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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聚生成的競爭模式：王鼎曄的《人-人：關係之於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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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王柏偉
儘管演算法和機制比較容易理解，但是從資訊處理的角度來看，最重要的層次是最頂層，也就是「計算」理論這一層。原因是構成知覺計算的本質更多地依賴於必須解決的計算問題，而不是解決這些問題所需的獨特硬體。或者可以這麼說：通過了解問題的本質來理解一種演算法比檢驗實現這種演算法的計算機制（和硬體）更容易。
─ 大衛‧瑪爾（David Marr）
今年七月二日至十月十日，國美館數位方舟的【糾結：數位時代的群聚生成】展覽中，師事克里斯提安‧塞利（Christian Sery），甫從德國德勒斯登造型藝術學院（HfbK Dresden）大師班畢業的王鼎曄展出了《人-人：關係之於生存》這件作品。
在展出的作品中，我們見到三個部分：兩個人的肖像、一個單頻錄像、與一組錄像中出現的競爭性麵包完食裝置。我們能夠從錄像中看到這整個作品操作過程的全貌，兩個人分別握住競爭性麵包完食裝置的兩端，同時間開始啃咬在自己這邊的麵包。在啃食的過程之中，由於兩人必須一同握住架著麵包的支撐工具，將麵包維持在自己嘴巴能夠對上的位置。所以，每個人一方面被對方所牽制住，無法全然自由地恣意移動競爭性麵包完食裝置，另一方面又必須找尋最有利的啃咬位置，以利自己將麵包吃完的時間早於對手。
對於這樣一個包含三個部件的作品，我們或許能夠提出一個類似於大衛‧瑪爾的理解方式。大衛‧瑪爾在《視覺（Vision）》這本神經計算理論的重要開山之作中指出，就資訊加工式的認知方案來說，我們最好能夠區分「計算」、「表示法與演算法」與「硬體實現方式」三個層次。換句話說，當我們嘗試著去理解某一些行為所構成的行為集合（也就是並非只是單一個反射性的行為）時，我們必須考慮（一）這些行為所共同指向的目標為何？（二）這個目標如何被描述，或者說，這個目標採取了甚麼樣的敘事方案？（三）甚麼樣的媒介（硬體）能夠實現這些行為敘事？就國美館數位方舟所展出的《人-人：關係之於生存》這件作品來說，（一）作品之中的諸多行為都指向藝術家所給予「生存」這個先驗目標，（二）表述這個先驗目標的敘事公式就是「藉由競爭性地吃完東西來獲取生存下來所必要的能量」，（三）藝術家將兩個重新組裝起來並相互連結腳踏車手把，疊加上一個非全然固定式的麵包架，利用這樣的硬體設備來實現「藉由競爭性地吃完東西來獲取生存下來所必要的能量」這個行為敘事。
正如同大衛‧瑪爾的神經計算理論所受到的批評：單純只是上述三個層次的模塊理論並無法說明「計算」這個層次上所設定的先驗目標為何具有普遍的效力，或換個方式問：目標的「先驗性」為何能夠用以說明不同個體間的諸多行為？如果單純只是用上面的三個層次來說明《人-人：關係之於生存》這個作品，那麼必然會招致「適用性」範圍為何的疑惑：我們都清楚，歷史上社會秩序或群聚關係的產生並非必然由兩個抽象性的個體間的互動而來。縱使不考慮埃及、印度或中國這些古文明從來也沒有抽象個體這種概念，在當前所謂西方個體主義的社會中，也有著強大的社群主義浪潮，主張社群與文化在社會秩序的茁生上，先於抽象個體的生成。為了彌補這樣的理論漏洞，生物學家斯蒂芬‧顧爾德（Steven Gould）與理查德‧列萬廷（Richard Lewontin）提出了「演化不具特定方向性」的論點，換句話說，演化不是進步，不是被設計來朝向特定（完美）目標的完成。為了確定某個器官或某種行為集合的存在狀態，我們必須以演化的方式在歷史斷代中考慮不同的系統性功能，考慮不同行為集合的時間斷層。以《人-人：關係之於生存》這個作品來說，兩個抽象個體間的競爭關係是一種西方現代時期的構想，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社會契約論》可說是這種構想的社會最經典的表達，而笛卡爾（René Descartes）的《論人》這是這種抽象個體首次的全面表述。只有當我們能夠忽略兩個個體的出身背景、年齡、性別、教育程度、社經地位這些可能附加在個體身上的變項的時候，我們才可能思考一種在平等的抽象個體間所產生的互動關係。
當我們更為小心的關注藝術家給我們的提示，注意到「人-人」的英文翻譯以「One-One」的方式來給出敘事之基本預設的時候，我們發現，《人-人：關係之於生存》這個作品絕不是打算重提或再現現代時期的社會秩序構想，相反地，是指向這個現代時期社會秩序想像的幻滅。One-One這種翻譯如果不是錯認或誤譯，那非常可能地就是借用了馬丁‧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對於「常人」的理解，對海德格來說，所謂的「常人」就是那些淹沒在忙碌的日常生活中的個體，這些個體從未思及「本真性（authenticity）」問題，因而也從未達及反思性主體的範疇，以笛卡爾的方式來說，就是還未成為一個「主體」。從媒介史的角度來看，這種對「常人」的思考必須放在文字與印刷術兩者結盟的象徵體制大幅失去其效力、大眾傳播媒介極大幅度地擴張期範圍的時代才能夠理解。
如果我們上述的考慮不完全沒有道理，那我們就必須反過頭來思考那兩張肖像所代表的意涵：這兩張肖像所佔有的理論位置難道還位在肖像畫的傳統軌道上嗎？難道還處於攝影術剛出現之時的靈魂攝影的軌道上嗎？難道還位在社會寫實的軌道上嗎？如果我們願意從藝術家刻意凸顯畫面中人物嘴上的麵包碎屑這件小事來思考的話，「瞬間的紀錄性機制」成了一件我們無法忽略的要求，換句話說，「同步性」成了這個媒介史時期潛在的時代精神：對某個行為集合的眾多參與者來說，只有那些在時間面向上能夠被宣稱是「同步」的事件，才是具有效力的事件。
在這種媒介史背景下，如果我們回頭思考社會秩序與群聚性的生成機制為何這個問題，我們大概也就無法繼續採取現代時期的立場，將社會中視為異端的份子排除到監獄或醫院的位置上去，讓他者成為永恆的、系統外的他者。相反地，我們或許必須像《人-人：關係之於生存》這個作品所思考的，將其他個體視為一個在自己系統之內的黑盒子，為這些黑盒子不確定的那些行為留下可能的迴旋空間。這樣一種系統內他者的形象，全然不同於外在於系統的他者形象，系統內的他者是系統必要的組成要素，也是系統得以成立的前提。或許只有這種既考慮同步性又將否定性引入自身之中的系統（社會）能夠面對大眾媒介時代的群聚性需求。
（全文刊載於《藝術家》雜誌2011年9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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