個重要癥結點：
「在藝術創作中，展示活體生命的必要性是什麼？又，支持動物參與或成為作品組成要件之一的穩固基礎是什麼？」
我認為很難找到一種強而有力的必要性支持活體展示。但理由全然可從藝術領域獲得解答：因為當代藝術早就已經發展出許多能夠指涉生命的實踐策略和形式（例如藝術文件）。如果說，生命就是一種沒有終極成果的純粹活動，一種純粹的存有；生命本身就有其豐沛厚度與至高的優位性，那麼，任何希望置入生命、討論生命、指涉生命的藝術創作，都必須思考「如何在不減損與異化的前提下，創造性地表達它」──除非這種減損本身帶有強烈的自反性（如謝德慶極端非經濟的自我耗損），從而彰顯人決斷自身生命的高度意識。
但在「我叫小黑」的爭議裡，使用活體生命最大的問題在於：將其作為藝術表達的材料或組成部分，很難免於「將另一生命予以工具化」的疑慮。（此一工具化基本上與鳥本身是否被完善對待、健康狀況是否被精密控管無涉。）更重要的是，這種工具化的展示，正是對生命的一種減損。而這樣的減損必要性為何呢？
正因為在〈我叫小黑〉這件作品裡，這個正在被減損的生命，在展示上有其模糊性（是關於鳥的類科學實驗，是藝術家本人對語言學習情境的想像，還是國族主義的投射…等等）。此一模糊性雖然一定程度地打開作品的詮釋空間，但卻也間接指出：它並非獨一無二、絕不可替換的存在（例如藝術家自身的生命）。而任何一種可行替代方案的成立，都會嚴重削弱〈我叫小黑〉目前這種展示方式的根本基礎。
更不用說，在當代藝術裡，其實存在各種透過文件、錄像、聲音等方式──儘管可能只是一件關乎生命的複製品或指引（index），但它卻能夠透過對新的敘事、新的空間脈絡，以及新場址（site）的設置，從而使藝術文件獲得如原生命∕原創物一般的靈光的表達方式。因此，與其相信活體生命在藝術展示中的必要性，我更願意相信當代藝術表達途徑的多元性。
基於以上理由，我不支持在藝術展演之中使用活體動物，即使這樣的展演對動物的健康沒有任何侵害，即使這樣作品能夠引發關於「藝術與道德、動物權等議題」的深刻討論與思想生產，都沒有必要這麼做。但請注意，這樣的立場不能被無限上綱，直接跳躍理解為「極端動物權的伸張」，這會是一種誤讀。因為批判「使用活體動物於藝術展演之中」的真正論述基礎在於：「相信藝術總是有各種替代方案」；因為當代藝術最有趣也最值得期待的地方，恰恰在於它能繞過既有議題窒礙難行之處，找出使問題獲得新生、另闢蹊徑的偏行路線。這是藝術為何經常被視為答案或方法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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