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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虛實感到認知框架－Guillaume Bijl的時空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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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王柏偉
柏林COMA藝廊自1月24日到3月7日展出比利時觀念藝術家吉約姆•拜爾（Guillaume Bijl）的八件作品，這八件作品涵蓋了他藝術生涯至今透過藝術創作來反思日常生活的許多面向。
吉約姆•拜爾於1946年出生於比利時安特衛普，在安特衛普與德國明斯特都有工作室。他曾於參與威尼斯雙年展、德國卡塞爾第九屆文件展的展出，不過真的讓他在國際上聲譽鵲起並佔有一席之地的，是在1996年於安特衛普當代美術館（Museum van Hedendaagse Kunst Antwerpern）的展出，他並此被歸入場域特定藝術(Site-specific art)的一員，在2005年，他獲得德國Wuppertal城文化大賞。
吉約姆•拜爾早期的作品受到超現實主義的影響，專注於虛實感之間的的轉換。在生涯早期，他構思了一系列命名為Treatments系列的作品，企圖透過藝術作品創造微型的生活場景，諸如教堂、軍隊、性愛、精神醫學、教育現場、以及諸多不同職業的勞動者身處的情境，藉此讓觀眾能夠抽離自己所熟知的生活脈絡，進入他人所處的情境中，這個系列的創作計畫雖然並未實現，但是卻構成吉約姆•拜爾迄今諸多作品的原型，他曾經在1979年寫過一本小冊子，虛構了某個聚焦於事物效用的政府，因為藝術無法發揮任何對現實世界有用的功效，企圖全面罷黜並殲滅藝術，相對於此，吉約姆•拜爾開始藉由「轉換性的裝置作品（Transformation Installations）」這個系列執行藝術對現實的介入，在「藝廊構成物件」這個作品中我們能夠發現吉約姆•拜爾企圖在藝廊這個對他來說是「非現實」的空間中置入現成物，在這裡我們看得出來他雖然承接了杜象的想法，卻翻轉了杜象的作法，吉約姆•拜爾透過現成物在日常生活中的固著特性去轉移整個情境脈絡，對他來說，同時間結合現實的現成物與非現實的展覽空間這樣一種手法將觀察者內在地推向一種無法確定自身所處空間為何的劇場情境，進而促成藝術品的欣賞者將自身觀察所處的空間脈絡給問題化。
相對於「轉換性的裝置作品」從內部挑釁進入展覽空間的觀察者這樣一種企圖，「情境性裝置作品（Situation Installations）」這個系列的野心更大，吉約姆•拜爾不滿於只被限制在展覽空間之內，他認為藝術具有更強大的力量，這種潛力必須被放到日常生活情境之中才能夠更全面性地引爆議題，我們可以說，他在這個系列中操作的是藝術對日常生活的介入，正如「流行精品店」這個作品一樣，他想要撩撥的，是那些路過的民眾與觀光客。在一般的情況下，我們很可能會匆匆走過，並因而忽略位於Leipziger大街與Charlotten大街交叉口有一個藝術作品。吉約姆•拜爾考慮到COMA藝廊所處的周遭環境是柏林市觀光客最密集的精品區之一，所以他在藝廊面對兩條大街的交叉口的落地窗內安放了三個身著不同特色服裝且姿態各異的模特兒，將整個落地窗內視野可及的展覽空間佈置成與一般精品店雷同的展示窗，唯一被安排來破解密碼的提示就在於窗前的那個「喜馬拉雅工廠製造」的牌子，只有當過往的行人被精美的服飾與展示空間所吸引而駐足，並因此開始探問出品廠商的時候，吉約姆•拜爾的作品才算達到他所預期的效果。