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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不」便是積極抵抗的起點：關於藝術工作現場的內在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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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王聖閎
相互剝削的鎖鍊
日前閱讀一篇部落格文章，內容是批判政府官員在承辦某一國際參訪團的口譯發包案時，想撿便宜又不尊重專業的荒謬心態。且由於原本並未編列口譯預算，卻又希望讓參訪團能順利成行，因此承辦人員不僅必須挪動其他預算來支應口譯費用，更罔顧其專業應有的合理報酬，以人情壓力拜託該文作者務必在低於市場行情的工資條件下幫忙。
雖然該文並未交代與承辦人員之間的詳細對話，但我想這樣的場景對許多人來說應該不陌生，因為這就是一天到晚用來拗藝術工作者（或者彼此互拗）的基本話術：
「我們希望做到XXX，但是礙於預算有限，所以OOO」。
如果提出不合理要求的人是公家機關，或許還能理所當然地將「官方」設為明確的批判對象。但難就難在，透過人情壓力請託的人往往是你難以拒絕的對象，例如有著隱含權力關係的師長、或者是與你同樣謀求發展的換帖藝術工作者朋友。因此絕大多數時候，如此相互剝削的問題不會浮上抬面，而是被訴諸「兄弟 / 姊妹情誼」或「共體時艱」的工作氛圍所掩蓋。又或者，由於被剝削者本身對展演活動價值的認同，主動提供志願性、自我犧牲式的勞動付出，從而緩解了這種被壓榨的感受。
但這不代表剝削的鎖鍊會自動消失。相反的，由於視覺藝術勞動市場的規模甚小，實踐機會亦少，許多藝術工作者皆會選擇主動與他人連結，形成較為緊密的互助勞動網絡。在人力、資金經常短絀的情況下，許多展演活動若要維持一定的品質，經常必須動用創作者自己的私人網絡，倚靠大量無償的友情交換式勞動來完成。因此，這類志願性勞動不僅具有明確的交換價值，事實上也將所有參與此一「義氣相挺式工作方法」的人們，全都綁縛在一張牢固不破的相互剝削網絡裡。
理想上，友情交換式勞動當然有其正面意義：在同儕相互砥礪、互不計較時間與精力的無償生產網絡裡，藝術工作者確實有可能形塑出一個充滿創作熱情和能量的世代團塊。但這種勞動交換關係是一把兩面刃。因為長久以來，我們習於以大量無償或低於市場行情的勞動條件來支撐所有的展演活動，這不但讓藝術勞動市場一直缺乏走向合理化、正常化方向的積極動力，也使得藝術工作者容易低估何謂合理的勞動條件及工資。說句不中聽的話，近年視覺藝術圈有越來越多人積極參與公共議題的討論，聲援各種社運的抗爭。但在聚焦諸多不公不義的同時，我們可曾以同等的批判力道，指向藝術自身產業結構與勞動市場內部的種種扭曲？
在工作團隊的灰色布幕裡
確實，藝術工作者的困境與長久以來，藝術勞動市場的規模和資金都極其有限，無法提供相對多的職缺與較好待遇息息相關。以致於，在現實的工作現場裡，無論藝術家、策展人、幕後行政人員總是一人分飾多角，即使不是十八般舞藝樣樣精通，至少也必須事事操煩。因此，所有人一方面都深陷永無止境的過量工作負擔。但另一方面，真正的專業分工生態卻始終無法成形，讓早已過度積累的工作量能夠有效地分攤出去。
我認為，當代藝術之所以始終停留在手工業式的小型勞動規模，主因固然是目前極其拮据的資源與分配問題，因此許多組織機構和展演活動，都只能在最精簡的人力下執行。但是，藝術機制現有評價系統的缺陷，意即無能力對更為龐雜的團隊分工狀態，進行更加細緻的貢獻區辨和肯定，恐怕也是相當重要的原因。換言之，現有的評論除了聚焦作品本身之外，往往仍習慣將焦點放在那些被機制授予作者身份，意即位於「前台」的創作者或策展人身上。可是對於同樣做出重要貢獻的「後台」工作團隊，我們的討論卻很貧乏，彷彿他們只是襯托「前台」成果的灰色背景布幕；我們幾乎從不過問展覽主視覺是誰設計的（儘管，有時確實是藝術家自己處理的，但並非總是如此）；不在意木工或者負責同步播放螢幕的技師是誰；不管展覽專刊是由哪位背景知識豐沛的翻譯者負責，甚至也不理會究竟是哪位專業的協調人（coordinator）負責調配資源的工作，又是哪位專案經理人在背後充分運用靈活溝通技巧，使不懂彼此專業語言的相異領域成員得以合作無間…。這些無形付出皆是決定一檔（大型）展演成敗的重要因素。
