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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盪在現實與虛擬之間的知識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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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王聖閎
這幾年，因為生活上的轉變，越來越少待在某個固定的空間裡讀書和寫作。記憶中，生活裡也從未有一個空間能真正符合「書房」這兩字的概念——我指的是一個可任由你決定書本擺放秩序，決定工作桌上筆記、資料之凌亂程度的理想空間。現實中的書房，通常是指與其他生活機能重疊，同時也與其他生活雜物一起堆放的三四坪不到的地方。而所謂陳列書本的「書櫃」，通常指的是床底下夾縫、雙人床的上舖，或者乾脆就直接在床上，是睡覺時你得先用蛙式撥開才能睡的地方。再不然，就是指牆角那堆用簡易三夾板與空心磚組合成的東西。除非運氣好，有認識手巧的藝術家朋友直接幫你釘一個，不然真正意義上的書櫃，多半都是在生活型態脫離必須頻繁於不同租屋處之間搬遷的狀態，在生活圈定下來之後，才會開始穩定地出現在生活空間裡。
簡言之，除了透過那些腦袋裡裝著浩瀚宇宙的知名學者、作家所披露的書房照片外，經由書櫃排列以完整呈顯某個人所內化的特殊「知識圖景」這種事，往往只有在作為研究助理或學生的你被叫進老闆辦公室（研究室）的那一刻，才會見到。我們或許不能忘記，書本在某個私人空間中聚集堆放的景象，一方面固然是特定知識生產與工作模式的揭露，但另一方面，它毫無疑問地也是一種資本累積的象徵和展示。
相較於真實物理空間中的存放狀態，更多時候，其實是我們工作用的個人電腦、筆電或平板電腦，透露了一個人的「知識圖景」可能是什麼模樣。當然，許多功能強大的資料彙整軟體，會讓人們傾向由它們代勞，從而使這種「知識圖景」的大致輪廓顯得「規格化」。但你仍然不能否認，我們如何命名資料夾與檔案名稱的方式，以及如何管理它們彼此之間的層級關係、連結關係（無論置於桌面還是硬碟的某個幽暗角落裡），正訴說著我們當代人的思維方式。這幅「知識圖景」的輪廓——無論個人化與特性化程度之高低——本來就是人與媒體、與訊息介面互動的結果。差別只在於，在過去，現實空間中我們是透過實體的檔案櫃、書擋、資料夾∕袋、便利貼、書籤等工具來進行資料的管理。而今日，在電腦或行動裝置裡，我們是透過Google Drive、書報攤、Evernote或者Instagram來協助我們完成這件事。關於知識建構，其實已注定是這樣一個擺盪在現實與虛擬之間的宿命。
兩年前，我收到的生日大禮是另一半送給我的平板電腦。原因是她體貼地注意到我總是把書包塞滿許多又厚又重的書籍，再加上筆電、裝滿寫作筆記的諸多資料夾，她擔心這個幾乎等於是我個人行動書櫃的書包，遲早有一天會壓垮我的身體。新工具的出現，讓我認真思考讓書房徹底「游牧化」的可能性；既然實體書總是有堆放空間不足的問題，那麼數位化後全丟上雲端空間，平板電腦就能順理成章地成為「眾書之書」。反正，若是忍不住畫線眉批註記的衝動，現有的工具軟體也能辦到。而想要精讀時，列印所需章節出來便能繼續工作。這似乎再理想不過了，不是嗎？
但即便如此，人與知識之間仍無法變成純粹虛擬的關係；書櫃與書房的游牧化雖然大幅減輕書籍重量對身體造成的負擔，也能解決突然希望查詢某本書，書卻不在手邊的問題。但它依然無法取代「身體」在知識生產裡所佔有的關鍵位置，特別是當你必須同時在多筆資料文獻之間抽取出概念框架，或者替它們找出隱含關連時，手眼來回比對所展開的身體性運動，是再大的電腦螢幕桌面都無法提供的。同時，當你在進行抽象思考時，紙筆書寫依舊是你最忠實的好朋友。
換言之，書本知識（無論是語言還是圖像）雖然是理解世界的重要窗口，但在人與知識建立關係的道路上，我們仍然很需要身體，而且是以一種非常古老的方式。許多人總是擔憂新科技的誕生已劇烈地改變了我們。我們似乎變得更缺乏專注力、更破碎地吸收新知，同時也更缺乏耐心。網路與新溝通技術已徹底改變了人的認知模式。這些警告多少都有點道理，但神經科學家同時也告訴我們：大腦其實並沒有因為數位時代的來臨而改變太多，至少，人的演化速度遠遠追不上新科技發明的速度。因此無論是面對手機、電腦還是傳統書籍，大腦仍然必須透過反覆持續的運作和練習，來建立對某一類訊息、經驗、記憶的敏銳處理能力，就像人的手臂一樣。
這意味著，任何一位致力於知識生產的研究者，都仍必須透過規律的作息來部署自己的身體；持之以恆地走進她的書房，在書櫃前，在桌面上，按部就班地與她自己的書寫相遇，同時也與未來的自己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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