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柏偉
Wang Po-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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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現代的觀察者情境:王鼎曄的【分身術︰夢遊者】
 
文 / 王柏偉

古典的現代把它的期望之實現挪到未來,並因此以未來的「尚未」來減輕社會自我觀察與自我描述的所有問題,相對於此,關於後現代的論述則是一個沒有未來的論述。—Niklas Luhmann

對我們來說,王鼎曄的【分身術:夢遊者】這個作品追尋的是的我們這個時代的觀察者情境這個問題。

我們的時代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這個時代的觀察者是一個怎麼樣的觀察者? 或許有人會如同Bruno Latour一樣,在(古典式)現代的意義下地宣稱「我們從未進入現代」[1],或許有人會像Fredric Jameson一樣,以經濟系統的邏輯,宣稱晚期資本主義時代就是後現代,並指稱這個後現代的特質就是「拼貼」。[2]就像我們上面的引文,Niklas Luhmann清楚地指出了「古典的現代」與「後現代」這樣兩種立場乃是將屬於意義的事物與社會面向上的問題移置到時間面向上來,讓(古典現代的)「尚未」與(後現代的)「永恆的當下」成為解決問題的方案。

不過,如果我們像【分身術︰夢遊者】這個作品一樣,將問題維持在觀察者的角度上,而不採取古典現代或後現代的立場而逃遁到時間面向的解決方案上去,那我們可能會有什麼樣的替代選項呢?或著換個方式,我們可以這樣問:一個既非(古典的)現代、亦非後現代的時代是怎麼樣的時代?就此,【分身術:夢遊者】這個作品或許給了我們一個可能的形式。

夢遊者面對的世界是個怎麼樣的世界?王鼎曄以「在虛實之間夢遊」這樣一個公式回答了這個問題。每個當下的世界都是介於虛實之間的世界,就像在作品與論述中所提到的,每個當下的世界都是夢的世界,都是個在空間上扭曲、而時間上的過往早已過去、未來卻永遠不會到來的世界。Hans Belting給了這樣一個具現代性的宇宙一個弔軌的名字:「渾沌宇宙(Chaosmos)」[3] ,從字源學上來看,從古希臘開始,我們可以在Heraclit那裡發現Cosmos與Logos是表示「整體(wholeness)」兩個不可分離的部分。在羅馬人那裡首先引入了mundus(也就是cosmos)來表示天的裝飾物(adornment),繼而使用mundus來表示普世(universe),如果我們同時將「裝飾物」與「世界(world)」都視為mundus這個概念的兩個意義,那麼我們可以發現羅馬人在此引入了「純淨(purity)」這個概念。當然我們可以將「world」與「adornment」視為同一個字,並把它們都歸入古希臘人Cosmos這個字底下。不過,對古希臘人來說,adornment其實更接近秩序的意思,是在Heraclit那裡才轉移了這個語意的內涵,將adornment視為是更開放的領域,因為做為秩序的元素必須要是超驗的,因為Heraclit在其中看到了人類的意念(intention)。現代時期,Newton以機械與重力式軌道的概念開展了歐幾里德空間,只有等到Gauss與Riemann,空間與時間才成為變量,不僅時空影響事物,事物也影響時空,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或許可以用斯多葛學派關於秩序產生於混沌(chaos)的想法來表示,因此,對於Hans Belting來說,「混沌宇宙」這個概念一方面表示人必然面對被拋擲在世的偶然狀態,另一方面這只是我們所擁有的秩序的一個預設性的隱喻,換句話說,人的自由總是有限制的自由,人所面對到的偶然性總也是被組織過了的偶然性。【分身術:夢遊者】這個作品論述中所提到的「當代現象」的特徵就是:沒有無限制的自由,更沒有漫無邊界的偶然性。

