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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剩的藝術家生產線之外，我們還能擁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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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王聖閎
誰需要藝術家的名字
在上回「藝術視野」的文章裡，我初步討論了倚靠單一藝術家之聖像化的機制運作方式，很有可能會為新興藝術生產模式（如著重參與性、關係性的創作）的實踐與想像帶來阻礙。請讓我繼續從其他面向來延伸這個問題。
簡單地說，「聖像化邏輯」就是一種以創作者個人的「作者之名」為中心，以進行文化資本交換及累積的運作邏輯。但它完全不是什麼陌生的新概念，而是長久以來維繫我們藝術機制運轉的核心引擎，同時也是一種很難撼動的基本思維習性。體現在藝術創作上，最顯而易見的便是創作者獨善其身式的個人美學經營。而從機制面觀之，這部核心引擎運轉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把所有人力物力資源都灌注到一個又一個藝術家的名字上。換言之，一直以來，機制內部所有的指名系統與評價系統多依循此項最高指導原則，來進行（文化）資本的分配與調動。舉凡以單一藝術家為論述對象的報導和推介、重要獎項的授與（特別是鼓勵年輕藝術家的獎項）、美術館典藏與藝術市場的買賣、國內外駐村的交流，甚至在2013年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爭議裡，對藝術家評選機制及代表性的討論，其背後全都與「聖像化邏輯」脫不了關係。扼要地說，如果能把台灣當代藝術的基本運作模式與思維化約成一句話，那麼這句心照不宣的話就是：「把藝術家推介出去」。
或許有些人會感到疑惑，藝術家做作品，小說家寫小說，導演拍電影，詩人寫詩，這不是理所當然的事嗎？特別是在視覺藝術領域裡，絕大多數的創作者不都是在「個人」的層次上，追求藝術的創造和突破嗎？倘若如此，為何我們有必要對「聖像化邏輯」進行反思？而問題又在哪裡？
就先前我藉助參與式藝術的討論而言，「聖像化邏輯」的問題可以歸結在兩個面向：其一是長久以來，由於藝術機制過於習慣並仰賴這種圍繞「單一作者」思維而建立的指名系統與評價系統，因此，即便更具社會性、群體性與關係性的新興藝術實踐早已出現，藝術機制往往只聚焦於該實踐的發起者∕帶領者∕企畫者，但對同樣涉事其中的參與者們，卻徹底缺乏細緻描述的能力——簡言之，在現有的藝術機制裡，「諸眾」（multitude）其實欠缺真正現身的條件與契機。其二，聖像化單一作者的評價模式，不僅根深蒂固於一般展演活動背後的基本操作邏輯，也深植於在地藝術史的修辭方式裡。這種書寫的墮落，便在於它既無能，也無意反思「名人列傳」式的老舊知識建構模式，甚至以為所謂的脈絡梳整，就是以大量的論述堆砌，一一表列、覆頌「大師」生平事蹟與系列作品。（額外一提，許多指責當代藝評過於哲學化、理論化的批評意見，經常忽略了現今著重論理的批評觀之所以會出現，恰恰就是為了對抗並且清掃過往上述這種「名人列傳」式、身家論式的迂腐書寫傳統。）
只專注於自身的藝術創作現況
若把焦點轉向年輕藝術家的創作（我指的是如今莫約三十歲上下這一代，如今正於國內外各種展演機會中嶄露頭角的年輕創作者們），這種過於狹隘、因循的「聖像化邏輯」也帶來一些值得深思的問題。如果你恰巧是一位每個禮拜都被顯然爆量之展覽生產所轟炸的藝文記者、藝術雜誌編輯或評論作者，你應該不難發現這件事：幾乎所有的藝術家都只專注於「做自己的事」，發展自己獨立的創作脈絡，苦心鑽研個人的藝術語彙、風格或計畫。事實上，這個如今早已失衡的藝術機制及學院教育不僅鼓勵他們這麼做，幾乎所有機制性條件也都支持他們只在個人層次上思考藝術問題，經營所謂的「個人品牌」。（或者，如批評家Boris Groys所說：這是藝術家的「自我設計」。以致於，若翻開藝術雜誌那些報導「展覽快訊」或「現場直擊」的頁面，我們看到的總是過量再過量的個展發表，鮮少有新穎的群體性實踐，或者集眾人之智∕志的大型藝術計畫。
