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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與實驗：Carsten Höller的《蘇摩（S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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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王柏偉
在藝術與文化研究的領域中，「實驗」是繼語言、數學、影像三者之後最重要的研究對象，「實驗」這種媒介所關切的是「如何確立『可能性』的位置」。—Hartmut Böhme
1961年出生於比利時、現居於瑞典的藝術家卡斯登·赫勒（Carsten Höller）於去年底起於柏林漢堡車站當代美術館推出個展《蘇摩（Soma）》。現年五十歲的卡斯登·赫勒從1987年開始投入藝術這個領域，但是從出身來看，他曾經是個不折不扣的科學研究人員，於1985至1992年間，他在德國基爾（Kiel）大學攻讀演化生態學、植物病理學、與昆蟲嗅覺溝通研究，並獲得生物學博士學位。
《蘇摩》這個展既是一個作品，也是卡斯登·赫勒前此某些思考脈絡與作品的集合，自然科學式地說，這個實驗建立在之前的諸多實驗結果之上。從《蘇摩》展整體作為一個藝術作品的角度來說，卡斯登·赫勒的出發點是上個世紀植物學兼人類學家羅勃·高登·華森（Robert Gordon Wasson）對蘇摩這種具迷幻效果的蘑菇的研究之上。華森提出了一個假設，他認為聖誕老人駕著麋鹿在天空飛翔的這種民間信仰來自於一個具有三千年的印度吠陀詩歌傳統，在這個傳統中，婆羅門僧侶在儀式中飲用某種真菌類植物所提煉的汁液，藉由這種方式，「蘇摩」降臨並附身在僧侶身上，增強法力並主導儀式的進行。在現行的科學研究中尚未確定這種汁液是否真的由真菌類植物所提煉，還是諸如大麻之類的其他植物。華森認為，這樣一個當時盛行在印度與伊朗（在伊朗稱為「豪麻（Haoma）」）的傳統傳入西方基督教世界之後，與聖人形象結合，並創造出「聖誕老人」這個當今重要的流行文化象徵。對華森來說，聖誕老人的傳說之所以能夠歷久不衰的原因應該還有著外在環境的的支持，他從人種學的角度認為，在沒有任何大眾溝通媒介能夠記錄影像的漫長歷史中，不斷有人誤食毒菇，或是更為常見的，較輕微地只是被不小心吃了毒菇之麋鹿所排泄出來的尿液揮發氣體所影響，才可能讓「聖誕老人駕著麋鹿在天上飛」這樣的意象深植人心。卡斯登·赫勒想在華森這個假說的基礎上將「蘇摩對感知能力的影響」這個問題擴展到動物身上，觀察動物是否有可能因為飲用含蘇摩成份之麋鹿尿液而產生感知上的迷亂狀態，此外，卡斯登·赫勒還希望這些動物試驗能夠成為藥劑化的前身，如果實驗成功，或許有機會創造人類感知上新形態的迷幻經驗。
在展場設計上，卡斯登·赫勒將柏林漢堡車站當代美術館的大廳從中間分成兩半，讓這兩邊放養的麋鹿互不相通，其中某一邊麋鹿的飲食中摻雜少量蘇摩，另一邊的食物中則全無任何相關成份，透過這種方式來製造實驗上所必需的實驗組與對照組效果。這種兩邊全然對稱的空間同時擴及所有的實驗對象與實驗操作的過程，對象上包括金絲雀、老鼠與蒼蠅，操作程序上不管是尿液的收集還是相關食物的儲藏與處理，都必須清楚區分這樣一種空間上的象徵秩序。這樣一種象徵性的空間秩序甚至延伸到〈重蕈鐘（Double Mushroom Clock）〉這個部件，在這個作品中的五組蕈類雕塑伴隨著它們基點的顏色安排，都有著強烈的象徵意義，蕈類雕塑由一半毒菇一半的可食用菇類所組成，但是在雕塑立基的圓形旋轉台上的顏色分配卻以白色標示毒蕈的部份，而將黑色留予可食用菇類。每個蕈類雕塑都向外伸出一段冷杉木的樹枝，讓這全數是公鹿的實驗能夠透過摩擦冷杉木而滲出的樹液藉由鹿角皮膚進入血液之中，促發公鹿間的互鬥。值得注意的是，打破這二元對立實驗邏輯的，是升高至半空中的高床。這個一晚要價四萬多台幣的夜宿美術館計畫也是這個展覽的一部份，提供給具有國家美術館之友身分的人們登記，據稱供不應求。卡斯登·赫勒表示，所有的實驗（特別是生物實驗）都無法準確預測生物行為發生的時間點，所以作為一個科學家，只能夜宿實驗室以捕捉事件發生的那個片刻，就是在這樣的設想之下，他設計了這個〈升降床（Elevator Bed）〉。