或許有人會反駁說，這些屬於藝術行政專業的問題，並不是評論應該處理的主要對象；評論只需專心面對作品和創作論述即可。但從更寬泛的層次來看：如果一個藝術環境始終看不見這些幕後工作者的勞動付出，無法以某種評價形式肯定其在不同專業區塊做出的傑出貢獻。那麼，我們又怎能期待這些不同領域的專業人才，會願意留在這個環境裡長期耕耘呢？姑且先不論勞動密度與報償不成比例的問題，如果我們總是只在欠缺這些專業能力的協助時，才想到要為其編列預算（且經常是臨時性∕專案式的低薪待遇）。那麼，這些因為貢獻長期不被看見，以致於難以形塑工作認同的大量臨時性人力，或者雖然具備高度專業，但卻難以在當代藝術環境中將其服務常態化的工作者們，要如何成為未來更具規模之大型製作的堅實後盾？相反的，在一個又一個追求短效的專案式、週期式工作機會裡，這些浮沈在藝術機制邊陲的勞動者，總是不斷經歷生命經驗的磨耗與碎裂化。在此工作條件下，試問其經驗、技術與知識又如何縱深累積，並反過來成為機構本身的重要資產？
擺脫以製作成本為主的預算思維
不可諱言的，即便是經費相對充裕的公家機關，我們看到的多半仍是倚靠高流動率、宛如免洗筷一般的大量基層行政人員：短期約聘僱、實習、工讀以及義工團隊，支撐起展演活動絕大部分的執行業務。可是，縱使人力短缺至此，過量工作至此，許多組織機構卻無法轉念，醒悟到「人」其實才是最必須優先保障的資產，而非藝術作品。一直以來，視覺藝術的生產思維始終是以物件式作品為核心，以完成展演製作本身為目的；所有人都在想盡辦法填滿一切檔期、空間和版面，不斷將資源投入這個停不下來的生產迴圈。然而弔詭的是，許多與人相關的成本花費，往往不會在預算訂定初期就被充分考慮，更不會被授予足夠的運用空間——於是我們再次回到文章開頭相互剝削的場景裡：「礙於預算有限，所以…」。簡言之，所有屬於人力成本的費用，舉凡藝術家參展費、策展費、稿費、出席費、翻譯費等，其地位往往遠不如與作品∕展覽製作直接相關的費用，如製作費、運輸費、展場設計費等。甚至，在經費空間縮減或預算執行失控時，人力成本經常是第一個被犧牲的。這也是交換式勞動經濟最具破壞性的地方：正因為可以透過互助交換、人情脅迫，乃至於訴諸理想價值來壓低價格，因此在視覺藝術領域裡，人力成本總是最容易賺取彈性空間的預算類型。其結果便是我們始終學不會透過勞動條件與工資待遇的合理化，將各種專業人才留在視覺藝術領域裡，繼而塑造一個分工精細、人力充足的健全環境。
總而言之，以勞動交換為主的互助生產關係所帶來的內在傷害，或許比我們想像中的更多。因為它不僅姑息一種錯誤的預算思維與勞動條件認知，更掩蓋我們其實從未精進藝術資源管理技術的事實。歸根就底，正是相互剝削的鎖鍊網讓我們難以想像一種有效的實踐方法，一種藝術罷工，來暫時癱瘓這部瘋狂生產展演活動的巨大藝術機器。我認為，如何拆解它、抵抗它，將是批判藝術生產政治最為嚴峻的課題。因為，只要我們習慣優先保障「製作成本」而非「人力成本」，那麼我們永遠無法反向思考，看清事情的根源其實是「做與不做」的基本問題。或許大膽地說：在展演活動早已生產過剩的今天，那些充滿內在剝削、不能在人力成本上保有基本合理待遇的展演活動，不做也罷！「說不」便是我們積極抵抗的起點。
《藝術家》463期，2013.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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