此一現象帶來的立即結果，便是我們有太多僅止於想要發表各自創作成果，卻仍希望有一獨立策展人「掛名」的聯展。我們不難發現，在這些其實並不需要策展人，或者其功能僅止於公關連結與文宣生產的展覽裡，有時籌組一個漂亮的藝術家名單，其本身的意義便大過一切。相較之下，展覽名稱與策展概念往往都是次要的。由於不像大型雙年展那般能調動較多的機構資源，或者擁有充足時間提早與藝術家溝通策展概念，進行縝密的合作與討論，這類「名單展」的獨立策展人幾乎不可能影響藝術家們既定的個人創作、駐村與展覽計畫，甚至要求他們跨出自身創作脈絡之外，從事自己不熟悉的藝術實踐及不習慣的藝術思考。換言之，除了構思引人矚目、具話題性的策展論述之外，獨立策展人的問題意識往往難以深入藝術家的創作生產過程；除非創作者很有意識地維持自己創作的開放性，否則策展人多半只能在作品完成之後，再依據作品可能開展的議題面向，進行詮釋性的縫織與串接，甚至僅將心力投注於展覽技術學與展覽公關學面向的任務。
在封閉的靈魂密室之外
但更具問題的部分卻是反映在年輕藝術家的環境養成上。近日幾位評論作者或雜誌編輯朋友們皆不約而同談到類似的問題：不少靠著創作生涯裡第一個得獎系列而出道、成名甚早的創作者，往往容易陷溺在這些風格過早被固定、問題視野被侷限的創作脈絡裡，不斷重複自己，難以進步。當他們遭逢創作瓶頸時，多半選擇在個人的層次上尋求突破；然而當他們獲得極具企圖心（但時常超出個人能力所及）的問題意識、實踐靈感與創作計畫時，往往仍選擇在那幽暗而封閉的內在靈魂密室裡進行。我認為，「聖像化邏輯」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即是這種過於偏狹的「個人」；它不僅助長創作過度閉鎖在單兵作戰模式的弊病，也使得年輕創作者不習慣向外尋求跨領域專業的奧援，甚至主動組建自己的創作研究團隊。
不少人或許會問：90年代後，隨著學院教育的成熟，不也出現許多以集體作戰方式，或以藝術空間聚落來匯流創作能量的藝術團體嗎？確實是如此。然而除了少數長青者（如近年在國際交流上頗有斬獲的「打開—當代」），其實更多的是無以為繼的短命藝術團體。這些團體多半在成立初期，便展現極為新穎的群體實踐成果，但可惜的是，他們往往也在更為成熟的群體創作孕生之前，便徹底燃燒殆盡。隨著畫廊、美術館以及藝術市場的常態化運作，著重單一作者之名的「聖像化邏輯」依舊將年輕的團體成員拆分成一個又一個「擁有不同發展際遇」的創作個體，而團體最終也難逃離成員各自單飛或解散的命運。（而少數續命至今的老藝術團體，最終若不是流於傳統畫會式的素樸集結，便是缺乏反思性地重複著制式的展覽生產，甚為可惜。）
但請別誤會！倡議對「聖像化邏輯」進行反思，並不等於我們應當捨「個人」而就「群體」式的藝術生產模式，我也無意將兩者對立起來。換言之，將「聖像化邏輯」問題化並不是為了偏執地逃離「個人」，而是為了扣問：在過量且過剩的個人藝術家生產線之外，我們究竟還能擁有什麼？除了繼續製造一檔又一檔個展或者根本無須策展的名單展，我們對於視覺藝術的文化生產還能有什麼不一樣的想像？因為面對越來越險峻的未來，藝術圈若要真正地突圍，其力量寓居在集結眾人智慧，並且進行區域性整合與連結的在地藝術實踐裡。而台灣當代藝術的機會與出路，或許根本不是生產出幾個能夠在跨國雙年展架構中流通、並且不斷被所謂國際級策展人揀選的「藝術家名字」。只是，對一個本質上信奉單一作者之形塑，甚至在其深層思維結構裡從未真正相信群策群力的單薄文化領域來說，上述問題恐怕仍是現階段有待深刻省思的艱難課題。
《藝術家》460期，2013.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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