這個升高至空中的觀察者位置居高臨下，打破了自然科學實驗必須堅稱的實驗組與對照組這種分析邏輯，「觀察者」在某個被視為更高的層次上跨越並寄生在分析性邏輯的兩邊，成為整個實驗中通常只會視為消費者而被忽略的部份。卡斯登·赫勒對這個議題的持續性探索往往以「展示（展覽）空間設計」的方式呈現在我們的眼前，不管是在〈擺盪螺旋（Swinging Spiral，2010）〉還是在〈區分再區分（Divided Divided，2010）〉、〈展覽的展覽（Une Exposition À Marseille，2004）〉，或是這次也在《蘇摩》展中成為一個部件的〈擺盪曲線（Swinging Curve，2009）〉等這些作品中，我們都能發現卡斯登·赫勒嘗試將我們前面所謂的「科學性分析邏輯」在觀看效應上以數學上的「對數」區分原則來表示，換句話說，他以對數原則來創造空間，提供一種以等比級數來擴張或縮小的感知經驗。
如果回到創作脈絡來看，「迷幻效果」這種感官性經驗其實是卡斯登·赫勒長時間以來關切的重點之一。如果我們將（一）〈測試的場所（Test Site，2006）〉這件現藏於泰德美術館中、他最為著名的作品系列；（二）以及由諸多大大小小不同在視覺上具有強烈吸引力的旋轉木馬所組成的〈重力戰機（Gravitron，2006）〉、〈碰碰車（Bumper Cars，2006）〉、〈黑色小丑旋轉木馬（Black Clown Carrousel，2009）〉這個系列；（三）還有他在耶伊奧·克魯季科夫（Georgi Krutikov，1899-1958）這位極具創造力的俄國建築師的「飛行城市」構想中所提煉出來並落實的「藉旋轉來脫離重力」這個概念（也就是〈克魯季科夫的飛行城市（Krutikov´s Flying City）〉這個作品系列）並置；（四）甚至加上他的〈雙俱樂部（The Double Club，2008-9）〉這一類的娛樂空間設計，並置這四大系列讓我們可以清楚地辨識出卡斯登·赫勒對於「如何藉由物理性的外在條件來超越自身理性控制」這種身體經驗的開發與探討具有強烈的野心。不管是藉由迷幻藥物還是透過高速旋轉而達到的離心力經驗，或是透過在溜滑梯中旋轉下降而導致的暈眩感，其實都是一種我們當下娛樂社會習以為常的身體經驗，不過，與這種經驗的普遍性相背的弔詭是，我們的社會幾乎從來沒有想過要正面評價這一類的經驗，往往只是將這類的經驗以「只不過是種娛樂」的方式加以忽略。這樣一種忽略導致了一個影響深遠的問題，不管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甚至是在相應的技術支撐結構上，我們都預設了「穩定」與「平衡」才是常態，而法國哲學家貝爾納·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所指出的「失去方向感」這個當今全面且深度地滲透我們社會、且深刻地銘刻在我們身體經驗中的感知現象卻不斷地藏匿在陰影之中，並隨時伺機反噬，這也同時導致韓秉哲（Byung-Chul Han）所謂的「疲累社會（Müdigkeitsgesellschaft）」的出現。或許卡斯登·赫勒這些廣泛的探索能夠引發扭轉這樣一種局勢的契機，為「失去方向性」找到它在技術與感知上的支撐方案。
後設地來看，或許我們可以借用當今重要的法國科學史兼科學理論研究者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的書名「實驗室生活」來理解主導卡斯登·赫勒所有這些作品背後的思惟方式。科學性的分析思惟不僅只在實驗中被預設，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我們往往也預設了「客觀」、要求「提出證據」、找出「理論的實踐可能性」，而社會角色的分化也為了因應這樣的需求創造出大量的「顧問」、「分析師」與「治療師」，換句話說，我們的生活早就進入了「實驗室生活」的時代。如何觀察我們自身所處的時代？如何為這個科學的時代找出另外一種可能性？這樣的一些問題正是卡斯登·赫勒以藝術的方式所做的探問。
（全文刊載於《藝術家》雜誌2011年2月號）
相關連結：http://www.somainberli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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