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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被實現的現代性：景美人權園區事件與「政治敏感度」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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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王柏偉
國家機器裡，有誰是懂藝術的？—駱麗真
藝術家的詮釋幾乎沒有「誤會」的空間。—黃長玲
藝術家創作作品時需要有政治敏感度嗎？
景美人權園區事件發端於文建會於景美人權園區的標案。本來因人權問題而用來軟禁戒嚴時期軍情局局長汪希苓的位址，經文建會以「人權」的方式轉化之後，開「公共藝術」的標案希望能夠吸引人潮並轉化原始空間的拘束性。
這樣一個或許立意良善的政策，在漢寶德所謂「政治敏感度不足」的行政人員與藝術家的共同作用之下，演變成陳嘉君以政治受難者的身分指摘藝術家游文富的作品變相榮耀政治迫害者，陳嘉君同時採取破壞藝術作品的立場以表示抗議，這個做法隨即引起軒然大波，在藝術家方面，除了以視盟為首對陳嘉君強烈表達不滿之外，還直指主管機關文建會未能善盡保護藝術領域自主性之責，相對於此，從政治角度而來的討論則通常以「沒有客觀的藝術」來譴責藝術家在道德感上的失職。這樣兩種立場，正如我們的引言所示，視覺藝術協會理事長駱麗真與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黃長玲分據光譜的兩端，視盟理事長駱麗真強烈質疑政治人物未曾從藝術出發來思考問題，而黃長玲副教授則認為藝術家游文富的作品確實很難讓人懷疑它沒有榮耀汪希苓的意圖。文建會主委盛治仁在一月二十八日站在主管機關的立場，認為藝術家、政治受難者與文建會在這個事件中是個三輸的局面。
這裡讓我們感興趣的問題是：文建會輸了什麼？
對我們來說，問題不在於在規範上判定藝術家與政治受難者這光譜的哪一邊才是正確的（我們認為，這兩邊「在事實上」都是有道理的，而且並沒有哪一邊能夠宣稱握有最終的真理性與正確性），相反地，問題出在「政治敏感度」上。作為政治受難者的陳嘉君「很有政治敏感度地」採取直接破壞作品這種政治行動的方式，來回應他認為是國家政治機關美化汪希苓的政治行為，以暴制暴的行動方式讓他輸了操作象徵政治的可能性力道。文建會主委「很有政治敏感度地」指出連文建會都輸了（但同時盛治仁主委卻「很有政治敏感度地」也忘了告訴我們，上位主管機關到底輸了什麼）。唯一沒有政治敏感性的藝術家輸了唯一能代表他自身的作品。
我們或許必須注意到，「文建會」恰好就不是「藝術圈」，這導致有件事不能夠被忽略：藝術可以全然無涉於政治、政治可以全然無視藝術。只有先注意到藝術與政治兩者間可以有著彼此不相往來的可能性（這是大多數藝術工作者的日常經驗），我們才能繼而注意到這次的景美人權園區事件的引爆點，就在於政治系統企圖在社會層面上（「文化」）將藝術納入自身的調控的時候，對藝術系統所採取的觀察角度問題。
我們可以說，文建會與藝術圈兩造迄今的爭議點，就發生在文建會將自身定位為政治機關而非行政機關這樣一件事上。自認作為政治機關的文建會必須負擔「發揮政治影響力來獲取選票」的功能，因為我們知道，一個無法被解決、並持續延燒的衝突性議題很可能會被社會大眾歸咎為主管機關的無能，同時造成選票流失的狀況，或許也就是在這個意義上，文建會主委盛治仁會主張：文建會也輸了。對藝術圈來說，文建會應該首先以藝術自身的邏輯來思考，換句話說，只有首先保障了藝術作品、藝術家、與藝術的自主性，才有可能談到藝術對經濟的效益、藝術對政治的反饋…等等這些副產物，也就是說，恰恰只有不需要首先考慮「政治敏感性」的藝術家與藝術圈，才有可能生產出具有政治敏感性、增益我們對世界認識的作品，在藝術圈的這種理解下，文建會應該首先是一個藝術行政機關，而不是一個政治機關。藝術圈這種藝術自主性的認識是一種現代時期所確立下來的，對功能分化社會的認識。
藝術與政治這兩個系統在現代時期分別確立了自己的自主性同時，還發展出「公共藝術」這種相互激擾的結構耦合。然而，在這次的事件中，我們發現文建會並未真的按照原本的標案，在陳嘉君事件發生時，將游文富的作品以「公共藝術作品」的方式來對待，相反地，是以「政治事件」的方式來處理這個爭議，並且在作為不足的情況下將藝術家與藝術作品推上政治性火線。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認為文建會的確有失職之處，被它輸掉的，不只是藝術圈好不容易透過擺脫掉政治控制而來的創作自主性，還輸掉了我們或許好不容易才實現的、功能分化意義下的現代性。
（全文首發於國藝會藝評台）
相關連結： 〈人權與藝術之爭？政府是最大兇手〉 HYPERLINK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49265"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49265
漢寶德，〈景美人權文化園區展示的爭議〉，位於： HYPERLINK "http://www.npf.org.tw/post/1/7066" http://www.npf.org.tw/post/1/7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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