只有在這樣的意義下,我們才能理解【分身術:夢遊者】這個作品為什麼還有另一個並行的軸線:分身術。就像這個作品所企圖點出的,在這個不確定的時代,或者用Hans Belting的術語來說,面對這個「渾沌宇宙」,我們必須擁有分身術。如果我們暫且放下分身術背後所可能具有的東亞社會結構的歷史性支撐,專注於這個作品所指出的問題及其所提議的問題解決形式,那我們就處於「觀察者」這個理論位置上了。對於「觀察者」這個問題, Peter Weibel從數學的角度出發,做過簡短卻清楚的歷史耙梳,[4]Peter Weibel指出,不管是由Kurt Gödel的不完備定理,或是Gregory Chaitin由複雜性的角度所提出的不確定命題,我們都可以得知古典物理學的透明性(Transparenz)與理性(Ratio)之夢是為了解決「觀察者」這個問題而想像出來的。當然我們可以把想像一個系統所在的外在脈絡,不過根據Lacan,我們並不總是能夠做出一個區分,所以,做為內在的觀察者必須為「他者」留下一個系統的內在觀察者自身無法佔有的空間。他者(外在的觀察者、脈絡)決定了符號鍊之意義的有無,脈絡(依存)性因而就是觀察者的相對性。Michel Foucault指出了現代時期的「全景敞視」神話是立基於透過暴力(Gewalt)(與權力(Macht))所製造出的內在與外在觀察者的區分這個幻象之上。在這個意義上,認為一個觀察者只是內在於系統的觀察者,就跟認為他只是外在於系統的觀察者一樣,是個古典時期Aristoteles式的幻象,世界必然是「相對於觀察者而言是客觀的(beobachterobjektiv)」,世界不可避免地會被觀察者所扭曲,「觀察者的相對性」與「世界相對於觀察者的客觀性」這兩者的發現讓我們能在觀察者問題上從現代的「不透明性(Opakheit)」過渡到後現代的「可見性的多變領域(variable Zonen der Visibilität)」。也就是透過觀察概念的轉變,藝術從現代時期注重符號的象徵性與聖像式(ikonisch)的意涵轉而在後現代時期注意符號的「指示性(Indexikalität)」,就像Duchamp面對【Ready Mades】時的宣稱:「我不是我,我只是佔據了另一個位置。」王鼎曄的【分身術】這個系列的作品同樣的也位於這樣一個理論的位置上,他透過既同一卻又重影這樣一個「同一/多樣」的弔詭形式來繞過西方式主體性與透視點兩者相互交疊碰撞所褶曲而成的地層,來到Jonathan Crary在《觀察者的技術:論十九世紀的視覺與現代性》[5]中透過對觀看技術的歷史性分析所點出的:暗箱式超驗視覺體制的瓦解與新式視覺主體位置的所在,對Niklas Luhmann來說,這是一個因為社會分化出科學系統才能提供的溝通位置。[6]

對我們來說更為重要的是,這個建立在「渾沌宇宙/擁有分身術的觀察者」區分之上的兩面形式所具有的理論意義。這個被用「弔詭的黑色幽默」加以名之的立場是個截然不同於大多數「後-學(後現代、後結構、後資本主義、後工業社會…等等)」的後設立場所辛苦推出的邏輯。大多「後-學」往往單純地只是採取溝通與觀察上的後設立場,卻並未重新思考「世界(宇宙)」的結構性特徵,以致於要不是以意識形態分析這種一般所採取的方式,讓自身維持在「上帝之眼」的超驗位置上,就是將時間給神祕化,拋棄自身的所擁有的選擇可能性,並宣稱所有的一切早已被「結構」所決定。從文化史的角度來加以考察,「渾沌宇宙/擁有分身術的觀察者」這樣一種理論立場雖然在人文社會科學中屬於邊緣性的位置,只有諸如Niklas Luhmann的系統論、Friedrich Kittler的媒介理論、Dirk Baecker的形式理論這樣一些理論上的同道,但是如果我們放大範圍來看,從Andrey Markov在十九世紀末提出「馬可夫鏈」這個公式開始,直到1940年代Norbert Wiener提出模控論(cybernetics)為止,整個數學與自然科學的領域所關注的焦點,幾乎可以說就是「渾沌宇宙/觀察者位置」這樣一個問題,模控論的出現為這樣的問題所提出的解決方案,也就是「觀察者在不同系統(渾沌宇宙)中佔據著不同的觀察位置」這樣一個命題,而這也是我們在【分身術:夢遊者】這個作品中所發現到的立場。我們或許可以大膽地說,這就是屬於我們「當代人」(而非「現代人」)的命運,[7]是所有號稱是資訊時代的理論所必須繼續探究與開展的位置。

(全文刊載於國藝會藝評台2010/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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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runo Latour,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tr. by Catherine Port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 USA, 1993.
[2] 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3] Hans Belting, Monte Carlo Method: Towards an Archaeology of Chance, Monte Carlo Method, München: Schirmer/Mosel, 2007, p. 19-27.
[4] Peter Weibel, Index, Kontext, Digitalität, Art & Language & Luhmann, Institut für soziale Gegenwartfragen, Freiburg i. Br.; Kunstraum Wien (ed.) , Passagen: Wien, 1997, S. 191-214.
[5] Jonathan Crary,觀察者的技術,台北:行人,2007,頁3-45。
[6] Niklas Luhmann, Die Wissenschaft der Gesellschaft, Frankfurk a.M.: Suhrkamp, 1991, p. 68-121.
[7] 也因此,Friedrich Kittler主張一種從媒介角度而來的「當代考古學(Archäologie der Gegenw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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