這對吉約姆•拜爾來說，是個雙重的挑戰，他必須一方面在真實性上與一般日常生活的脈絡一致，也就是在手法上必須能夠精緻到能夠作品周圍的環境競爭，在這個作品中就意味著他所展示的服裝與擺設必須更勝於周邊精品店的的設計，另一方面，他所安排的線索必須能夠明顯地指示那些被這個作品所吸引行人去完成這是一件藝術作品的認識。這種努力的困難度，吉約姆•拜爾也在藝廊的展示空間內部透過同一個系列的另一個作品「Foire du Tapis」來加以呈現。吉約姆•拜爾指出，他希望透過系列的作品對現實做一種非現實性的介入，不止是希望更全面地將觀察脈絡的議題化，還希望指出，視覺感知的明證性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已經根深蒂固，除非藝術家能夠做出比現實還更現實的作品，否則不足以撼動現實世界中視覺帝國的慣性統治。
在從事「轉換性裝置作品」與「情境性裝置作品」的時候，吉約姆•拜爾慢慢地注意到他作品中的各個元素間的相互關係，他發現這些原本屬於日常生活中不同場景的物件一旦被他抽離原來的時空脈絡，轉而重新與其他物件重新整合成在一個作品中的同時，這個物件就被賦予了一個新的身份，或說，展開了一個新的生命，從1983年起，由於意識到這個現象，他開始將一系列的作品命名為「被發現物件的構成（Compositions Trouvées）」，他甚至認為，他所有的作品都可以以這個名字來重新加以命名，在COMA藝廊所展示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發現吉約姆•拜爾這個時期的作品著重在凸顯我們日常生活中與我們同時存在的不同物件自身所可能具有的歷史性，這些眾多的石膏像可能散佈在我們家居生活中的任一角落，屋簷、書桌、花園、、壁爐、陽台…等等，不過如果我們仔細地思考這些物件之所以進入歷史的機遇，埃及豔后半身像、古希臘雕像、拿破崙胸像、肢體仿作、撐住屋簷的怪獸、浮雕上的葡萄，圍繞在我們生活中的這一切彷彿都已經失去它們原有的生命，靜靜地成為我們環境的一部份，對吉約姆•拜爾而言，這些作品是他對於我們靜物般生活所做的考古學研究。
經過這十年間的發展，大約是在1987年前後，吉約姆•拜爾開始發現他所關切的雖然是虛實之間相互的介入可能性，卻無論如何逃脫不了時間對意義面向的支配，他開始懷著一種既覺得荒謬又覺得抱歉的心情，將他的作品系列稱為「Sorry Works」，就像這次展出的兩件Sorries作品一樣，他認識到他前此所堅持的現實與非現實的區分，堅持對事物所做的時間考古學都不過是建立在某個「現實」的預設上，這樣一種現實，對這個時期的他而言，其實都是「非現實」，在這個意義上，吉約姆•拜爾的拼貼式雕塑作品開始以一種紀念性的姿態為自己過去的種種挪用作贖罪式的懺悔，甚至弔念博物館這種大眾集體性的挪用。
直到1998年，這種懺悔式的心態開始轉變成為更為強烈的抗議行為，吉約姆•拜爾開始以「文化式觀光（Cultural Tourism）」來命名接下來的系列作品，吉約姆•拜爾開始從容地出入時間之中，透過不同的作品來對消費性的觀光提出他最嚴正的異議，在COMA藝廊中，不管是由許多幻想式的頭像所組成的人偶收藏，還是更尖銳的「時鐘」這個作品，都被他認為是一種自稱文明的生物對其他物種與生活在其他時空片段中的人類的某種濫用，這種「文化式的觀光」單純就是一種用完即丟的消費行為，它所帶來的唯一可能性就是加速這些生活方式不再具有任何時空上的厚度與堅實感，這種自認為是文明的認知框架並未意識到自身的支配性，對吉約姆•拜爾來說，這樣一種認知方式直接導致帝國主義與恐怖主義式的互動結構。
整體而言，這次COMA藝廊的吉約姆•拜爾作品展可說為吉約姆•拜爾截至目前為止在創作上的心路歷程做了頗為整體性的展現，也對吉約姆•拜爾自身的創作之路提出了下一步何去何從的問題。
（全文刊載於《藝術家》雜誌2009年3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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